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2011年第5期）

　　看《收获》第5期
　　
　　徐妍韩春艳
　　
　　本期《收获》上的小说多以令人煎熬的诡异情节来吸引读者，犹如一场智力大比拼。
　　
　　其中，加拿大籍的华人小说家陈河的《南方兵营》（中篇）值得特别关注。其实，《南方兵营》所选取的军旅题材、战争与人性的主题，在当代文学中一直被反复操练，很不讨巧。《南方兵营》可谓步入了一条迷人而危险的军旅小说创作的“丛林”之旅。它如何从军旅小说的“重围”中冲杀出来，然后在属于自己的路径上安营扎寨？
　　
　　小说为此选取了由日常生活切入的叙述方式，却又很难用“民间”或“精英”、“俗常”或“崇高”的标准来划分。也正因这种不确定的叙述立场，才构成了一个谦卑得高贵、素朴得耀眼的小说世界，并由此区别于已有的军旅小说。进一步说，小说固然取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仅将“战争”作为情节发展的幕布，而将故事的重心放置在战争的“侧面”与“背影”上。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将故事的背景安排在远离战场的苏南山岙的“南方兵营”，并将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方凤泉设定为患有白血病患者的普通军人，而不再是以往军旅小说中的英雄。然后，随着他的归来，一个个貌似与战争无关、实则与战争密切相连的情节，以散文化的形式出人意料之外地舒缓展开。9寸黑白电视机，接收的并非是战争政治，而是能够释放军人身体欲望的电影《望乡》、《追捕》；五班副徐果印前女友的照片，存储的并非是甜美的回忆，而是令他伤痛的往事；年轻乡村女教师的纯美，唤醒的并非是方凤泉的梦境，而是他久违了的爱欲；被烧伤的几位老兵，传达的并非是战争的悲壮，而是战争的惨烈。这些情节犹如军营生活的日常抽样，彼此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却被串连在战争背景下爱欲与死亡的主题之下。由此牵连出爱恨情仇、忠诚与背叛、奉献与幻灭、等待与虚空、天真与残酷等等丰富多样的内容。
　　
　　不过，上述努力只是确证了《南方兵营》在当代军旅小说的起点上重新出发，并不能保障它探索出自己的路径。事实上，小说更为值得称许的是：它依据叙述的内在需要，将根脉深植在更广远的所在——中国古典主义与写实主义、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而让古典主义的情调、浪漫主义的气息、写实主义的功力，现代主义的观念，后现代主义的手法相互兼容，各安其位。对此，作者可谓用心良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说的智力超群的结构上。小说看似继承了写实主义“写真实”的美学原则，实则遵循着后现代主义美学诡计多端的导航系统。与战争毫搭不上界的一台电视机，竟然开启了一个隐匿着诸多悲喜情愫的兵营世界，颇似卡尔维诺的轻逸策略。随后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忽而让读者在草蛇灰线的写实主义情节链中似乎抓住了某个线索，可一转眼线索就在“小径分叉”的地带中断了。读者的期待，就在这些充满偶然性的叙述结构中，一个接一个地落空。人物的命运由此充满迷局。最具有死亡可能性的人物——方凤泉、徐果印反而“意外地”活了下来，而最有理由活下来的生命——小男孩却意外地遭遇死亡。这样，小说的核心意象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军营”，不如说是博尔赫斯式的后现代“迷宫”。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小说即便如此挑战读者的智力，也还是遵循其感动人心的审美力量。每个人物都深藏着绵密复杂的情感冲浪，却又被节制得不见波光，进而不容分说地将读者带入小说的情境。而在感动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人物的细致体察和生命投放。比如：在结尾处的方凤泉的醒着的梦，不光考验小说家的叙述耐心，更传递出作家与人物的内心有多近。这种感动力量也在提醒人们：小说在当下的边缘化，不是因为“纯文学”已死，而是因为“纯文学”机制的严重坏死和作家自我生命的衰颓。
　　
　　本期长篇小说刊发的麦家的《刀尖上行走》（长篇，上）。麦家曾以《解密》、《暗算》等谍战小说迅速崛起于文坛，且赢得市场的热捧。然而，这部长篇到底是什么，又是为谁而写？这两个问题和答案，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读者若是看过小说《暗算》，再对照《刀尖上行走》（上），那多半会感到困惑，因为《暗算》中文学品质最为薄弱的部分就是第三部分《刀尖上的步履》，而它却是《刀尖上行走》的“前身”。当然，仅仅依据“前身”的质地来对这部新作进行臧否，也不公正。我们还是需要分析“前身”如何成为新作的一部分，以及新作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承认，比较《刀尖上的步履》，这部新作进行了大幅度扩版。