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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2)

2012-09-28 10:58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张炜 刘醒龙 莫言 等 阅读

  对于一个社会实体,经济是其肉身,文化是其风骨。肉身注定要腐烂。在历史中流传的是那种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的作品,是那种不去贪欲的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风骨。中国一些著名寺庙都有供奉得道高僧的肉身。这些肉身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是因为肉身之上那些更为不朽的佛与禅,道与德。普遍俗众尊重的看似肉身,实际上是用肉身修炼所得来的人生学问和凡尘文化。

  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现高速发展的奇迹,文学发展更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纵使坐拥金库多处也买不来文学,更别说伟大作品。

  当极端的经济活动屏蔽了真的文学时,当有人认为经典文学正在经典地死去时,才能凸显作家存在的意义。面对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敢于激浪飞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职。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如果所有人都是作家,才是作家的悲哀。当所有人都盼望做赚钱好手时,那不幸成为作家的少数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荣幸。这样的背景会使作家难于受到经济动物们的欢迎,也会使作家的责任更大。   盯着人写

  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长篇小说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获奖作品《蛙》。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近日首都剧场上演北京人艺排演我的戏《我们的荆轲》,记者多有问我:此戏到底是写什么?我说:写人。写人的成长与觉悟,写人对“高人”境界的追求。由人成长为“高人”,如同蚕不断吃进桑叶,排出粪便,最终“接近于无限透明”。吃进桑叶是聆听批评,排出粪便是自我批判。

  《蛙》出版已近两年,其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将目光盯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这不能说不对,但不符合我的创作本意。我的本意是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的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与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窄。写出她与时代的和谐与冲突,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任务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

  《蛙》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出那个“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内心阴暗困难。批判他人笔如刀锋,批判自己笔下留情。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会遮蔽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一个50多岁的人,还认不清自己的真面目,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悖职业道德的。

  前些天,我说过,得了茅盾奖,力争用十分钟忘掉。十分钟忘不掉,就用十天忘掉。这不是对这个奖的轻视,而是对膨胀的虚荣心的扼制。如果得了奖就忘乎所以,那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地知道,“高人”并不是我,真正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向那个方向看,盯着在那个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高人”在向我们招手。

  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的一段台词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立起,仰望长天)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我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高人啊,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自从你走后,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回首来路,污泥浊水,遥望前程,遍布榛荆。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或为营利,或为谋名。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难道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吗?是的,如果我将这场戏演完——我会将这场戏演完的,我必须将这场戏演完,为了你们这些可敬的看客!——我知道史官会让我名垂青史,后人会将我奉为英雄。但名垂青史又怎么样?奉为英雄又有什么用?可怕的是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高人啊高人,你为何要将我从梦中唤醒?我醒来,似乎又没醒,我似乎明白了,但似乎还糊涂,我期待着你引领我走出黑暗,但在这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你却扔下我飘然而去,仿佛化为一缕清风。我本来可以随你而去,但临行时却突然失去了勇气。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我的手不受我的控制。我梦到你让我在这古老的渡口等你,等你渡我,渡我到彼岸,但河上只有越来越浓的雾,却见不到你的身影。眼见着众人暧昧的面孔,耳闻着好汉们的嗤笑讥讽,羲和的龙车隆隆西去,易水的浊浪滚滚东行,却为何听不到天河里的桨声?你会来吗?你还来吗?我知道你不来了,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你要真来了我怎么敢正视你的眼睛?我的孤魂在高空飘荡,盼望着一场奇遇,到处都是你的气味,但哪里去找你的踪影?我在高高的星空,低眉垂首,俯瞰大地,高山如泥丸,大河似素练,马如甲虫,人如蛆虫,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

  推拿的写作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长篇小说代表作《青衣》、《平原》,获奖作品《推拿》。

  作品和作家的组合关系也很有趣,如果是1995年——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31岁的作者该如何去写《推拿》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定会把《推拿》写成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语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顿说了,这是一个“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于盲人这个题材,31岁的年轻人也许会鼓起对着全人类发言的勇气,试图图解亨廷顿的那句话。年轻人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张三象征着局部,李四象征着局限,王五象征着人与人,赵六象征着人与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后,真理在握。在小说的结尾,太阳落下去了,它在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没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阳,它只是史前的一个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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