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品无疑一贯是《人民文学》的“重头戏”。2011年第九期上的小说实际上是两类，一是虚构类的，如短篇小说《帅旦》、《爷爷的“债务”》、《寻找建新》，中篇小说《北京和尚》、《信河街》、《嘴》；一类是非虚构类的，只《拆楼记》一篇，放在头条。实事求是地说，这几篇小说大部分各有千秋，但是艺术上的可取之处不多，个别篇什思想性问题却不少。“卷首”里的导读是想把读者引向人性的深度和生存状态的内中，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同任何人的自我标榜不能信以为真一样，推荐的话有时也要用心揣摩揣摩。
必须认真读作品，作品本身才能说明问题。
《拆楼记》几近纪实。我的理解，“非虚构小说”相当于过去所说的“纪实小说”，只不过是名词变了，“陌生化”了，“新瓶旧酒”而已。这本来只是个“牌子”，无所谓的，就像小孩酥，你贴上“黑猫”它就是“黑猫牌”，你贴上“白猫”它就是“白猫牌”。它几乎写了张庄拆楼的全过程，写“我”介入其中的见闻和感受。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作品里写的“芸芸众生”都是些自我利益的保护者，包括那些负责拆迁的官员，没有理想，没有大局，有的只是如何“混”，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张庄的村民是“维权”吗？他们得到风声就无限制地建房，为的是多得补偿费。这类事情很多，很普遍，几乎到处都是。作者的确抓住了题材，反映了一个亟需反映的问题。然而，如何反映，这根本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张庄的部分群众有理乎？无理乎？作家好像没有分辨这个是非的义务。可是“我”既然搅合进去了，就不能不有个观点。“我”对于如此的“乱象”最后也只能是叹息。面对后来的新的景象，面对那些似乎麻木的人们，“我”颇有感想，感叹到想哭想笑，想笑着哭，想哭着笑，“有更多的部分，不能言尽”，连整个人都变了，“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大一样”。作品反映了人的自私性，你说它是人性也对，它本来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不一定非得是人性的主导方面。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表现，深刻倒也深刻，可深刻的倾向有了问题。在艺术上，它算是中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构思没有奇特，最多在叙述上，详略处理较为得当。
而《帅旦》，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我之所以说它“值得引起重视”，乃因它的思想倾向。它也写了拆迁，与上一篇不同，它写的是拆迁前的滥建。作品其实是写的赵菊书几十年来与房子的恩恩怨怨，写西街上的风云变幻。赵菊书的父辈辛辛苦苦，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买了西街一处房子，后来莫名其妙被别人占去了。这当然写的是全国解放时节，以致更后来的土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及“文革”。人民剥夺了她家的财产，“无理”侵占了她们的权益，她们以全力抗争，并通过其它方式的买卖和斗争，拼杀出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作者写了赵菊书们的命运，写了赵菊书的为利益而战的勇气，然而遗憾的是，同时却也鞭挞了历届党和国家的政策。是谁剥夺了赵菊书家的房屋？是谁吞并了赵菊书家的土地？这是无须注明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小说的语言很形象，有声有色，艺术手法也很不错。可是整个故事性是有缺陷的，作品把精力投放在赵菊书的“拼杀”历史，而真正写她现实中违章建房的故事却没有，和第一部分相比起来，觉得头大肚圆腿短，“腿”既短又细，极不相称。
《爷爷的“债务”》和《寻找建新》两个短篇，前者是一个“好人好事”，如若不是后来的危局突变，它真纯粹是一个好人好事，后边“骗子”现形，故事急转，一堆好人，无非生活与命运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了，“爷爷”抱憾，亦无有它哉。不管事情怎样发展，“爷爷”都坚持着，坚持着他的善良。他坚持的是信仰，坚持的是人性善，是人性中积极的一面。这一篇算有些“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好人好事写成了称得上“小说”的小说，人物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作者的探索值得嘉许。后者里的建新是一个有点传奇式的人物，他辞去教师后究竟干了什么，无从考证；“我们”这些人又是什么，也很模糊；“寻找”建新有什么意义，好像亦是糊里糊涂，不清不混。然而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建新是需要下力气寻找的，因为他是世界上的一个具体存在，不能不明不白地消失。他的“背景”仿佛有些复杂。这里是指社会背景。写小说，其中的故事只是框架，是支撑起小说的框架，如果不是为了写人物，写背景，写危局，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正如约翰·盖利肖所说：“题材总是事件，选取它们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背景、人物和危局。”（《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79页）背景是社会，是当时的政治制度，以及大小环境。人物是活动在这个环境里的，作家抛不开这个“政治”，——无论你怎么强调，你都不可能脱离它，你不是这个的政治，就是那个的政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人物的命运，实际是时代政治的组成部分；危局，无论是什么危局，都是时代的或反时代的产物。我们是应该寻找他，必须寻找他，寻找他就是寻找自己，就是寻找这个时代的“遗失儿”。 中篇小说里，《嘴》颇有特色。它是一个网上虚拟的故事，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白日梦”。其故事是人被牛碰撞而受伤住院，是事故真相的调研和追踪，是一个事故的没有结果的处理。人被牛撞，牛被猪惊，猪被狗咬，狗为护青，羊被狗追，羊猫同伴，鱼诱猫寻，鱼被人偷；人偷了鱼，鱼引出了猫，羊不离猫身，羊遇见了狗，猪羊啃青，狗追赶猪，猪又惊吓了牛，牛于是疯跑而撞了人。这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一个怪圈，反过来倒过去，可以无休止地循环，每一个环节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也是果。真相永远无法求证。世界上的真相往往在事情发生的那一个瞬间就不存在了，以后的所谓真相，是被篡改了的，甚至可能是真相的相反。在一定的情况下，人性被扭曲了，被环境扭曲了的人每一个人都不承认自己的责任，都把责任推给别人，每一个人都在背后说人，而每一个人又都在背后被人说，推来推去，说去说来，每一个人似乎都与真相无关，每一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真相，这，又是一个怪圈，一个更为可怕的怪圈。作者说，他从吴影村逃出来了，从电脑里逃出来了，从他的故事里逃出来了。而在现实中，他是逃不出来的，我们谁也别想逃出来。小说里的“亮色”倒是两个孩子，尤其是那个瘫痪的小女孩，她勇敢地承担着责任。她以为她有责任。她是猫的主人，是猫把羊引出去的，猫闻见了鱼腥，猫奔着鱼腥而去，羊是猫的朋友，于是便发生了后边的事故。这是童话或寓言式的小说。在形式上，作者虽然没有出什么新，但也不是千百作家的老路。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采访记录的方式，把一个个畜生的主人的嘴里说出的话“端”给读者，让读者评判，举重若轻，象中藏妙，妙中出象，文浅而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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