故事背景由解放前夕的南京，变换为抗战期间的南京，谍战双方的斗争也由以往的国共之间的暗战改变为国、共、日伪三方的生死较量。特别是，情节被注入了新的时尚化元素——多角恋、生死恋和跨国恋。人物身份更是充满隐秘性：两位主要人物金深水和林婴婴皆为双料谍战人员。可见，作者试图借助这些方式来延续麦家以往小说的智力性和传奇性。然而，所有努力，不仅没有为这部新作带来突破，反而暴露出它已然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从开篇军统人员刺杀有背叛之嫌的重庆方面密码专家白大怡开始，到小说的核心内容——国共谍战人员联手获取幼儿园情报、再到林婴婴成功策反金深水，一路皆犯下了类型化小说的大忌——仅仅依赖于模式化的外部情节推进故事，而失去了优秀小说所应具备的叙述耐心和作者曾经神奇的想象力。尤其，主要人物金深水和林婴婴近乎于“神”的简单化和观念化，已经背离了作者所主张的“有缺陷的天才”的人物塑造原则。至于小说中以情色替代智力的写作策略，更是让人大失所望。此外，麦家当年的成功秘籍不仅在于谍战题材的选取，而且在于他解密了商业市场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合作的“密钥”，即麦家让理想主义这一稀缺精神资源借助谍战小说的形式还魂了。但到了《刀尖上行走》，却不得不承认：曾经让读者为之动容的理想主义，已经那么苍白。至此，《刀尖上行走》（上）与其说是为小说而写，不如说是为影视，为网游而写。曾经被视为文坛“黑马”的麦家，或者遭遇到了创作的瓶颈，或者走到了把持不住的阶段。
　　
　　鲁敏的《不食》（中篇）劲力十足，以浓郁的恐慌感直接切入当下中国现实的诸多尖锐问题：官场堕落、爱情无能、食品安全、人心虚空，等等。故事内容听起来十分荒诞：小说的主人公秦邑曾是官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在却是一个“怪人”。他不吃所谓正常的食物，吃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或茎条”等植物。但荒谬并非鲁敏的策略。其目的似乎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主题：被物化的现代人试图回到自然人的历程，不仅痛苦，而且绝望。应该说，这样的主题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堪称正宗。卡夫卡的许多作品早已抵达了这一主题的极致，而留给“后来者”的空间并不多。鲁敏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着力借助于本土经验和自我体验来重写这一主题。但令人遗憾的是，鲁敏并没有获得熨帖的叙述方法，自我辩难式叙述的本意应该是剖解人物内心，但用力过度，更像是对里尔克诗歌的生硬演绎。此外，主人公喂老虎的结局，也失去了她以往不俗的想象力。小说如何以小说的方式介入当下现实？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尽管小说可以理解为是与现实对抗的一种方式，但一经小说家将其只作为对抗现实的武器，小说也将给作者狠狠一击。
　　
　　范小青的《哪年夏天在海边》（短篇），与她在2011年发表的其他三个短篇《越走越远》、《寻找卫华姐》和《我们的会场》都围绕“寻找”主题展开。只是小说的情节发展并非是为了获得“寻找”的结果，而是为了消解“寻找”的意义。与其他三短篇相比，《哪年夏天在海边》在开头设计了一个婚外情的约会，颇有时尚之感。但小说还没进入婚外情的剧情，接下来的情节又回到了“寻找”的主题中。而且，为了对寻找的意义进行消解，小说注入了“等待”的要素。这样，刚刚开始的写实主义的因果叙述，摇身变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迷宫叙事。就连结局也是悬而未决的。这场艳遇究竟是实有其事，还是原本就是叙述主人公的想入非非？小说结尾暗示：叙述主人公很可能就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此一来，所有的寻找与等待，都意味着源自一种荒谬的臆想。然而，小说中的结构与人物又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西方后现代手法如何内在化于小说？这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何况，中国的先锋小说已经操练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术绝活儿。倘若选择这条道路，那又如何往下走？
　　
　　《收获》2011年第5期推荐篇目：陈河《南方兵营》（中篇）
　　
　　看《人民文学》第9、10期
　　
　　魏冬峰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拆迁成为神州大地上的一件日常事件，而以利益为核心的官\民、商\民之间的斗智斗勇、此消彼长更是屡次挑战着人心的底线。在《盖楼记》之后的《拆楼记》（非虚构小说，中篇，乔叶）中，叙事者以穿梭在官、民之间的亲历者身份，在提供了常规的“民”的群像和个案外，更是让不常见的“官”们出场，现身说法，以“90%”的真实度客观再现了“拆迁”这一当下中国的奇异景观，其中情、法、理、利的纠结或许尤引人深思，正如结尾处叙事者的感喟：“有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也让我们再次慨叹：现实虽远不完美，却显然比小说更有力。
