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变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编印了中国第一本非官方的铅印的诗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个主要是万夏的功劳。万夏是一个超级行动派，从计划夺权开始，他就想好了要编印刊物，一开始叫《现代主义同盟》，这个刊名太吓人了，没有通过，只好委屈成《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尽管是如此低调的一个名字，但它一定是八十年代前半段中国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首先它是铅印的，铅印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出身正派高贵的标志，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以外非常稀罕少见；第二，它的编辑眼光是全国的，现代的，它的作者不限于四川，而是全国各地，一半以上是当时中国最有名最活跃的诗人，包括北岛那一拨。在编排上，第一辑名“亚洲铜”，主要是一部分史诗概念的作品，海子打头；第二辑名“结束与开始”，这部分主要是朦胧诗那拨人，这个名字也是北岛的一首诗的名字；第三辑就是“第三代人”，主要是我们这一拨，也包括在其他地方的同路人。这个编排可以看出万夏的眼光、抱负和谋略，他一下子就把“第三代人”提到了中国诗歌的最前沿，让这个名词堂堂皇皇的进入了中国当代诗歌史。1985年春夏之交，《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印出来后，万夏立即带着它们北上南下，周游全国，相当于作了最大程度的推广和传播。可以说，八十年代的现代诗歌运动，就这样发端于成都，并极大的影响到了全国。

到此时为止，早期的，或者说我称之为原教旨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有四个节点：1982年10月重庆西师的聚会，首次有了“第三代人”这个提法；一个月后的南充聚会，这次聚会的成果没有落地，什么也没留下；1983年春夏成立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结果是编印了中国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最后就是1985年春夏出来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让“第三代人”这个名词传播到全国，并得到了诗歌界广泛的认同。机缘巧合，我是唯一一个这四个节点都在场的人，但我都不是主导者，而只是主要参与者。到此时为止，“第三代人“都还只是一个代际概念，没有任何诗歌观念或诗歌美学的东西。传说中的郭绍才那份宣言，我至今没有看到，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北望到是在我们那本《第三代人》开篇，写了一个”第三代人“宣言，但他是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来阐释这个名词的，和诗歌没有任何关系。《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里“第三代人”专辑，有几句话，也是一个代际概念。现在大家熟知的，关于“第三代人”反诗歌、反文化和反理性的诗歌观念和先锋姿态，都是1986年以后才贴上去的标签。今天的诗歌史已经完全认同和接受了这个概念，用“第三代人”或“第三代诗人”，来泛指朦胧诗以后的一代诗人。而这一代诗人，天才辈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我个人认为，现代汉语诗歌也是在我们这一代诗人手里，才真正成熟起来，已经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文本，形成了强大的诗歌传统。

三，四川五君

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度，“四川五君”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现象。五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天才，都是那种一个人就可以开出一种方向或者改变一种局面的强力诗人，现在都是汉语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五个人，按年龄来排，是钟鸣、翟永明、柏桦、欧阳江河、张枣。“四川五君”其实只是一种说法，既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流派，五个人的诗歌风格和美学观念也完全不一样，甚至都不一定有共同的友谊，所以我只能说它是一种现象，一个诗歌智力和品味的共同体。我和他们五个都比较熟悉，先后也有不少交集，对他们每个人专门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今天我就谈一点纯粹是个人的记忆，一些直觉、印象和往事。

四川五君里，我最早见到的是欧阳江河。1982年，我认识了我们川大经济系78级的游小苏，他当时写很纯正的抒情诗，一首《金钟》风靡成都，被称为他们那一拨的“第一小提琴手”。游小苏那儿是一个中心，欧阳江河、以及刚回成都的钟鸣，那时都很推崇他。一次，在游小苏的宿舍里见到了欧阳江河，那时他还叫江河，江河是他的本名，但朦胧诗里有一个更有名的江河，大家就把北京那个叫成大江河，把成都这个叫成小江河。小江河估计后来不能忍受这个“小”字，就把母亲的姓拿过来，叫欧阳江河，所以，欧阳江河是一个笔名。那次和小江河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口才好极，滔滔不绝，很有激情，他走后我问游小苏那是谁，游小苏就说是江河，一个当兵的。我后来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成都诗歌圈的工农兵，工是指孙文波，工人出身；农是指萧开愚，他当过赤脚医生；兵就是欧阳江河，当时是四川省军区的宣传干事。这三人后来都很厉害，孙文波和萧开愚也是成都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但不在这些帮派里，属于比较早的个人写作。

