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飒：性是生活中比较神秘的一件事情，每个作家写性也是不一样的，想表达的东西也不一样。像贾平凹写性，他经常写乡村的事情，用性来表示感情原始的冲动，人的野性的爆发，对自由的追求。张爱玲写性，其实不是在写性，是在写男女之间的关系，互相之间的纠缠和对抗。我很多时候是在用男性的口吻写女性，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性，也有很多男性作家，是用女性角度来写性。
谈法国总统
三任总统都爱跟文艺圈“混”
广州日报：您当时获得的龚古尔“青年文学奖”是由中学生投票选出的作品，相较于我们国内90后读者爱读的书籍，可能在文学界的认可度不大，那法国的文学界是怎么看待这个奖项的作品呢？
山飒：法国这个国家教育水平很高，是一个传统的文学国家。上次我看一篇法国媒体的报道说，平均每两个法国人里面就有一个写过一本小说，不管发表没发表过。十三四岁的小孩就开始读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什么的，性描写的作品也都可以阅读，特别开放。他们年轻读者的鉴赏能力是很高的，所以他们选出来的作品绝对是经得起考验，值得尊重的。
广州日报：您好像在法国的政界也认识很多人，您的那本书《尔虞我诈》也取材于您的见闻，能讲讲您跟一些法国政界高层人士交流的故事吗？
山飒：法国的三任总统我都认识，像密特朗、希拉克、萨科奇，我觉得最可贵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都特别平易近人，都很热爱文学艺术，他们很爱跟文艺圈的人交流、来往，我们也常在一起聚会。因为文学之于法国来说是一种必不可缺的养分，他们的政治跟文学有很多关系，政界的事情也是很多文学家的题材。我跟他们在一起，从没觉得他们是总统，特别让人放松。像萨科奇，特别亲切，他很风趣，会讲笑话逗在场的人士开心。我有一次约会回来，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看到希拉克在散步，我就远远地骑着自行车给他打招呼，他也是非常有文采，很有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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