　　
　　熟悉了李浩追慕西方先锋文学大师叙事风格的读者在读到他的《爷爷的“债务”》（短篇）时或许会有些不同的感受。小说讲述了一个看似“无事”的悲剧：拾金不昧的爷爷误把钱还给了“假失主”，真正的失主及其家人不得不拖拽着爷爷一家堕向了一个看似无尽的深渊；爷爷怀着深深的歉疚踏上了寻找“假失主”之路，在遍寻不得后，又向真正的失主做出了还“债”的承诺；山重水复之际，“假失主”找到了，丢失的钱没有被滥用，而是被用在了“假失主”临终的母亲身上，而“假失主”也因此一副羞愧的“负债”心情，甚至没有躲避四叔砍向自己腿上的铁锨……整篇小说看上去没有一个“坏”人，却被无形中的善与信“刑拘”，从而营造了一种压抑而悲怆的气氛。比之作者此前的作品，这篇小说是好看的，一些次要角色如“母亲”、“四叔”、“四婶”也形象生动，增加了小说的层次感。
　　
　　《信河街》（中篇，哲贵）则在商业领域探讨了同一主题。在当地商界大起大落的王文龙和婶婶、叔叔等人共同成就了“信”这一在当下商界已极其匮乏的品质，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也让我们依稀追慕到某些古人之风。
　　
　　《北京和尚》（中篇，陈建明）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新的题材领域：一名和尚如何出入于信仰与“俗世”，如何在面对各种诱惑后最终忠于自己的内心。小说在寺庙与都市之间不断地切换场景，意在一个新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信仰的纯度。
　　
　　本期还刊登了《帅旦》（短篇，计文君）、《寻找建新》（短篇，手指）、《嘴》（中篇，蔚然）等。同样与拆迁有关，《帅旦》更关乎刚强、泼辣、为家庭打拼了一辈子的赵书菊个人，但因此赋予其人世寓意，却显得有些单薄；《寻找建新》和《嘴》则更像是新人习作，前者散漫，后者则是用一些浅表的先锋文学观念演绎出来的文字游戏，既无形而上的探讨，又乏精心的细部雕琢，文字游戏本身的趣味性也乏善可陈。
　　
　　第10期的小说头条《叛逆者》（畀愚，中篇）无疑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小说承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文学潮流，又迎合了近年来敌特\谍战小说\影视的热点，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双方的谍报工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林楠笙和朱怡贞所属阵营不同，却在生生死死、扑朔迷离的刀光血影中维持着真爱永恒。小说发挥了作者手法细腻、情节曲折的优势，若早生个三五年，说不定会成为同类小说中的精品。
　　
　　被本期杂志隆重推介的《关关雎鸠》（长篇，王刚）写的是一出当下戏。剧作家闻迅被引进到某高校戏文系担任教授，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他成为高校里的“异数”，他的工作和生活似乎都面临某种困境，与领导、同事、学生乃至妻子的交往也总有障碍存在；与年轻女同事岳康康的情感故事让他在短暂的身心放纵之后，惹来“艳照”风波；而暗恋岳康康的学生刘元的自杀又让闻迅陷入新一轮的被动……
　　
　　小说怀着对戏剧大师皮兰德娄的敬意构造了一个典型的戏剧外壳，主人公也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混同成戏剧在出演，这是《关关雎鸠》不同于其他写当下的作品的地方。在这层外壳的包裹之下，则是对当下的爱情、教育等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学术会议、艺考、艳照、大学生自杀乃至虚拟的银行抢劫案等都为小说打上了醒目的当下标记。小说似乎想借助遥远的皮兰德娄摆脱当下题材固有的喧闹气，这样的设想虽然用心良苦，惜乎小说中未及沉淀的“当下”色彩极其顽固，它本身便是一个“元文本”，寄生了太多浮躁的枝蔓，远非遥远的皮兰德娄能够挽救。所以，尽管对整部小说的阅读体验相当“文艺”，读者们也被普及了一些经典戏剧和电影常识，但小说最终能留给读者的，大概还是那些鲜明的当下符号。
　　
　　《后罩楼》（短篇，叶广芩）依然讲述清代皇室后裔在1949年之后的遭际，对珍格格真实身份的漫长伏笔和珍格格之死重叠在一起，颇为触目惊心。比之作者的同类作品，这篇小说没有更好，也无所谓坏。
　　
　　看得出，《吕梁箫声》（短篇，李彦）多少是有些身世之感的，其好处是真，小说对“文革”刚刚结束后吕梁山区大学校园的描写以及外籍教师的处境，都让人印象深刻。
　　
　　《人民文学》2011年第9-10期推荐篇目：李浩《爷爷的“债务”》（短篇）　　看《当代》2011年第5期
　　
　　季亚娅
　　