钟鸣1982年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的四川师范学院，唐亚平带着我去川师见过他。钟鸣是53年的，和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但人很热情，不装，有亲和力。钟鸣也是一个行动力和执行力很强的人，他那时正在编一本诗歌民刊《次生林》，作者以游小苏为首，一批五零后出生的诗人，包括江河、柏桦、翟永明、彭逸林等。82年底，唐亚平给我说她和我的诗也会被选进去，我还很是期待。但《次生林》出来后，她和我都不在里面，想来钟鸣还是觉得我们太年轻，和他们有差距。

1983年九月，我们那本《第三代人》出来后，我收到了重庆彭逸林热情洋溢的来信，盛赞我在集子里的长诗《随想》。彭逸林是五零后诗人，我们并不认识，那么，他当时肯定是真喜欢我那首诗，他在信中又热情洋溢的说到柏桦，说我们应该找机会见面。大概是在84年下半年，彭逸林和柏桦来了一次成都，我应该是在江河那儿和他们一起见了。他们那一拨年龄相当，是一个朋友圈，我比他们小很多，在这种聚会里就很边缘。但我那时在学校里风头正盛，心气也很高，倒也没有落寞之感。那一次，柏桦热情洋溢的说到了张枣，还带来了《镜中》的手稿。柏桦是一开始就认定《镜中》是一首了不起的诗，那次聚会里，我记得别的人也觉得《镜中》很好，但应该没有柏桦那种感觉。在今天，《镜中》已经成了一个诗歌神话。那次见面后，我成了柏桦诗歌的热爱者，他有一首《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是汉语诗歌里最温情最动人的作品，几年前，音乐人小柯让我推荐一些诗给他朗读，我首先就想起了这首。柏桦还有两句诗：“我迎接过无数夏天/随后全融入悲伤的河流”，我当时也是喜欢得不得了，还把它用作我的一首诗的题记。

1984年，欧阳江河写出了《悬棺》，这是一首了不起的作品，在成都诗歌圈很轰动，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他的诗歌，很精致，也很雕作，像一个精美的玻璃器皿，没有人的温度，了无生气。《悬棺》一下子到了一个炫目的高度，很文化，很哲学，很多人可能会不喜欢，其实我个人也不喜欢，但它很重要，是一个大诗人的写作。喜欢与否，只关乎一个人的趣味和心性，而不关乎作品的价值。江河后来也没有继续写《悬棺》那样的东西，但《悬棺》以后，他就完全打开了，一泻千里，开创出一种欧阳江河式的语言风格和诗歌美学，这需要极高的才智和能力，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欧阳江河的诗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他是一个语言的炼金士，词语在他手上熠熠生辉，把每个句子武装起来，剑光扑面，王气逼人。欧阳江河九十年代中期去美国，在纽约呆了几年，获得了当代世界最前沿的视野和感受力，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对音乐、电影和当代艺术，也是真正的内行。我总觉得，他干什么都能干得最好。很多诗人都很健谈，但欧阳江河的口才，是太好了，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像爱尔兰诗人希尼说布罗茨基一样，“谈话总是立即获得一种垂直起飞，并且减速是不可能的。”哪怕一些夸张怪诞的说法，都充满灵感和机智，他的敏捷、夸夸其谈和连珠妙语，如果任他发挥，会像雪崩一样覆盖你。我在这方面正好相反，无可奈何的认同库切的说法：“真实是和沉默、反思、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讲话并不是真实的源泉，而只是写作的一个苍白的、临时的版本”。2000年开始，我和他都住在北京的望京，相距一千米左右，就经常在一起玩，主要是听音乐和打扑克牌。之前十多年，我们也很熟悉，却没有任何交往。钟鸣和欧阳江河很多年来都不太和谐，但钟鸣是我开车的师傅，他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教会了我开车，而欧阳江河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特别是硬件。我现在的两套音响器材，一套是直接从他那儿接手的，一套是在他的影响下买的。

