三、历史负担的清理与左翼精神的显影
强调光复前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源于殖民宗主国日本的“皇民化教育”，是它所宣扬的效忠意识所生产的反面，这自然也符合实际，毕竟整个亚洲的左翼思想传播都曾有过借道日本的史实，但就台湾而言，却又并非事实的全部。实际上，即便“皇民化教育”造就的殖民统治的不满者和反对者，他们虽则因种种屈辱的记忆而衍生和强化了中国想象和认同，但思想来源和观念体系却也复杂多元，这其中既有发生在大陆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左翼运动、“革命文学”等思想养分，也有来自于殖民体系内部的民主意识、人道观念乃至社会主义理念。各种思想杂糅的抵抗主义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少派系，但大体上可以将他们归入左或右的阵营，这阵营的划分原本就掺杂国共意识形态竞争的因素，而台湾光复后大陆上国共内战的新情势，则更进一步地介入其中。随着国民党政府败退迁台，宛若惊弓之鸟的他们于是将肃清岛内左翼思想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日据时期的抵抗主义于是也被简化和归类。陈映真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既然“根源在于对日本统治的抵抗”却何以遭遇压制时，仍闪烁其辞地将国民党的“过激”反应用民间俗语表述为“一朝被蛇咬，见了草绳也惊叫”，而回避了这中间多重的意识形态纠结[21]。这是很可理解的，毕竟当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抗日”的政治正确性虽给台湾文学界发现和阐释“台湾小说中的日本记忆”[22]提供了便利，但在两蒋统治台湾的戒严时期，台湾历史研究或相关文学书写受到普遍限制，只能是属于国民党和台湾民族运动中右派的抗日活动才得到允许[23]。比如叶石涛的《狱中记》中的男主人公李淳，也曾像《故乡》的“哥哥”一样日本学医，但怀抱着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回到台湾参与抗日活动的他，就被补充了一段潜往重庆受训的经历[24]。日据时期的抵抗运动，在台湾光复后的书写中被贴上重庆的标签才是安全的，而由此，也就不难明白陈映真何以在60年代“密教”式小说创作中，一方面将光复前后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限定在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而回避了其与大陆红色革命所可能存在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又极力隐藏其阶级革命成分，而将笔触更多转向他们及其精神传人的忧悒、感伤、无力、虚无乃至颓废的内在创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被赵刚当作“原型人物”，以为可在他身上看到“多年后高东茂（《铃珰花》）、蔡千惠（《山路》）、赵庆云、宋蓉萱（《赵南栋》），甚至是林标老人（《忠孝公园》）等人的部分身影与面容”。据此，赵刚认为《乡村的教师》“远远不是一个噤声的左翼青年夹缠在青春期的性苦闷与基督教罪感中的‘表现主义’叙事，而是在一种非常冷静的衔枚而行的状态下的写作，书写一个禁忌人物的禁忌传记”[25]。因为这样一种禁忌性的存在，吴锦翔在日据时期的抵抗色彩被加以正面强调，并将这一抵抗色彩与他的被征调到南洋的经历建立了一种因果的联系。他从南洋归来后的改革热情，也被当作“战争以前热情的苏醒”而得到较为详尽的描述，但对于他何以因一个学生的参军而触动南洋战场上的“吃人”回忆并由此而陷入消沉终至于自杀却语焉不详。陈映真在1975年曾强调自己所为“市镇小知识分子”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感伤主义”色彩，吴锦翔的自杀也被他归入“自伤自怜”的人物系列[26]，而众多论者也从这里出发，致力于寻找“自伤自怜”的时代政治因素。洪铭水就曾指出在“弥漫台湾的令人窒息与绝望的氛围”中，“吴锦翔的自杀毋宁是一种绝望的具体声明”[27]，而不能像赵刚那样，发现并论证了这其中所隐藏的“无法实现的现实主义”[28]。所以，如果说《乡村的教师》是陈映真面对不可言说的历史时不得已而采用了象征主义的编码技术，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在直面“白色的五十年代初叶”[29]那一段“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30]时，《铃珰花》中的高东茂就与吴锦翔大为不同：他在日据时期的对日本的反抗性隐而不彰，我们单知道他曾充任台籍日本兵被征调到大陆，并于归来后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这样以来，虽然日据时期的殖民印记在两个孩童的视野里随处可见，但高东茂的左翼革命思想的来源，却与他作为台籍日本兵的大陆经历联系起来。在写于90年代的《后街》一文中，陈映真坦承吴锦翔和高东茂来自同一个真实人物原型：“那年秋天，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而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摔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31]。吴锦翔的“自杀”不但成了不得已的“曲笔”，而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抵抗记忆，也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隐晦其大陆来源的“障眼法”。
我们知道，在《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源于日据时期的抵抗记忆在光复后仅被陈映真处理成了改革热情，而对于其改革的性质却讳莫如深，但在《山路》中，却直截了当地赋予左翼理想主义的色彩。从报上得知当年的未婚夫黄贞柏作为“战乱犯”坐了30年大牢而被释放的时候，蔡千惠受了极大的刺激而突然改口说“日本话”，并在留下来的遗书中用日据时期的日语将现实中对革命理想的背弃深自愧悔了一番。众多的评论纷纷将重点放在了“对共产运动的深刻反省”[32]、“理想失落后的幻灭”（“像爬一段山路之后，突然一脚落空摔了下来”[33]）、“伤悼殉道者的浪漫激情”[34]，而陈映真自己也大体认同钱江潮的判断，将其视为“来自那一时代历史巨大悲剧的回应”[35]。然而这些解读却普遍忽视了说“日本话”和用过时的日文写信的这一细节，或是陈映真第一次将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与左翼革命思想明确联系在一起的叙述，而不是像在《故乡》里，用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箱箱的书”作出掩饰了。从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看，这可能与小说中所提及的“高雄事件以后，人似乎不再忌怕政治犯”有关，而从小说的叙述时间看，陈映真在1984年小说集《山路》序言中，则提及他之所以“对于台湾历史的五十年代初叶，提出了反省的思索”，正是“近年来台湾在言论表达上相对性的自由化”促成的。正因此，小说借李国木的回忆激活了一段“日本时代台湾的工人运动家”用闽南语三字歌仔“教育工人和农人反对日本人”的历史，并将兄长李国坤等“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36]尝试“改写原来的《三字集》”[37]的情况，在思想来源上与日据时的工人运动关联起来。
