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从亲戚那儿借钱，向银行贷款。在买一样大东西前，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或者有“关系”去借钱。他买了一双30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像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6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他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
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
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写这个村子不是何伟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他写道，“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7
看了何伟这本书，很多美国人对他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西部荒凉的公路，路边放着一个塑料片做的警察，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景，何伟说他选这张照片的意味是说——“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只是了解，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不常见地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何伟好像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8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自不自觉，承不承认。（柴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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