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阳，1965年生于四川自贡，1990年毕业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随后在重庆师范大学任教，1997年入重庆电视台做记者，1999年调重庆出版集团，出版有诗集《时间是我的敌人》。
在最新诗集《炊烟与玫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后记中，本土诗人郭子民说他“坚信自己的写作方向和方式是对的”。是的，我坚信他的坚信是对的。
诗集中有《紫花地丁》一诗，就是郭子民的自况：“紫花地丁稳定了自己的心态/不争不抢/就在林子边缘/在别人瞧不上的瘦地/兀自举起一束紫色的小花……/像极了圈子边缘的小诗人/在被人瞧不上的地块/酸溜溜地活”。他是林子边缘的野花，是圈子边的诗人。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基于这样的定位，他为自己选定的写作方向和方式，是在“炊烟”中看到“玫瑰”，是赋予庸常的个体经验以诗意的表达。这让我们想到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他在六便士的人间，看到了月亮在指路。在《松针》一诗中，我们看到了郭子民的“月亮”：松针的体内储蓄着成吨的月色，它必将点亮整座森林。
诗人需要基于自己的个体经验写作，“炊烟”代表的乡村生活就是郭子民的个体经验。叶赛宁被称为俄罗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其实他在乡村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就是童年到少年的10多年时间，但乡村生活构成了他一生写作的底色。诗人韩东有一首诗叫作《温柔的部分》，他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韩东认为童年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的日子是他性格的底色。当然，韩东不是乡村诗人，他的写作题材和处理方式一点都不乡村。但郭子民是很乡村的，他有比叶赛宁和韩东更长的乡村生活，乡村生活是他写作的底色、性格的底色，也是他看待万物的出发点。即使处理“高压线”这样的工业题材，他的视角也很“乡村”：“能泰然置身于高压线之上的/除了麻雀/还有在矿洞里打牌、喝酒/讲段子的乡亲。”（《高压线》）“为我的村子写一页历史”，这是他在《躲在历史背后的村子》一诗中的表白，这也是他在后记中所坚信的“对的”的写作方向。
我们有理由相信，朝这个方向写下去，郭子民会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乡村诗人——甚至，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如叶赛宁之于俄罗斯。
其实，有乡村经验的诗人不在少数——至少我们这一代诗人是这样，我们之后就难说了。我们这一代诗人中，写乡村题材，写乡情，写贫穷，写苦难，很多见。如何对这些日常经验进行诗歌处理，这才是考验诗人功夫的地方。
郭子民对日常经验的处理方式，有其独特的地方。我想把郭子民的诗称为“新叙事诗”。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叙事传统，我们读到的《诗经》中的诗，大多数是有小场景、讲小故事的小叙事诗，到后来汉代的《孔雀东南飞》、南北朝的《木兰辞》，一直到唐宋的众多诗作，场景从小到大，故事从小到大。叙事与抒情，是中国诗歌并存的两大源流。传统的叙事诗，有四言、五言、七言的格式，有押韵的要求，这些外在规定性给读者带来的自然是阅读诗歌的审美期待。没有了传统诗歌的外在形式，郭子民的“新叙事诗”的“诗”，是如何呈现的呢？我认为是他对细节的把控。
以《二嫂》这组诗为例——这是郭子民的代表作，能有代表作是一个诗人的幸运。“两个幼儿，两个师范生，五口之家/压在一个女人的肩上，押在几亩薄田里/大米、腊肉、茶叶、都成了学费/豌豆胡豆成了主食”，这些写实的生活细节，经过后面一句“那些春天，经得起赞美”的编织，就像散乱的珠子找到了秩序，在平淡的叙事中，平静地表达了诗的情绪。在《父亲的遗像》这组诗中，父亲制作杉木板给儿女做作业本，然后，用“刨叶刀从作业面上轻轻掠过/木花翻卷，分数超度/为我们翻开新的一页”，这些鲜活的细节，非郭子民不能拥有，非郭子民不能写。当准确的细节被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诗意就产生了，这是郭子民诗歌引人瞩目的特点。
在作者的众多诗作中，有一首是比较特别的，是他写的少见的情诗——《写给我的女人》：“亲爱的/在我白头之前/在我老掉牙之前/在我能身体力行之前/好好爱你//亲爱的/在你白头之后/在你老掉牙之后/在不能身体力行之后/好好爱你”。这首诗简单直接，是他少见的直抒胸臆的作品。我从中看到的，是他对所爱之人的像对村子、对土地一样固执的爱，这在根子里，与他乡村诗人的根性是互证的。
郭子民的诗，是从大山的坡地上生长出的诗，它健康、粗野、耐看，它其实不在意观看者，它只负责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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