但就在写作《山路》的1983年，白色恐怖的阴影仍然存在。正因此，吕正惠认为《山路》 连同他此前不久发表的《铃珰花》比之四年后的《赵南栋》，都不免有些闪烁其辞的地方[38]。很大程度上，小说中李国木一再拒绝向医生坦言“大嫂”蔡千惠近来所受的刺激，以帮助寻求其的病因，也在隐喻层面上暗示了“反共肃杀”的阴影，并没有随着黄贞柏等政治犯特赦而消除，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国木不但不能理解蔡千惠的理想、赎罪及牺牲，而且还成了她“终于在医学上所无法解释的缓慢的衰竭中死去”的帮凶：虽然他与她共享了日语的交流，但这一殖民地印记在他那里却只是衰减为惨痛的过往、兄嫂的亲情、历史的逃避和犬儒的生存了。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当蔡千惠去世之后，李国木在她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写给黄贞柏的信时，叙述人特别交代，这是用一种“与他在大学中学会的日语不同的、典雅的日文写成的”[39]，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两种日文或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殖民地记忆，一个是跟日据时期的左翼的抵抗主义及其惨痛的历史相关联，而另一个，则映射了台湾战后分断体制下深受跨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物质主义。既然蔡千惠所代表的左翼理想遭遇幻灭，那么李国木掩卷后的涕泪，或代表他在知晓兄嫂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遭遇的惨痛及其历史的曲折后所深味的震惊、感动、愧悔，但他此后于静默中投向“放大了的相片中的大哥”的目光是否领会了其“瞭望着远方”的意涵呢？
陈映真曾在谈及《山路》系列的创作缘由时回顾了七年的牢狱生活，在其中，他认为自己有幸“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经由他们“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4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李国木借助书信的阅读而了解到他兄长及其战友的历史具有同构关系的。陈映真因这会见而立意在“历史的废墟”之上重构那些被暴力和谎言压抑的死难者的历史，但他却难以寄望于物质主义时代的李国木因这样的阅读涌动起接续左翼革命理想的热情了。我们单从“远方”这虚浮的能指来看，它在革命的乌托邦幻象外，可能更应转换为时空上的两个向度，一个是“白色的五十年代初叶”的“历史的废墟”，它让李国木们在1980年代的物质主义语境中“突然面对了一个被掩埋三十多年的生命世界”；[41]另一个，则是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所呈现的跨国资本主义制约下的台湾消费社会，在其中，尽管陈映真不无“虚妄”[42]地期待年轻一代像詹奕宏一般搭乘“夜行货车”回归乡土，但事实上却是更多的人转向欲望都会，并将梦想投射到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就第一个面向来说，陈映真在寓言化的早期小说里构建了一个断裂的世界，在其中，有关大陆原乡的革命想象被隐藏起来，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抵抗记忆于是被广泛征用，但政治高压和高远理想几乎没有勾连的可能，所以虚无主义构成了最为普遍的色调。就第二个面向来说，惨痛的左翼知识分子殉难的历史虽得到正视，但跨国资本主义的尘嚣却遮蔽了人们的目光，殖民地抵抗记忆也失去征用价值，所以，一度为陈映真所忽视的殖民地臣服意识及其当代变体，就成为他极力批判的对象，然而物质主义及其服膺的全球差序格局，却令这样的批判变得不切实际起来。
四、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陈映真有关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的书写，是充满隐喻色彩的。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陈映真曾在《台湾内部的日本》一文中对台湾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殖民地臣服意识表达了深刻的隐忧[43]，但作为一个思想型作家，他在早期的小说书写中却尽力发掘日据时期微若星火的抵抗记忆。一方面，这可能跟他的阶级意识有关，他所不满的只是政治强权，所以，他笔下的左翼知识分子，普遍对于底层民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关爱，并试图以此转移他们在权力结构中遭遇的压抑、挫败及由此引发的虚无。另一方面，因为两岸分断体制的形成，陈映真虽清楚地知道在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中，大陆红色革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却他不得不采取回避的策略。然而这种“密教”式写作1965年前后已出现些微变化。例如发表于这一年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陈映真就对魏医生及其同道对于日本的臣服心态给予了严苛批评。重大的变化发生在陈映真的《山路》系列，在其中，台湾左翼知识分子革命想象的大陆来源得到了正面表现，但此后着力于历史负担清理和跨国资本主义批判的陈映真，不得不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从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抵抗记忆中询唤出跨国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叛逆者。在《赵南栋》中，宋蓉萱狱中所生儿子作为革命“遗腹子”，就受到现实环境的污染而堕落为十足的“官能主义者”[44]，而在《云》中，张维杰虽有一个从前委身日本殖民地官僚体系的父亲，但他却脱离跨国公司自主创业。然而，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张维杰却不得不在跨国资本夹缝中求生，所以，他在最后用英文给一位日本奸商写了封回绝信[45]，其义正辞严确乎大快人心，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行为的象征价值却可能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在这里，陈映真对于日据时期殖民地经验征用，重心似乎已经从左翼资源的发掘转移到了资本全球化大势中的后殖民心态的揭批，并从而流露出了后革命时代焦灼不安的神色。
注释
[1] 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我的弟弟康雄》，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2] 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读书》2005年第1期，第37页。
[3] 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读书》2005年第1期，第35页。
[4] 陈映真：《被出卖的“皇军”》，《华文文学》2005年第6期，第7页。
[5] 齐邦媛：《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87页。
