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朱：诗人之春

　　有一幅旧上海永春和烟草公司的广告画，在我书房的墙上挂了三、四年的时光，这就意味着我每天都会看上一看；我确实对画中那个吸烟的女孩入了迷，甚至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记录下自己每次观看的体验，最后再汇集起来……那阵子我恰好在阅读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想必他那篇《视觉性情人》（见《惶然录》）也对我有所触动。不过，我的那本书的写作只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就像大多数突发的奇想一样，悄然终止了。半年之后，我住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冲动才又变得不可遏制起来，这一次是回到了我习惯的文体之中——它变成了一首诗，《青烟》。诗是这样开始的：

　　清澈的刘海；
　　发髻盘卷，
　　一个标准的小妇人。
　　她那张椭圆的脸，像一只提前
　　报答了气候的水蜜桃。

　　上个月，在拉罗谢尔（Larochelle，法国西部海滨沙朗德省省会和大西洋港口）市区的一座空教堂里边，我为在场的听众们朗诵了整首诗。我的法文版诗集与这首诗同名。诗集的翻译者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Andro）就坐在我的身边，当我读完之后，她用法语将这首诗重复了一遍。当她在朗诵的时候，我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米歇尔·德基（法国在世的最重要诗人之一，但是对他的评价不像对伊夫·博纳富瓦那样一致）打着盹，也许酒精在这一刻起作用了，中午时我们被安排在一起吃饭，他就坐在我的身边；而另一位我熟识的先生，去年邀请我到巴黎参加Val—de—Marne诗歌节的主席德路易，已经离开了座席，在教堂空旷的远端闲逛着，看来他对那些古老的柱子更感兴趣。等我们的朗诵结束之后，提问的时刻到了，照例会有听众站起来，问一个我们在这些天里已经听腻了的问题：“在你们的国家，假如一个诗人写出了非常政治化的诗歌，结果会怎样呢？”

　　你瞧，这就是法国的听众。他们很不关心近在耳边的诗行本身，他们来是为了看一看中国诗人的长相，并且拎着一只小包裹，里边放着一只沉重的锁以及他们平日琢磨出来或搜集到的几把钥匙，然后在你的面前摊开来，希望你选择其中一把钥匙，替他把那只锁解开。假如你告诉他，这些钥匙都不对路，或者干脆告诉他们，你不是开锁匠，他们就会一脸的怀疑和失望。

　　简单地说，法国人的态度不是审美式的，他们还做不到审美式地对待中国的当代作品。我并非刻意回避政治化与现实，只是不愿意就此成为一头被贴上标签的政治动物，恍若赛义德所言的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人”（E.W.Said，《东方主义》）。所有我想表达的东西都包含在那些写出的作品之中，听众们应该从那里去了解一个生命的历程；但是，致力于传达某种难以言传的美和忧伤，冥想或质疑语言的本质，揭示现实的空幻，在他们看来俨然是我们的古代之事。随着朗诵会经历的增加，我也变得很厌倦那些紧随其后的酒会——总有人会端着酒杯走到你面前，说自己很喜欢你的诗歌，真是太棒太棒了。我记得去年在巴黎的莫里哀剧场朗诵完之后，我要了一杯酒，避开了所有人，远远地跑到剧场一角的空椅子上，后来，一位年轻的法国女诗人走到我身边坐下，同样是一脸的倦色，有几个人走过来索要签名，等他们走远后，我们在沉默之中微微地感受到一点同类的气味。

　　绝大部分出现在朗诵会上的听众都不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他们来到现场，或许仅仅是因为喜爱广泛意义上的诗歌，喜爱这种优雅的精神享受形式，或者喜欢参加一些活动，害怕孤独地留在家中……有一次，在巴黎的一家图书馆结束朗诵后，我到户外去吸烟，这时有一个听众也尾随着出来，他走近我，用压得很低的法语和我攀谈，很像讨论诗歌的腔调，我听不懂法语，但还是很快明白了过来，他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支烟。我们就这么面对面站着吸烟，他吸得很快，为了能再和我要上一支。

　　当然，并不缺少轻快、愉悦的时光。譬如，就在拉罗谢尔那座教堂朗诵之后的当天晚上，我们赶赴附近的另一个小城市，途中迷失了方向，耽搁了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依然是一座教堂，却是乡村的风格。当我们走进去，立刻被欢呼声包围，好像我们是从黑暗的海面上战胜了魔鬼的凯旋者；教堂里挤满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除了正面的舞台之外，还有三个简单的小舞台分布在其它三个方向，灯光闪烁着，完全是一派节日的氛围。孩子们开始为我们表演，他们将中国的诗歌用戏剧的形式串联起来，而且用中文在朗诵，我能够清晰地分辨出这样的诗句：

　　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些稚嫩的嗓音和肢体演绎了我们从唐朝一直到今天的十多首诗歌。后来我邂逅了辅导他们语言的那位中国姑娘，她说他们学得很快，只用了两周的时间。　　负责接待我们的雅克·夏胡塞先生是一位让人从他的固执中获取乐趣的老人，我们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的，在十天之中，我们像梭子般不停地来回于法国中西部的这段海岸线；雅克允诺说，会有特别轻松的一天，我们将在一个星期天去马可·波罗市场。

　　这一天到来了，我们来到那座简单得就像一排海堤上的木桩的小城；狭长、僻静的街道尽头，露出一座古旧的小教堂，门外的广场上显得喧闹，这就是马可·波罗市场了。的确，马可·波罗这个名字的传奇性曾经让我们产生遐思。眼前，却是几个卖蜂蜜、巧克力、盆景和面包的摊子罢了，还有中国货，一些玻璃小挂件，几把折扇——不过都来自拉罗谢尔的那家“亚洲”小超市（我们到达拉罗谢尔的第二天就去过了）。小小的广场上集中了不到一百人的样子，大部分是老太太，她们在那里围成一圈，几乎所有人都穿上了唐装，精心地化了妆，还打着泄露出她们对中国所知甚少这个小秘密的日本花伞，真是很可爱。当我们抵达广场，掌声就从她们那里发出来，她们竟然是在等候我们。

　　有一个稍显年轻的女人站在人群的中央，乐谱翻开在架子上，她们开始演唱了。我们在这一天的翻译是一位在拉罗谢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女孩，她对我们说：“这里的人已经议论你们很多天了”；原来有预谋，雅克希望给我们一个惊喜。

　　“第一首献给你们的歌”她翻着刚拿到手的歌单，指着其中的一首说：“《诗人之死》。”

　　我正要为这里居民们绝顶的幽默笑出声来，她却纠正说：“噢，对不起，是《当人们活在爱之中》。”小城的人们为我们演唱了近二十首歌曲，在背后的小剧院里，正在举办一个中国主题的展览，所有的物品来自各个家庭的贡献，玻璃柜里甚至陈列着一些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