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初期，短篇小说一度担当大任成为文学主角，但它很快被迅速崛起的中篇小说所淹没。上世纪90年代后，作家对长篇小说的疯狂追逐，一方面说明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转型需要这种大规模的文体来体现，与此同时对市场、颁奖和版税的特殊嗜好也是长篇小说过度消费的原因。在异常寂寞的短篇小说范围里，“小小说”、“微型小说”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劳马的小说更值得我们期待。
作家劳马潜伏文坛已近二十年。他有不少文学友人，但似乎无意走进“职业作家”的圈子。阅人无数的社会身份，炼就了他老练世故的眼光、沉潜内在的观察锐角，使他愿意在短篇小说狭窄的空间里积蓄储备叙述的功夫。劳马小说的风格是讥讽嘲笑甚至戏弄的，这有点像鲁迅、张天翼、钱锺书等人，当然它更源自悠久深厚的《儒林外史》的叙述传统。由于接触社会范围广，众多大小人物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他明显对这些人物的人性状态类型表现出持续的兴趣和耐心。他曾说过，观察一个人不在于他在做什么，而是他做事情的方式和结果。这使我们对《潜台词》的观察有了一点点底气。
《非常采访》是这本小说集中最棒的作品之一。它采用巴赫金众声喧哗与复调的手法，通过交叉展开手段推进主人公的自述和众人的评价，把一个极其自恋的女人的幽暗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与劳马大部分短篇不同，这篇小说的容量急剧增加，人物内心层次得以充分展开。在作品中，“故事性”明显被小说的元素所替代，它提供了不依赖作品题材，照样能够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与群体、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把千百个人物中的“这一个”描摹出来的重要案例。荒诞是众多评家认同劳马短篇创作的一个重要视点，对于作家来说，它可能来自卡夫卡、契诃夫小说的某种启发，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当然有更直接的关系。荒诞也许能够补充短篇小说叙述容量的不足，用某种以小见大的独特方式把大范围、整体性的历史生活浓缩其中。学校和单位是劳马小说经常涉足的表现领域，它有时又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的敏感载体，这两个视点也许真能揭示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一封遗书》把社会对青年人的压力以反讽的形式展示出来。《认识自己》直指当前中小学教育体制的弊端，内涵深远地暗示着孩子们心理成长的诸多问题。《霍老头儿》深入到社会底层的一个角落，以喜剧姿态隐藏了作者对弱势群体含泪的同情。《减肥》叙及一家三口陷入的身体苦恼，儿子的肥胖成为罗脖子夫妇终生的隐痛。这个故事辐射到千百万个家庭，它告诉人们，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病正在作为现代社会转型的副产品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能会在民族生活的深处长期潜伏下来，这种负面结果也许要到几十年后才能认识清楚。《潜台词》是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它滑稽的叙述减轻了读者对现实的不安，作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叙述手段让我们真正领教。当然我可能更认同《东北人》。这是一篇非悲非喜的双重变奏式的小说。作品揭示了人情冷暖的存在，然而透过作品读者当能产生更为丰富的联想。在每个人都因频繁人际交往而疲惫不堪的历史情景中，我们应该对人物的“不义”给予更多的原谅，或者我们不应该谴责当事人而应该对造成这种社交文化的传统积淀加以深省。《陪读》充满了喜剧性。《新闻线索》是对社会百态的多层观察。《一碗面条》写到多年前出国访问者为省吃简用闹出的一连串笑话。《嘴巴印钞机》把某些人疏于学术忙于挣钱的社会世相展露笔端。《莫提包》描述一些人为声名所累的可笑。《升迁》让人想起刘震云同类题材的小说《单位》，但它是用更俭省的笔墨浓缩主人公数十年的命运。精彩在于结尾，心怀不满的主人公居然在学校百年校庆即将结束之际挤上前去与那个人合影留念。
荒诞是劳马小说的主题，而重视短篇技巧，则是他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之一。劳马小说重视故事的构思，喜用画龙点睛的叙述来节省文字笔墨。他叙述快捷，用词讲究，三言两语就把故事交代明白，同时暗藏着他真正想说的那些东西。在这本小说集的“后记”中，他用近似挖苦的语气写道：“减至万八千字以下的，便为短篇。更有惜墨如金或体力不支者，千百字以内就收笔，其作品则被人戏称为‘小小说’或‘微型小说’、‘袖珍小说’。”我是把这些话当做劳马的“小说观”来看的。我们知道，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短篇名师就一直层出不穷，支撑起中国小说的半壁江山，像鲁迅、张天翼、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孙犁、李准、马烽、王汶石、汪曾祺、林斤澜等等。这个分量厚重的名单，足以说明短篇的力量。劳马小说师法于这一传统，同时也在丰富这一传统。比如，重视讽刺者除鲁迅、张天翼之外，当代小说中还无真正的实践者。仅此一点就可看出劳马小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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