[6] 陈文茜：《文茜的百年驿站》，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7] 甘耀明：《丧礼上的故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此处该小说电子版引自“豆瓣读书”，其网址是：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420226/。
[8] 金中：《土井晚翠的人生与艺术》，《诗歌三国志》，松浦友久著；加藤阿幸、金中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9]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0页。
[10] 陈映真：《将军族》，《陈映真作品集·我的弟弟康雄》，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11] 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我的弟弟康雄》，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12]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0页。
[13]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台湾）1993年12月19—23日，收入《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0页。
[14] 施淑：《从前夜到长征：陈映真与台湾左翼文学》，《人间思想》2015年第9期，第185页。
[15] 陈映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陈映真作品集·唐倩的喜剧》，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16] 吕正惠：《历史的废墟、乌托邦及虚无感：早期陈映真的世界》，《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1年版，第75页。
[17]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30页。
[18] 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我的弟弟康雄》，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19] 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作品集：我的弟弟康雄》，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20] 李欧梵：《小序》，《陈映真作品集·爱情的故事》，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1] 琳达·杰文（Linda Jaivin）访谈，禾心翻译：《论强权、人民和轻重》，《陈映真作品集·思想的贫困》，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2] 颜元叔：《台湾小说中的日本记忆》，《中外文学》1973年第2期，第106页。
[23] 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4] 叶石涛：《狱中记》，《叶石涛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0页。
[25]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21页。
[26] 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鞭子和提灯》，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7] 洪铭水：《陈映真小说里的写实与浪漫》，《台湾与世界》1984年2月号，收入《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28]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29页。
[29] 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十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鞭子和提灯》，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30]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自选集》，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4页。
[31]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自选集》，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37页。
[32] 钱江潮：《读后随想》，《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33] 龙应台：《侧写的艺术：评陈映真的》，《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34] 刘绍铭：《陈映真的心路历程》，《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35] 陈映真：《凝视白色的五十年代初叶》，《陈映真作品集·鞭子和提灯》，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36]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4页。
[37] 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铃珰花》，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38] 吕正惠：《历史的废墟：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39] 陈映真：《山路》，《陈映真作品集·铃珰花》，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40]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4页。
[41] 吕正惠：《历史的废墟：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42] 吴璧雍：《忧郁的台湾社会——试论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43] 陈映真：《台湾内部的日本》，《陈映真作品集·鞭子和提灯》，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44] 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陈映真作品集·文学的思考者》，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
[45] 陈映真：《云》，《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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