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尚》写了一个还俗的和尚的故事。张磊在北京附近的观音寺里当和尚，法号可乘。也许他“六根不净”，太多的同情心，慢慢陷进做善事的泥沼里，一步步走上婚姻的殿堂。他老婆本来是一个妓女，怀了孕，不知其父，欲打掉，因她受奶奶影响，有佛性，怕杀生，就到寺里问和尚。可乘值殿，回说不可，坠胎就是杀生。后发现自己错了，不足八个月不为杀生，觉得害了那个靓女，于是到处去找，免得落下未婚而育的丑名。可是他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不得不找了。几个月后，有僧人捡到一个男孩，这男孩正是那个未婚靓女所生。杜局长的妹妹抱走了男孩。男孩的妈妈来寻儿子。又是可乘自告奋勇，帮助她要回了孩子。靓女要回家过年，请可乘扮老公。可乘答应了。后来假戏做成了真，他们正式结婚了。婚礼在观音殿里举行，是一次东西方教规和民俗的巧妙结合，很成功。（这里写了宗教的开放，宗教的世俗化。）张磊的俗世生活并不自在，几经磨难，坚持住了。当然，张磊是不是还可能二次出家，这是他个人的造化，我们用不着去猜测。小说写得有理有情，场面都很吸人眼球，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嘴》一样，也很耐读。小说除了可读性，必须具备耐读性，耐读才耐人寻味，才厚实，才可能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
人性，或曰人的本性，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的规定性。有人说，人性就是动物性，这是绝对偏颇之论。人与一般动物不同，人是有着高级思维能力的高级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的七情六欲往往会受理性的制约。而且，人性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仅仅善与恶60亿人就有60亿种表现方式。《信河街》写了一群“好人”，他们一个个“因信而义”，他们的故事确实近于传奇。可是，其叙述方式并不十分成功。尽管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的表现，但是作为小说，它的结构形式有些勉为其难。
《人民文学》，在“文学”前面冠以“人民”二字，就注定了这个文学属于人民，它是反映人民的文学，是人民写的文学，是写了为人民的文学。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小说家还是要走进人民，从人民那里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人民文学》做得是好的，它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民间，它所倡导的“非虚构”，以及坚持的现实主义办刊方针，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中国文坛起了引导的作用。希望今后更加坚持这种风格，出更多厚实的乃至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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