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随着这种“新文学”日长夜大，它在“严肃文学”那儿引起的反应也明显变化。照例的轻蔑并没有持续很久。郭敬明本人被邀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尽管依照前例，一旦其重要作品被法院判定为抄袭，已经当了会员的，也该被除名。他的新作更相继被《人民文学》和《收获》刊登在醒目的位置上，尽管《最小说》继续将莫言或王安忆一路的文学，坚决地排除在外。一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文学名家，兴冲冲地参与郭敬明或类似人物主导的各种“文学”评奖和发奖大会，站在边上分取粉丝的欢呼：他们早已看清楚了，在争夺年轻人无论读者还是作者的竞争中，这类“新文学”遥遥领先。
尽管不情愿，我还是得说，至少目前来看，这类“新文学”在纸面世界里的声势，尤其是其前景，是越来越明显地超过“严肃文学”了。
(七)
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的急剧减退，文学杂志的销量从单本几百万份几十万份，迅速跌到几万份甚至几千份，一种认为“现代社会里文学必然寂寞”的判断，开始流行，而其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美国。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研究者接受了这个看法，逐渐安下心来，不再惶惑，不再抱怨，当然，也不再反省。
最近三十年社会巨变，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基本条件、规则和支配力量，都和1970年代完全不同，文学世界呈现“六分天下”，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巨大“不同”的结果，当然，也在较小的范围内，成了它们的若干局部的原因。不过，在那些整体变化和文学的多样现状之间，有一系列中介环节，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正是这些中介环节，才最切实地说明，文学是如何被改变，又如何反馈那些改变它的因素的。
在我看来，这些中介环节中占第一位的，就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正是它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成形，从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角度，根本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
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的急剧减退，文学杂志的销量从单本几百万份几十万份，迅速跌到几万份甚至几千份，一种认为“现代社会里文学必然寂寞”的判断，开始流行，而其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美国。有论者甚至以文学的丧失“轰动效应”，来反证中国的现代化的进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研究者接受了这个看法，逐渐安下心来，不再惶惑，不再抱怨，当然，也不再反省。
但是，今天却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代世界的文学状况，其实是千差万别，绝非一律的。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福克纳、海明威式的文学的确是寂寞了，但在欧洲、南美和亚洲的其他许多地方，文学在精神生活中依然相当重要，也因此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今天的中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兴盛，习惯于经常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因而可以被记入“文学人口”的读者的总量，以及与之相对的各类文学作品的纸本的出版数量，实际都是在增加的。即便我前面的那些非常粗略的介绍，应该也可以说明，当纸面的“严肃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中的份额持续减少的同时，这个文学世界的版图，却是在逐步扩大的。
也就是说，与此前近百年的情况并无根本的差别，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能量，依然积聚在文学的世界里。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营造者们，正和我有共同的判断，他们同样认定，至少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文学依然相当重要。当然，文学为什么重要，看法又大不同，他们是觉得，中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创意”，是在文学里面，而在这个时代，“创意”是最赚钱的东西。我却相信，当整个社会继续为了开拓适合自己的现代方向而苦苦奋斗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伟大的文学，如同十九世界的俄罗斯文学那样，提升和保持民族和社会的精神高度，尽管这个伟大文学的体型和面貌，不会也不应该再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那样的了。
之所以对当代文学深感失望，却依然热切地关注它，甚至不避“门外汉”的隔膜，冒失地勾勒论今日文学的变化图，也就是出于这个信念，而且，我还觉得，这个信念确实在如此勾勒的过程中，得到了若干局部的证实。
2011年5月 屯门
(原文12000字，以《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为题，本报刊发时因篇幅原因有多处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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