　　继上期头条推出王树增的长篇纪实《辛亥革命》之后，本期仍将最重要的位置留给其续篇《1911之革命尚未成功》。两卷相较，倒是下篇更具深沉蕴藉之韵。无它，大凡成功的历史正剧，总归前半部在说事，在事的铺垫、导引与高潮中见作者的结构能力；下半部在抒情，在情为何物情何以堪的感慨里寄托作者的诘问与反思。一句“革命尚未成功”，此篇的情感基调就绝非儿女情长，而是英雄气短。下篇的笔墨中心凝结于袁氏窃国与反袁义战，并将这场反袁之战视为千万中国人的“人格”之战，这“人格”二字乃是蘸取英灵的殷殷碧血写成。最终在“人民全数安乐”的恢弘理想与欲念纷扰的现实对照之中，历史的道德问题就成为永恒的追问。中国文学内生的抒情传统，在浓墨重彩的革命大叙事舞台里，并非浅斟低酌小吟小唱，而是花岗岩，是纪念碑，是我们分享的松柏，是一曲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英雄悲情。进而言之，如果这情感联系到文本外“革命叙事”的语境，此篇毋宁是在不完美的小时代里再次打开一片壮阔的抒情天地，徜徉于这天地之间的你我众生，能通过想象和拥抱一个英雄的年代，重新找回一种国家与民族的大我身份认同。但是且慢，历史本身有无可能是正剧之外的其它？历史的反复、迂回与吊诡有无可能不仅仅是道德和人心的问题？如果放弃这种结构主义式、寻求意义的大历史叙事方式，这场仍在延续、“仍未成功”的革命，有无可能在新与旧、中与西不断蔓延、交织、缠绕的过程里呈现出更为“多义”的本相？于是文本引用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除了上期所言“叙事的陌生化”和刻意追求滞涩的阅读效果，这些繁冗密集的原始材料，于作者所构建的线性历史，更形成了另一种时光深处的微妙补充，另一种暧昧的等待识别的叙事。
　　
　　本期三个中篇颇有可观之处。肖江虹的《犯罪嫌疑人》将时空定格为文革后期的乡村，一起未结案的凶杀案搅乱了龙潭村的宁静，三名嫌疑犯因此背负着杀人犯的名声而颓唐、萎谢终至家破人亡。作者绕开了谁是凶手的叙事模式，将故事讲述成一个集体“恶”的伦理悖论，即集体如何以正义和公平的名义实施冷漠，戕害和暴力，用小说中人物的质问，“摸着心口问问，这是人干的事情吗？”由此作者提出了“人性”命题，并将“人性”拯救的希望落实在故事中的生产队长肖明亮和三名嫌犯身上。肖明亮一念之仁放走三名嫌犯，三名嫌犯临死前分别主动揽责、“让活着的人挺直腰杆”，少数人的正义彰显出亮闪闪的“人性”光辉。由此看来，作者将故事时间开始于文革后期、终结于分田到户显然大有深意，多数/少数正义本身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伦理命题。抛开政治隐喻的层面，小说倒可称作一幅工笔细描的乡村风俗长卷，薅秧、熬糖、露天电影、晒谷场讲古等场景颇为动人。只是过于现代、西方的伦理诉求与风俗画的趣味之间常有脱节，比如嫌犯一被女性“强奸”的故事未免牵强，太类似于某类“艺术”电影的趣味。
　　
　　谈歌的《扩道》是“当代基层干部的陈情表”一类旧题材，作者却不愿继续在温情脉脉的“分享艰难”、互相理解中兜圈子，而是将官/民对立推到了极致，瞠目结舌地直接将群众写成了“群氓”，这不啻于对六十年当代文学“人民”叙事的解构。故事在记者下乡调查情况的叙事老套中展开，却将扩道拆迁的县委书记写成了孤胆英雄，反对拆迁的人群则是“蒙昧无知的冷兵器时代”的原始人。相应的叙事逻辑还出现在地产投资商人楚昆阳身上，一出奸商利用村民逐利心理骗取资金金蝉脱壳的把戏，以复仇和正义的名义合法化，而村民却因抗战时期受迫交出伤病员的历史罪愆遭遇严酷的道德审判。最终这笔骗来的资金转而投资于道路的扩建，官商勾结获得了某种英雄式的升华，人民死了，取而代之的是“贪婪的不知感恩的人们”。小说以女记者的视角展开，女性对故事中一众“英雄化”男性角色的崇拜、怜惜与理解，将阶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柔化成了“英雄知己”、两性相惜的问题，90年代“改革文学”叙述中国家与群众的集体对话与和解的企图被置换成了男女层面的个人情感认同。如果这是“当代基层干部的陈情表”，这真是一个让人泄气的“当代”，小说中官员群体的胸襟情怀甚至不能相比封建士大夫，遑论“人民公仆”。
　　
　　高剑的《时差》是一则关于记忆的小说。“我”从海外回北京探亲，追忆弥漫于对昔日恋人的寻访、相见与相别的全过程。作者拥有一种从声色香味触最细微处全面捕捉昔日气息的能力，一种类似于《追忆逝水年华》的迷人能力。往事如打开的泉眼处处漫流，记忆中的爱情因时光的灵晕而摇曳人心，现实中的重逢却有如戴着面具跳舞误入迷途。因而所谓“时差”，是指每个人心灵时钟的刻度盘上过去与现在错开一指的距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核心道具是“地图”，在这个“向前看的时代里”，一个需要利用地图寻访的故乡，一段失落在岁月里的爱情与青春，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引人共鸣的呢？最终最个人的怀旧书写通向了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乡愁”表征。
　　
　　《当代》2011年第5期推荐篇目：高剑《时差》（中篇）
　　
　　看《十月》2011年第5期
　　
　　丛治辰
　　