我觉得江河是一个真正先锋的诗人，他的写作，完全摒弃了汉语诗学里所有的范畴和观念，比如意象、情景、言志、境界等等。江河的句法，和汉语的传统毫无关系，但也不是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的句法，好像是他自己生生创造出来的欧阳江河的句法，你甚至都看不出他的来处和方法。最近听他说到鸠摩罗什，说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完全是一个奇异的存在。《金刚经》的语言完全成立，而且影响巨大，一直流传到今天，但它既不同于六朝当时盛行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样式后来也没有得到仿效和发展，在汉语的历史上只此一家。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至少在我的视野里，他是第一个这么说出来的。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江河的诗歌语言。

1985年春天，我写出了小组诗《河》，当时觉得是一种最高级的诗歌美学，有半年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往下写了。秋天，杨黎说有机会出一套诗歌丛书，约我来编一本我这个趣味的。那时，成都整体的诗歌运动已告一个段落，莽汉和整体已经成派了，每个诗人的个体风格已出现。我和杨黎在诗歌方面，一开始就在两个轨道上，不过彼此都还保持了对对方的尊重。杨黎他们肯定不像我，对钟鸣柏桦他们如此看重。出诗歌丛书这个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却是因为这个缘由，专门去了一次重庆约稿，就住在张枣的宿舍里，他当时在四川外语学院读研究生，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诗歌就是一个江湖，比较活跃的诗人彼此都知道并会引为同道，到了就可以直接拜访，蹲吃蹲住。那几天里，我也专门去了一次北碚，去柏桦在西师的家里拜访他，吃饭，散步，愉快的交流了大半天。

我去张枣那儿时，心气还是很高的。张枣，还有柏桦，都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就是会让一个人特别舒服的，就对他们无比佩服。他们说话都很舒缓，耐心，娓娓而谈那种，都有一种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不会排斥你，反而是把你带进去，让你和他们马上就亲近起来。他们会首先肯定你，说你的好，然后会让你觉得他们更好，自己都觉得有了差距。柏桦常常会有一些尖锐的出奇的表达，你会觉得无比精彩，张枣则像一个漩涡，充满魅力，不知不觉就把你吸进去。钟鸣和欧阳江河就不一样，两人都是铁嘴，雄辩滔滔，但你听完后，当然觉得他们说得很好，甚至也很受启发，但最后他还是他，你还是你。那一次，我和张枣谈到诗歌，谈到了他的《镜中》和《何人斯》，《镜中》当时已经在圈子里很有名了，张枣主要谈《何人斯》，谈这首诗好在哪儿。我现在还记得，张枣对我说，他已经可以写得和叶芝一样好了，但是还写不过艾略特，他说他写不出《四个四重奏》那种诗歌。这一下就把我搞翻了，我们虽然心中都在向大师看齐，却还没敢想和叶芝写得一样好了。关键是张枣这样说的时候，那种诚恳和笃定会让你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你一点都不会有他狂妄自大的感觉，我后来觉得，张枣语言中那种甜的感觉，应该受惠于叶芝那句“把甜美的声音发出来”。也就在那几天里，一个下午，张枣说他晚上就不管我了，他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如果结果是如其所愿，那会改变他的命运。晚上很晚他才回来，满脸喜悦，他说搞定了，一切OK。然后我知道，张枣是和他的一个德国老师约会，谈恋爱，那个晚上可能就决定了未来，他们会结婚，然后一起去德国。不像现在，那个时候能够去欧洲和美国，都是了不得的大好事，似乎一步就踏入了天堂。

我带着对张枣的满心佩服回到成都，当然也成了张枣诗歌的热爱者。我也看到了差距，他的见识、博学、对诗歌的理解和对语言的掌控、以及词与物的融会贯通，都远远在我之上。那年里一次和胡冬聊到，他说比起柏桦，张枣的诗歌不够清晰。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只有写诗的人才会有。柏桦和张枣是那时我们最喜欢的汉语诗人，所以会经常谈起。张枣86年一毕业，就结婚出国了，88年回了一次成都，可能是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候。那一阵我不在，是听钟鸣说的。张枣那时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又有着在德国获得的新视野和新感觉，在成都走路都自带风声，钟鸣和柏桦他们都无比宠着他，陪着他各种疯玩，颓废而高级。

