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我对《红岩》的理解，不是从小说中而来的，更多的是从历史材料和档案中来。小说是从真实中截取的部分，比如“江姐”即江竹筠是实际上并没受到那么多苦，是人物典型形象塑造的需要，集中了很多人的故事写成的。所以我的副标题是“真实的红岩故事”，这个题目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没想篡改或颠覆，只是想挖掘被遮蔽的文学和历史的价值。要写，就写真实的红岩。我先后几次去了重庆，采访了还健在的一些《红岩》中的真实人物，光资料就背回来几大箱子。
读书报：我觉得这个副标题其实更吸引人，为什么书名是《忠诚与背叛》呢？
何建明：我一次次采访自己的同志和其他党内干部，假如也像“许云峰”、“江姐”被敌人逮捕和上刑，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时，能否做到对党继续忠诚。他们中至少有70%的人如此坦诚地回答我说：有可能当叛徒。
这番话让我心头隐隐地作痛。我想，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新的动荡，假如有残酷斗争到来(形式与以前可能有所不同而已)，而当那种严峻的考验来临之时，近九千万共产党员能否能党忠诚，能否不背叛革命事业，能否把国家引向更加辉煌的历史高度？
忠诚与背叛——是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时刻都在接受这样的拷问与考验。和平时期也需要献身精神，所以我下决心要把“红岩”革命斗争史中那些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讲给大家听，希望让所有共产党人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们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思考未来90年怎么走。
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岩革命烈士留给当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成为我们不可缺或的一份特殊的宝贵财富和一面永不可丢失的镜子。
挖掘被遮蔽的真实
读书报：您觉得自己创作中最满意、最精彩的地方有哪些？
何建明：关于红岩的书有几百本，没有一个人把屠杀现场写出来，没能把共产党人生死时刻的精神表现出来。马上要上刑场了，陈然说，我的诗还没写好，他一边写诗一边大声地念。我认为最成功的，是把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革命的浪漫主义表现出来了，集中了文学性、革命性、精神性，是这是在创作上的超越。在写到这些场景时，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我们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伟大而崇高！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和建立新中国的坚定信仰和牺牲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读书报：您发现的真实的“红岩故事”，和大家印象中的红岩有何不同？有哪些被遮蔽的事实？
何建明：太多了。比如小说《红岩》中有个叛徒“甫志高”，是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甫志高”的原型是蒲华辅，其实他最后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上刑场，他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一位叫名盛超群的共产党员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有过不少笔墨被作者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分子们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共产党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 “文革”中，有人把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戴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他的儿子盛荣德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造反派们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盛荣德母子俩的申诉才重新被有关部门重视，宣布“无罪释放”。
还有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薛传道，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头衔，一直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彻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真实的红岩”带来的思考
读书报：您的创作，一向饱含激情同时又充满理性的思考。在这部作品，您又有怎样的思考呢？
何建明：后面的理性化思考更多。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我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比如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还遥叛徒在敌人初期的严刑拷打下非常坚定，可过了半年一年在狱中生活后就受不了啦，又当了叛徒。这些人当叛徒后比原来的特务更丧心病狂地镇压和打击革命者……等等，这些非常真实的事情，太值得我们思考了。
读书报：红岩的真实故事本身，告诉我们什么？
何建明：“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读书报：通过这次写作，您有怎样的发现？
何建明：在采访和写作中，我发现革命者中剥削阶级出身的比工农干部出身的革命者更坚定，他们有信念，这使我们重新想到对人的教育，为什么我们党提倡信仰；还有一种，再就是女人很少有叛徒。
读书报：这是您的最新发现。怎么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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