　　据说巴尔扎克曾说，所有文学作品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通奸。此话不可考，但似乎倒恰恰说中当代中国小说的现状。翻开《十月》2011年第5期，九篇小说，四篇讲偷情，两篇讲二奶，一篇讲性工作者，一篇讲青春期荷尔蒙，真是肉欲横流。而唯一一篇邵丽的《城外的小秋》（中篇小说），虽然也有少男少女的恋爱，亲了嘴，甚至摸了奶，但在诸多白花花晃人眼球的小说当中，仍然显得清纯独特，以其清淡隽永的抒情风格和田园气息的挽歌情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秋自出生就像是一个隐喻：小秋的父母削尖了脑袋要到城里来，做城里人，可小秋就像是对现代城市水土不服，只要呆在城里就要天天生病，只有跟着奶奶回到乡下的玉米田里，她才感到愉快和自由。恋爱也是一样，郝晴天在玉米田里可以搂住小秋的腰，亲她的嘴，“一到玉米田里，她的身体就变得柔软无比”，但出了玉米田，小秋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通过这样一个符号般的姑娘，作者想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可想而知：乡村的人们像小秋的父母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土地，土地日渐一日变得空荡；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恰逢其时地如火如荼展开，满载着记忆的乡村只剩下在风里吱呀叫唤的旧门板，在旧村旁边迅速兴建的新农家没有鸡鸭猪狗懒散过活的院子，没有从土地自然生长出来的生活和历史，没有田园牧歌的爱情与美感。人们如此迫切地抛弃掉他们的故土，快快乐乐地搬进了新居。无论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还是从世道人心的层面，那个曾经温暖小秋的玉米田，那个她野性生长的乡村，都势必不可挽回地消失。这让小秋和奶奶、郝晴天和郝强两对祖孙对乡村和土地的眷恋有了一种悲剧意味。就像小秋养的那只黄狗，白天在新村，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回老村过夜，那是一种近于本能的顽固执着，而执着的抒情总是格外能够打动人心，何况背后还牵连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这样一个大命题。但抒情的黄狗终究会被打狗队残杀，郝强的土地被强制征收了，村人们的玉米田在收获前夜被夷为平地，在小说终于把城镇与乡村两种文明的对峙推向白热化的对抗时，小秋理所当然地瘫痪不起，其隐喻意义再次无比明确地显露出来。而小秋的治愈良方，或者说小说提供的乡村复归之路充满了讽刺：一生执着土地的郝强在大别山当中偏僻无人耕种的地方租到了两百亩耕地，得以重新操持农人的本分，小秋也终于有了栖身之所，但这以资本主义的租金方式换来的土地早已不是过去的土地，在这片暂时栖身的乡土幻象中，作为乡土核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都已荡然无存，小秋会真正感到满足吗？故事以此作结的大团圆结局，因此隐隐埋下了一个问号，挽歌因为强颜欢笑，反而更加令人感伤。或许只有用奶奶从土地当中得来的经验，才能够真正为小说作一总结：“过日子就得像种地，只管一茬一茬地收了种种了收，丰歉只有老天爷才能看明白。”从乡土生活中走出的人们，或许就是以这样的信念，茫然而不乏坚韧地面对着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新世界吧。
　　
　　行将消亡的乡村与大肆扩张的城市之间的对立，这些年越来越成为热门的话题，萦绕着类似挽歌气息的小说并不罕见，但是《城外的小秋》之难能可贵在于，能够埋下一个个精巧的小机关，像是织一张细密的网，每个网结都相互牵连。除小秋以外，黄狗、老村、玉米田、小秋的爱情，甚至奶奶和郝强的旧情，都成为隐喻的一部分，指向正在死去的旧日子。而正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意象的经营，小说中回荡着一种温柔敦厚的属于旧时代的抒情风味，使之与其它小说有着大相径庭的情趣。奶奶与郝强少年相恋，终因家人阻挠被迫嫁给做乡村郎中的小秋爷爷，虽然分离，但其实两人终其一生都相互关怀，但小秋爷爷去世之后，奶奶反而理都不理郝强了，她说，“现在你爷爷不在了，我能让人家在后面捣脊梁骨吗？”将这样的故事放在本期《十月》其它小说中，恐怕两人娃都要生出几个，哪会如此保守内敛。因之，在《城外的小秋》与其它小说的对比当中，读者也不难在小说气质层面读出《城外的小秋》本身着意表达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哀婉。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风中的竹林》同样也表达了一种旧的价值标准的沦丧。宅屋被竹林簇拥着的方云中，显然在道德观念上也如传统文化中爱竹如命的君子一样，对上城玩小姐的朱连升满心不以为然，但时代已然不同，不但朱连升，整个村子的人都不以朱连升为耻，反以为荣。有着君子道德的方云中，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只能中风瘫痪，只能愤愤死去。小说完整洗练，但无论和《城外的小秋》比，还是和作者同主题的小说《我们的村庄》比，都缺少复杂性。本期《十月》卷首语中，编者表达了对刘庆邦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敬意，笔者深深赞同。但窃以为，短篇小说不应只是单纯简单，而应精巧、锋利、有深度，留余味。惜乎《风中的竹林》太过概念化，读来反而一见到底，无甚耐琢磨处。每年第5期刊物，因关系来年征订，肯定是用功编辑的结果，《十月》本期特意约来大家的稿子，足见用心。但大家名家，也难免疏忽草率之作。本期刘庆邦三篇小说，愚见都稍嫌潦草，《失踪》构思独特，但现实说服力略显不足，结尾过于草率，仿佛一个未及完成的残篇；而《羊脂玉》这样一个都市偷情故事，既缺乏情感投入，又缺乏复杂情节，令人读后不免有空荡荡无所着落之感。