1992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成都那拨先锋诗人，个个都能与时俱进，一头扎进生活中，如鱼得水，过上了一种八十年代时想都想不出来的生活。张枣远在德国，一个叫图宾根的小城，异乡人，生活寂寞，寡淡如水。而张枣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喜欢热闹，喜欢享乐，喜欢名气和地位，喜欢站在C位，这一切德国都给不了他。诗歌的抱负和成就，在现实生活面前一文不值。张枣是一个天才，但不是圣徒，如果他还留在中国，以他的能量和魅力，他不会比任何人差。九十年代以后，他在德国是非常不开心的，邓翔去德国开会，专门去图宾根看望过他。邓翔回来对我说，他感觉张枣在那边太孤独，整天一个人喝啤酒。我1999年在北京再次见到张枣时，当年的英俊少年已经完全走样了，胖得不成样子。张枣说过，德国害了他。他回国时，有过一天几次进出洗脚城的传说，完全是报复性的享乐，然后又会嘟囔着说，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记得当时我问他，你现在还做白日梦吗？他说当然要做了，要不人怎么能活下去。我们都理解，我说的白日梦是什么意思，就是少年时无边无际的美好的幻想，在这种梦里，一个人可以成为王子，英雄或者神仙，可以邂逅最美的姑娘，可以和自己的梦中情人终成眷属，可以梦想成真。而当时，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了。我和张枣还有一个间接的交集，1989年我写了一首诗《春秋来信》，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题目，“春秋”既是时间又是空间，既是季节又是朝代，打算将来出诗集时，就用作书名。钟鸣也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后来就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很棒的随笔。我想，张枣应该没有看到我这首诗，但他一定读过钟鸣的随笔，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后来也写了一首《春秋来信》，他199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时，书名就是《春秋来信》。到我2003年出第一本诗集时，我就向钟鸣抱怨，说他把我的一个好书名搞没了，让他帮我取书名。当时我们正好在一条河的堤岸上，钟鸣遂指着河水说，有了，就叫“逝者如斯”。

诗歌不能拯救生活，生活也摧毁不了诗歌。在德国不开心的张枣，却没有辜负他的天才，写出了现代汉语里最出色的诗歌。张枣的语言天赋，也许是一百年才能出一个的那种，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就说过，中国新诗一百年，前五十年有一个卞之琳，后五十年有一个张枣。他的英年早逝，可以说是当代汉语诗歌最大的损失。

那么多年过去了，柏桦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写的哪批诗歌，还是我的最爱。很多次有人问我，当代中国诗人你最喜欢谁，我都会说是柏桦。最近我知道了柏桦的《表达》写于1981年，那么，他才是当代汉语诗歌最先驱的人物，朦胧诗以后，《表达》应该算是整个第三代诗人的处女作，有独特的语感，文本完全成立，我喜欢的邓翔，也要在82年才写出那些美妙的诗歌，而现在公认的第三代人处女作，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写于1983年。顺便说一下，我们的第三代人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时候，至少钟鸣、柏桦和欧阳江河，是不认可他们是第三代人的，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瞎折腾，毕竟年龄也差了一大截，他们当时在诗歌上，肯定是不屑与我们为伍。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戏称他们是二点五代。不过在今天，我想他们都会乐于认领“第三代代表性诗人”这一冠冕。

柏桦身上有很多迷人的怪癖，我们以前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柏桦又在搞怪癖了。我想，柏桦很清楚他的这些怪癖，也知道它们的迷人之处，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能搞倒好多人。当柏桦把他的这种怪癖有节制的用在诗歌上时，他的诗歌就有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品质，那些看似随意，漫不经心的句子，却总是那么锐利，出其不意，直击人心。柏桦在广州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巧的是我86年毕业也分配到同一个单位，不过之前他就调走了，那一年九月，他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去了成都。可能重庆那几年家庭生活的束缚，柏桦到成都就完全放飞了，脑子里各种奇思异想，万念奔腾，过着一种激情、任性、虚幻、颓废的生活。柏桦的英雄是波德莱尔，他把成都当作在巴黎了，游荡在大街小巷，目空一切，只是看云，挥霍词语，梦想着贵妇。受欧洲文学生活的影响，柏桦有一种很深的贵妇情结，那些年他的白日梦里，一定有很多热爱诗歌的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转世到当下。现实生活中，他身边也围着一帮人，像郑单衣、孙文波、潘家柱、付维等，和他一起发疯和任性。我觉得那一年其实是柏桦身心最为舒展的时期，他的怪癖和个性得到了最彻底的释放，代价是一年后，他就被川大劝退了，然后流落到美丽的南京，用他的疯狂和怪癖，又搞倒了好多江南的诗人。就在那几年里，有一次，柏桦很认真的对我说，我们邀约几个诗人，去一个美丽的乡村做小学教师，过另外一种生活。他大概是想到晏阳初的乡村教育了，我也还很认真的想了一阵子，觉得桃花源似乎可期，不过他那儿就没下文了。他当时要是真走出这一步，我多半会跟进，我们年轻时对生活和社会毫无认识，也无所畏惧，觉得怎么都可以，只要能任性自由就行。

