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睹。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16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5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
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一个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后来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走。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罚一点钱”，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那个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他沿着长城漫游，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做无用功了”。
5
他的房主姓魏，卖核桃为生的农民，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之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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