　　
　　关仁山是本期作者中另一名家大家，刊物将其中篇小说《飘雪》放在中篇小说之首，可见重视。小说以一个村长误杀情妇之后的回忆展开故事，讲述一个农村青年如何读大学、进城谋生活，而后回乡办厂，并在情妇帮助下事业小成而又陷入情妇的野心贪欲不能自拔的故事。读者从这篇小说可以清楚看到第一人称叙事的难度和危险：不加节制的抒情以至于滥情，使叙述显得矫揉造作；而时时点缀的风景描写总是无法和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的处境和心理吻合，以致使人物性格产生分裂和扭曲，严重损害了小说的说服力。这个被欲望驱动的故事在当今时代已经在街谈巷议中被变奏着讲述了无数次，早已失去新鲜感，讲述的节奏又过于混乱，该缓慢的时候缓慢不下来，该高潮的时候又高潮不上去，像是一个情节复杂的流水账。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篇小说绝不代表作者的水准，但还是不免失望。或许可以说，《飘雪》绝不至于损伤作者的文名，但对于《十月》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城外的小秋》将宁静而倔强的小秋作为乡村的符号，鲍尔金娜的短篇小说《摸黑记》则把女孩夏花放到城市当中，带我们穿过城市的车流与街道，感受都市人的喜怒哀乐。城市是灯光闪烁色彩斑斓的，作者却偏偏让夏花租住的房间停电了。平日被灯光电影包裹粉饰得一派太平的生活，一下子出现黑洞，得以烛照出日常无所感觉的孤独、担忧和无所适从，让夏花发现，自己也并不是那么结实、满不在乎，从这个意义上说，“摸黑”摸到的，是内心深处秘不宣人甚至亦不宣己的黑。小说俏皮而清新，虽然也有情欲贪恋，但与其说夏花作为小三与X的偷情是为身体欢愉，不如说那只是都市人安全感匮乏的生动案例。令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有二：一是小说中古灵精怪的对话，欢畅明快，充满智趣，却不贫嘴到讨厌的地步；二是不时穿插的对环境细腻入微的描写，和《飘雪》一样，鲍尔金娜也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打量客观环境，但是却将之与夏花的心情妥帖配合，不但不显得多余突兀，还能够更加深入地映照出这个看似勇敢地姑娘，其实脆弱敏感的内心。
　　
　　季栋梁的短篇小说《野菊坪》对方言的琢磨和化用令人叫绝，使篇小说都洋溢着一种浓郁的乡土风情，从而极大弥补了小说情节并不新鲜的遗憾。杨遥的短篇小说《膝盖上的硬币》写少年梦想与成长刺痛，真切生动，惜乎分量略微轻了些。王昕朋的中篇小说《方向》，在一个家庭当中腾挪演绎官场小说的故事，虽然人物设定略显简单，但是情节细密扎实，颇可一读。
　　
　　《十月》2011年第5期推荐篇目：邵丽《城外的小秋》（中篇）
　　鲍尔金娜《摸黑记》（短篇）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9-10期
　　
　　钱益清
　　
　　翻开2011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9、10两期，男女作家立场分明，天然分野的写作阵营在所刊载的小说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男作家的关注点集中在底层和官场，顺便再玩点曲折悬疑；女作家则醉心于对情感的表述，注重心灵的体验过程。但揭示生存，关注现实，记录时代并直指人心的小说精神却不约而同地渗透在了他们的作品当中。
　　
　　反转的角色设计、错位的行动和意图，让凡一平的《韦五宽的警察梦》（《作家》2011年第7期）呈现出一种小品式的滑稽而紧张的喜剧效果。怀抱警察梦、却误投奔了在城里当大盗的光火叔叔的农民韦五宽，始终天真地坚信自己是跟着叔叔以“卧底”的身份潜入腐败官员的豪宅内“搜集证据”，凭着这份“傻天真”下的执拗，硬是揭破了大贪顺便把身为犯罪老手的叔叔送进了监狱。同样是反映腐败的二奶、别墅、黑帮等旧元素，在作者的特别处理下却充满了夸张和意外，顺便还幽默了一把这个社会的戏剧性和荒诞性。当然，小说在处理情节上过于注重故事性和叙述快感，也留下了硬伤——作为二十多年不曾回家乡且兼整容过的A级通缉犯，初进城的韦五宽是怎么找到并认出他的“光火叔叔”的？虽非决定小说成败的细节，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坚实沉定的品格。
　　