我喜欢的柏桦的诗歌，基本上都是他那几年里写的。那些诗歌，自行构建了一个疏朗清澈的世界，天高地远，又有此世的温度和呼吸，它会把你带进去，让你感觉到语言的奇妙、美和危险，好的诗歌都应该有这样的品质。柏桦被称为中国最好的抒情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诗歌里，看不到文化反思，看不到当下批判，看不到复杂人性，甚至也看不到一种悲悯心和精神性，但就是好，一种肉身、心灵、感觉的直接抒发，一种词语的魔术，呈现了汉语纤细极端的质地，以前没有那样的抒情诗，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柏桦只会有一个。柏桦近十几年的诗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我有点看不明白。这绝不仅仅是求新，我觉得他还是刻意在玩一种怪癖：老子就这样写，随你怎么看。这样做其实需要一种很深的底气，一种满不在乎，一种大无畏，直接与绝对精神连接，也是一种英雄气概。他和张枣有真正的惺惺相惜，彼此视作俊友，他觉得张枣才是他真正的知音，那么张枣故去后，他怎么写，我们怎么看，都无所谓了。诗歌以外，柏桦写了一本出色的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有点自传性。这本书要当成诗一样读，不要在乎他的观点和结论，只看心灵和词语的过程，看它的语感，会让你获得美好的阅读经验。一本书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了不起了。“左边”也是柏桦的怪癖之一，他多次说过，他少年时的梦想是做毛泽东的秘书，这个也同他的贵妇情结一样，属于他的白日梦。柏桦的“左边”，是诗学的而不是政治的，是激情、浪漫、先锋、叛逆、飞翔、狂想，是一种身姿和做派，词语的狂欢，口腔的快感。如果真关乎政治，我记得西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年轻时不是左派，说明他没良知，一个人成年后还是左派，说明他没头脑。我深以为然。

九十年代中期，柏桦再次回到成都，一直在天上飞的鸟儿，终于落到地上。他当时没有工作，却要承担生活，负起责任，必须开始学习卑微和辛劳了。当时，成都那拨诗人，像万夏、李亚伟、马松等，好多都做了书商，而且很成功。柏桦就为他们做稿子，主要是为马松做，拿固定稿酬。这些书都是畅销书，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毫无价值。一般人如为生计计，可以去做，但绝不会署自己的名字。但柏桦不一样，他至少做了上百种这种垃圾书，都署名“柏桦”，这其实有点惊世骇俗的，现在看来也是英雄做派，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怪癖的结果。柏桦最终没有在体制外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付不起自由的代价，2000年以后，他去西南交通大学做老师，重新进入体制内，现在成了“柏桦教授”，还入了作协，在成都市作协做副主席。他的诗歌还一如既往的怪癖，但在生活中应该是完全正常了，正常得和每个人一样。他重新进入大学时，我还很心疼地想过，一个绝世天才，在九十年代被生活胁迫，现在又要被大学的体制胁迫，看来是我想多了。其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胁迫我们，这就是命运，生活也终于把他从左边，生生拽回到了右边。

我和钟鸣很早就认识，但深交却要到1988年了，那时，我从重庆离职回到成都，在成都漂着。钟鸣有大哥风范，热情包容，行动力强，乐于助人，生活有品味和要求。八十年代末期，我的生活一片迷茫和绝望，钟鸣常常在他的房子里，搞一些小聚会，他有一个一套二的宿舍，应该是单位——四川工人日报——分给他的。每次当然会约上几个姑娘，在物质主义还没起来时，成都的美女很喜欢同诗人和艺术家一起玩。钟鸣每次都会去锦江宾馆，当时成都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买一些西式糕点，还有鲜花和红酒，音乐当然是有的，这种聚会都是温情脉脉，恍惚迷离的。也是在那一阵，我们提出了“在颓废中反颓废，在腐朽中反腐朽”的口号，让这种生活有了高大上的精神性。

