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研究中，“选本”的编选，显然也是一种诗歌史的研究。因为一部诗歌选本，大概不是一般性的“作品展览”，它的筛选过程、认定标准和组合形式，实际包含着“诗歌史”的眼光和选择。但是，“历史存在”、“历史化”与“历史感”等等概念的细微区别在哪里？它们在具体诗人作品的选择中怎样体现？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过程。
在我与洪子诚先生编选《第三代诗新编》时，就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诗歌社团或诗人在当时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存在”，它的历史“合理性”，是无论如何不能在诗歌选本中被抹杀的；但是，诗歌选本的编选又是一个“历史化”的工作，即，既按照当时历史的“模样”尽可能去反映它的“真实性”，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掺进了编选者“今天”的观念和设想。那么，“历史存在”与“历史化”之间的比例是什么，作品“原作者”与“编选者”在“事过多年”之后，对历史的认识究竟为什么会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历史感”发生一系列的变形、转移或调整？如此等等的情况，都可能在诗歌“选本”中出现。
例如，在“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中，由于出现了“社团”压倒“作品”的诗坛风气，一些可能比较优秀的诗人的创作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有这种风气存在，并影响到人们的批评和研究，一些作品并不“重要”、但“名气”很大的诗人，反而在批评和研究中占据了非常抢眼的诗歌史位置。经过我们反复的“细读”，我们觉得李亚伟其实在“八十年代”写出了许多很好的作品，但在一般印象中，他只是“非非”社团的一员，或是次重要的另一个社团“莽汉”的诗人，所以，他的诗歌史位置都被习惯性地排在“他们”、“非非”的“代表人物”之后，诗歌选本在选他的作品时，数量、分量也明显少于前者。这次我们做了较大变化，把他直接列入“重要诗人”行列，而且入选作品的数量是最多的几位诗人之一。但是，这样一来，引起了个别诗人的不满——估计“非非”诗人也不会同意这样“安排”。编选者的理由是：一，经过二十年后，再读李亚伟的诗歌，觉得其“重要”远远大于“当时”对他的“评价”；二，试图稍微改变“诗歌社团”压倒“诗人作品”的不正常做法，而采取以作品为“中心”的编选思路，于是可以发现，于坚、韩东仍然在选本中有很多作品入选，而“非非”诗人的历史重要性略有降低；三，这样做，并不是要“重新发现”一个诗人，目的是通过它反映我们对“历史”的一些新的“看法”。当然，如此也不一定会获得诗人的认同。
在认识历史存在、历史化和历史感的问题上，诗人与诗歌研究者的不同可能还在于：一般而言，诗人的“历史”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设计和想象的，诗歌研究者更重视历史原来的样子。即使他们在多年后重新评价“历史”，也会按照一定的文学规律、尺度和阅读经验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比较忽略“自我”在研究工作中的非客观作用。具体地说，在诗人这里，“历史存在”、“历史化”和“历史感”是同一个东西，它们的核心是诗人自己的感受。而在诗歌研究者那里，几个概念实际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异与不同。即，“历史存在”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结合的结果，它分别以诗人的影响、作品的影响为标准；“历史化”则通过对具体诗人和作品的评论、选本编选和诗歌史讲述来实现，就是说，诗歌批评家、编选者和诗歌史作者参与到了对历史重新想象的工作之中，因此，所谓的“历史化”已经开始游离原来的那个“历史存在”，而暗暗增加了“历史叙述”的部分；在诗歌研究者看来，所谓“历史感”是对前二者的某种“综合”，是在二者印象和研究的基础上的一种积累，正因为有所谓的“综合性”，因此也较前二者要复杂一些。
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正因为在诗歌研究中，存在着历史预设、研究者地域和观念的差异，以及写作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所有的诗歌研究者的“历史感”其实也并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今天诗歌选本、诗歌史和诗歌批评千奇百怪的存在面貌，成为发生诗歌论争的一条重要的导火索。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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