　　同样从底层、贪腐小说的写作惯性下突围而出的还有杜光辉的《嬗变》（《清明》2011年第4期）。小说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呈现三步式的框架结构：下岗工人老根为了生计从老实巴交的鞋匠成了贩卖火车票的黄牛党，为儿子考公务员的打点则让他初窥了在受贿人和行贿人之间牵线搭桥的“引路人”的重要性，而儿子进入司法系统后，老根亦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这一类人，最终被别人向儿子行贿的巨款吓疯……老根被吓疯，是因为他一直以为他的“中介”是在助人，被三本等灌输的扭曲逻辑让他沉浸在了纯良的幻觉里，而当事实呈现、平衡破碎之际，这一结局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在此，作者选择以腐败“中介”为描写对象可谓匠心独具，在官场腐败的巨大的利益链条上，这看似无足轻重实际却相当关键的一环，使得小说进可观上层官员腐败活动，退可察底层人群在通往权力过程中的隐秘嬗变，从而对社会问题中的人和事形成了更深层次的探究。
　　
　　前段时间曾为“抄袭”风波所扰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张翎，此番挟中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收获》2011年第4期）而来，带给我们一番对生之苦难的体悟。由巴黎出发的华人旅行团，九日八夜的东欧浪漫之旅，以及那些个或来自历史或来自个人，浓黑沉重得几令人绝望的夜晚，在一个停电的晚上借着旅馆的烛光依次揭开……小说中的作家沁园隐隐带着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张翎没有浅俗地让小说沦为论战工具，而是以旁观之姿，越过时代的纷繁与生活的琐碎，抵达人物的内心和命运的本质，最终呈现出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理想和命运的无尽思考。将历史资料带入小说叙事，以不同时空交错叙述是张翎的惯用手法，而唯美和哀伤的笔触，让故事散发出独属女性的感性和细腻。不过，在有限的篇幅容量下，如何有效地驾驭那么多的黑暗苍凉之夜，防止笔力走向松散疲沓，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这些因个人经验不同而显得力度不一的“最黑暗的夜晚”，如何在价值、内涵的比重上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也同样值得作者考虑。
　　
　　万方的《玉蟾蜍》（《人民文学》2011年第8期）通过对妓女伍玉芬一生的描述，呈现了半个世纪来普通中国家庭所经历的风雨和苦难。鉴于漫长的时间跨度，作者只能技术性地用跳跃的叙述在文本中给予读者若干特定情节，可惜总摆脱不了一股似曾相识的熟烂和圆滑。
　　
　　10期中，季栋梁的《钢轨》（《时代文学》2011年9上半月）从某种意义上与他之前的小说《例假案例》形成了一种系列性和连续性，同样是以校园为突破视角来看官场和社会，只是原先的黑色幽默已进一步被悲壮和惨烈所代替。中学翻建本是好事，却要以无良黑商之名命名，老校长奔走呼告，却惊觉当年的好学生、如今的政府领导早已和对方沆瀣一气，钱权交织的强大关系网前，他个人的信念和力量显得如此无力和可笑，绝望的一跪无果后，“卧轨”终成老校长的唯一选择。小说在为我们呈现老校长个人命运悲剧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形成悲剧的深层原因：资本专制时代的价值观混乱正不断突破社会道德运行的底线，物质至上、利益为王的价值衡量尺度下，道德高地沦陷和精神家园失守，必然带来理想主义者们的时代性悲剧。从《例假案例》到《钢轨》，季栋梁充分展现了他对时代和现实直面的勇气、书写的激情和担当的责任，且他关注的并非大而模糊的概念，而是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下具体而清晰的时代面容和现实表情，这点可谓尤其令人惊喜。
　　
　　写奸杀案不算稀奇，但把案件发生的背景移到文革这个特殊年代，无形中就使小说具备了更多的反思意蕴。肖江虹的《犯罪嫌疑人》（《当代》2011年第5期）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案件的侦破上——到文末我们也未能知晓真正犯人究竟是谁——小说真正想要探究的当是“身份”暴力对人无形的摧残。在“嫌疑人”身份的阴影下，小学教师林北、麻糖匠王建国、酒鬼胡卫国三人的命运逐渐走向了黑色的渊薮。被异端、被隔离、被冷漠甚至被仇视，伤害不仅加在他们身上，更延伸到他们的家人——当看到林北的老母郁郁辞世却丧事孤清、王建国的瘫妻被生生烧死而无人救火时，我们不禁想问：这是怎么了？这还是那个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吗？民众无声的暴力让人直感觉背脊阵阵发冷。再扩展开去想，所谓“身份”在文革中又岂止罪犯一种，当时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标签，一旦被定义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小说暗含的反思文革的主题，使作家成功地把人性的拷问带入了历史的视域，从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
　　
