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深度意象，在托马斯的诗歌中是对存在的直觉，是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无忧无虑者对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直觉，沉思，他的感受是本源的，与他的生活世界和对世界的态度息息相关，他想象世界，但不是空想世界，他的想象力的美是有具体的“象”作为基础的。在他的那些不可理喻的非逻辑的语言中，我感受到真正的魔力，那些语词不是技术的积木而是精神的容器。他这种诗歌离开了本源很容易成为技术，因为“不可知”的状态，要么令读者就像面对自然一样感受到“不可知”，要么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在玩“复杂诗艺”的把戏。托马斯是真正的诗人，他是不可模仿的，所有的模仿者，在托马斯的原版面前，只是赝品，只是可怜的技术。
支撑托马斯诗歌的东西不是语感而是智性，这种智性可以分析出来，例如，把抽象的词具体化，拟人化、戏剧化，或者反过来，把具体的事物与抽象的语词联系起来。并抛弃它们之间世俗的“雄辩”，以直觉来把握它们的组合。“盾徽一般 爪子紧抓住旅行”“玫瑰抓着遁逝的光芒”“壁炉旁的火柴 从立正倒塌为稍息”“邮票那飞翔的地毯 地址那颠簸的字母 加上我封好的真理 飞越过海洋”。如果不是因为诗人有着真正的直觉，并在组合中呈现出整体的暗中呼应，那么这样的诗只是语词的小聪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对于能够用原文直接阅读唐诗的读者来说，托马斯的诗歌还是太雄辩，痕迹太多。“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直接就是说话，没有任何诗语的痕迹，但比诗语更是“诗的”。“雄辩”乃是西方诗歌的宿命，这种宿命是植根在拉丁语言的字母中的，任何从这里越狱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技术上的痕迹。但对于一个在希腊罗马这种文化传统中教养出来的诗人来说，能够“放弃雄辩”，已经足够他成为一个另类，一个现代派了。
托马斯的诗歌太属于“诗意”，一方面他是西方世界期待中的现代主义的“东方式诗意”（应该说，托马斯确实受到东方诗歌的影响，甚至他的诗歌有些就直接模仿徘句的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诗人梦想的诗意的“现代主义”。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在经典的意义上，它是古代的。在现实和当代的意义上它则是政治和制度的而不是审美的。在国际诗歌中，汉语当代诗歌从来没有过直接的“当代性”。而他们读托马斯的东西的时候，当然意识到它们直接就是“当下的”而不是古典的。某种期待中的中国纯诗，其实往往被理解为要么必然是托马斯式的，或者当然的，如果它不是纯诗的话，它必然是一种嚎叫。我怀疑，也许在西方看来，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启示录”只是由古典诗歌传达的，而它的当代性只在“政治上”，而不在诗学上。萨义德的这段话可以证实我的想法，“关于莎士比亚或华滋华斯的知识是非政治的知识，而关于当代中国的知识则是政治性的知识”（见《东方学》１２页萨义德著 三联书店版）他的所谓的当代中国的知识也许不包括文学，但是我可以说，在西方看来，关于唐诗的知识也是非政治的知识。我还要问：关于当代英国、法国、德国或者荷兰的知识仅仅是政治性的知识么？关于艾青或者北岛的知识和关于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是同样的“非政治的知识”么？
为什么中国的托马斯模仿者不像托马斯那样，直接把东方作为一种经典来接受，这样不是比绕道托马斯更方便么，他们就生活在“原文”旁边？因为这样的话，路标就不是“走向世界”了，而是回归传统了。回归传统有什么不好，如果那是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的话？托马斯先生天真地问。他不知道，这只是一个诗歌策略。如果没有了“现代主义”的印记，那么“走向世界”在国际诗坛成功也就没有可能。中国当代诗歌如果要与国际“接轨”的话，它必须与“当代”无关，因为那是一个“非诗”的传统，而它又不能直接借道自己的传统（一种只有西方才有资格意识到其价值的知识），它只能借道于西方认可的传统，因为只有西方诗歌才有资格成为传统，包括给唐诗的传统贴上“现代主义的标记”，想想看，唐诗经过庞德出国留洋式的改写，在中国当代诗人们眼里，成了多么牛Ｂ的东西啊！中国当代诗歌只有通过西方认可的传统，或者说，已经被处理成“现代主义”的传统，才有希望是莎士比亚之类的“非政治知识”。而托马斯式的写作当然是这方面的一个样本。一些梦想在“地位”上走向国际的诗人早已聪明地意识到这一点，托马斯其实只是一个成功的符号。在这种走向国际的策略中，诗歌中的托马斯被遮蔽起来。托马斯不再是一种诗歌的“当下”存在，而是一个类似耐克鞋上的钩子那样的一个符号。抽空了托马斯式的来自瑞典生活的基本存在，他的“象”，他的本来就在“世界中”，并不是为了“走向东方”——这种写作就成为仅仅是为了“走向世界”的“语言空转”，“接轨”技术。
同样，在这种对托马斯式诗歌的仿写中，真正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真正的现代主义，它的“当代诗歌”也被遮蔽起来。中国世界的诗歌似乎没有它的当代性——那种既不是所谓“超以象外”的“纯诗”，也不是愤怒嚎叫的当代——从基本的世界体会的当代，没有它自己的“象”，没有它的生活常态，没有它的在场，没有它的日常的基本的话语方式，更没有它的诗歌标准和经典性。它要么是歇斯底里的“非诗”的嚎叫，要么是从纸上泊来的东方式的纯诗，它的经典意义与当下中国语境毫无关系，它只是在托马斯式的写作中才有希望成为经典。而对于托马斯来说，诗歌既不是嚎叫，也不是走向世界的纯诗。他那么写，是由于他有一个那样的他深为热爱的“经典”的当下，当然也是作为“政治性知识”的（他的诗歌充满着置身于福利国家和民主社会的幸福感。）当下。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性的诗歌传统，其疆域甚至包括汉语，他选择此或彼不是一种“走向世界”的策略。他就在他的瑞典语世界中，他的全部灵感来自对他置身其中世界的基本状态的感受，他从来不是一个古典诗人，而是当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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