　　吴刘维的小说《天堂无窑》（《文学界》2011年8月号上旬刊）中，自知沉疴难愈不久于人世的三叔，为了替尚在读书儿女谋求一条出路，自导自演“矿难” 从窑老板和保险公司获取了35万元的赔偿和保险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出现明显偏颇的情况下，弱势者的“歪门邪道”总透着一股心酸。但小说对三叔从少年时即起的“底层艰辛”的过分渲染似有刻意卖“苦”之嫌，作家过强的设计理念，反而对作品本身的悲剧效果起到了冲淡。
　　
　　80后作家邓雅心继处女作《姐妹》之后，再度出手的中篇《母亲在左，我在右》（《黄河文学》2011年第7期）虽仍显稚嫩，却已经初具气象。题材是女性作者最擅把握的亲情和成长，小镇上的孤儿寡母，彼此间的依赖与对抗、仇恨和脆弱让人感慨，而在交织的情感矛盾中，作者最终没有将故事封闭于人性恶的一端，她以时光成就了那些惨痛伤口的疗愈，让我们看到，80后拥有的不仅仅是阿修罗式的决绝和叛逆，同样也沉淀着对这个世界的包容和理解。
　　
　　同为官场小说，黄荣才的《曲径》（《厦门文学》2011年第8期）略显无趣，女性从政之路固然更多荆棘，但最终决定提干的，竟然是丈夫网络偷情对象的“举手之劳”，所谓的“曲径”不禁让读者哑然。而9期里活石的《宝贝》（《百花洲》2011年6月）也无非官场暗斗和美色陷阱，兜兜转转，终究呈现一派“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的老气。
　　
　　看《小说选刊》第9/10期
　　
　　费祎
　　
　　这两期的《小说选刊》引起我关注的是几个中篇小说，其中，《丽人行》（肖复兴，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8期）和《誓言》（选自《北京文学》2011年第8期）以深入的对亲情之残酷一面的挖掘尤让人震撼。
　　
　　《丽人行》：作家在创作谈里说，他起初是想写两个小说的，一者写父亲与女儿的纠葛，一者写几个姐妹之间的悲喜剧。最后他把两者糅合在一个篇幅里了。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父亲和三个女儿的故事。故事有个比较沉重的历史背景，文革期间，二女儿可秋在女同学的怂恿和胁迫下，打伤了父亲的额头，这一记狠狠的鞭打彻底伤了父女之情，奶奶因之死去，母亲亦随后跳河自杀。从此，可秋被这个家庭彻底放逐。直到有一天，年老的父亲瘫痪了，一个电话召回了二十多年不见的女儿。可秋怀着深深的愧疚回来准备接受家人的惩罚，果不其然，等待她的是父亲的诸多报复和折磨，还有她的亲姐妹可夏、可男的百般羞辱整治……
　　
　　小说有一个很美很古典的名字，然而与名字的雅致正相反，小说中的几个女性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丽人”的，可秋、可夏、可男，这三姐妹各有各的苦楚，一个生活在对父亲以及家庭的巨大愧疚之中，不时遭遇冷漠和敌视；一个为了生活随意选择婚姻并且为了房子机关算尽和父亲勾心斗角；另一个则爱情不顺和有妇之夫同居十来年而无结果。她们的生活虽各各不同，然皆可谓卑微、琐碎、无奈，时时可见一地鸡毛式的凡庸和无聊。父女之间的仇恨、姐妹之间的隔膜在小说中得到了大量细节的验证。读完小说，心里阵阵发寒，不敢相信这些细节可能有现实的依据。不客气地说，小说的技巧以及文字表达都可谓平常，选材的特别和“深刻”的对人性恶的揭露给它加了分，另一面，小说中太过粗鄙丑恶的细节也叫人难以接受。当“深刻”与“美”构成了冲突时，我们的小说家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当读完一篇小说，读者虽然认知了某种深刻，同时觉得“恶心”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誓言》：不知是编辑有意的安排还是凑巧，第十期的两个中篇有着取材上的类似。前述《丽人行》写父女之间的仇恨和敌视，《誓言》写母子之间的不动声色的残忍，与前者的针锋相对相比，后者显得更震撼人心。《誓言》的故事缘起于一个失败的婚姻。郑文涛因不满妻子许尤佳对护士秦小慧的粗暴态度而情感生变，继而因秦小慧的介入导致离婚。离婚之际的郑文涛向妻子许下一个诺言，即不到儿子郑小涛考上重点大学，自己是不会再婚的。整个故事便以这个誓言为线串联了起来，许尤佳因之拖延着，不去直面最后的惨败，直到十二年后，郑小涛终于要高考了。郑文涛和秦小慧也终于要结束漫长的十二年同居生活步入婚姻了。这个时刻，许尤佳在给儿子喝的豆浆里放了安定——自然是大悲剧的结局。
　　
　　初读这个小说的时候，许尤佳这个角色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张爱玲的《金锁记》，那个带着黄金的枷，害了自己一生也害了子女一生的疯狂的七巧。在选材和对人性的挖掘上，这个小说有着接近名作的潜质，然而粗疏的文字和过于直白的心理描写将它拖累了。尤其是结局的匆促和太过巧合，更让这一小说失了应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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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评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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