钟鸣在八十年代初就编过一本诗刊《次生林》，虽然也是打印的，但制作得很精致，板式、装订都很考究，在诗歌圈有一定影响力，可惜也是只出了一期，这也是那个时代民刊的命运，基本上第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89年10月，他来找我一起再办诗歌民刊，还有向以鲜和陈子弘。向以鲜贡献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象罔”，典出庄子，大意是皇帝游赤水之北，遗失了玄珠，他先后派最聪慧的人，最明察的人，最善辩的人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派“象罔‘去找，就找到了。“象罔”其实就是无所用心，就是无。后来读《金刚经》，里面一句“无所用而生其心”，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六祖惠能也是听到这句话开悟的。钟鸣觉得我们都应该做象罔，不要耍小聪明，不要呈机智，而要直驱本质。这是大智慧，当然是对的。不过，钟鸣最后自己成了聪慧、明察、善辩的集合体，我对他有一点小腹诽，觉得他太用心了，不够悟空，也就是不够象罔。

那个时候已经有电脑了，钟鸣是技术和机械的高手，视觉美学的行家。他那时狂爱比亚兹莱——十九世纪末英国最伟大的插画艺术家——以及他做美编的《黄皮书》，应该在那儿采了不少气。我们这个《象罔》，钟鸣先用电脑打出来，比铅印还干净和漂亮，钟鸣又会找一些木刻、线描或者图片，做装帧和插图，然后复印出来，再装订。我们看到后都呆了，单形式就是美轮美奂，让人爱不释手。钟鸣自己有电脑，可以随时操作，唯一的问题是，那个时候复印很贵，他的财力每期最多只能印到十几本。但有个好处，只要有钱，随时都可以印制，可以无限的再生。我知道钟鸣的一些朋友，比如画家何多苓，就经常赞助他。两年多的时间里，《象罔》总共出了二十几期，我觉得是诗歌民刊中品质最好，期数也最多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第二期《庞德专辑》，和随后的肖全摄影专辑《我们这一代人啊》。《庞德专辑》是我从庞德的一本画传里编译出来的，应该是之前去北京时，在西川那儿复印的原文。图片经过不断复印，细节都消失了，只剩下苍凉坚实的线条和轮廓，以及粗旷的颗粒感，显得更沧桑、饱满、厚重。我听说有些诗人还把专辑里的庞德照片，单独复印出来装好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肖全虽然那时已在有意识的拍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肖像了——钟鸣说是在他的指导和安排下，这应该是真实的，我回成都不久，钟鸣就能带我去见肖全，让他为我拍照——但他后来坦承，他是看到《庞德专辑》里的一张照片时，如遭电击，遂下决心要记录历史，为一代人存照。那张照片是年迈的庞德在威尼斯，柱着一根手杖，仿佛还在和世界对峙，眼光深邃、坚硬而沧桑。照片下面配了两行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肖全那个专辑，就是他后来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雏形，名字是钟鸣取的。一年后，肖全拿着他这本专辑，赢得了三毛的信任，在一个下午为三毛拍了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批照片。所以说，肖全的事业也是从《象罔》开始的。《象罔》以特别的观念、材质和方式，以每期区区不到二十本的数量，在诗歌圈内外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在制作和传播上，都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很值得专门研究。

钟鸣在他报社宿舍附近，还有一个一室的小公寓，他会无偿给一些有需求的朋友临时住住。1989年底开始，我曾在那儿住了几个月，之前是翟永明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十几年前我在丽江有一个小院，一次麦家过来小住，我们聊起文学，他说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博尔赫斯，而他最早读到的博尔赫斯，是在钟鸣那个小公寓里看到的两三页手稿。这么一交流下来，才知道我搬离钟鸣那个公寓后，麦家又住了进去。他看到的那几页手稿，就是我为第一期《象罔》翻译的，文章很短，也就一千多字，题目是《隐秘的岛屿》，原文还是从西川那儿复印的。西川后来把整本书翻译出版了，就是那本《博尔赫斯八十忆旧》，我译的其实是博尔赫斯的一小段谈话。

四川五君里，张枣最早熟，钟鸣却是大器晚成。除了年轻时人人都有的生活的小颓废，钟鸣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不会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把时间耗在酒桌上和牌桌上，或者无谓的社交上。中国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钟鸣却是把有涯之生，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内心有着坚定的目标，一旦开始一件事，就会倾情投入。从他开始做古物收藏算起，二十多年来，他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用在各种文物的学习、鉴定、研究上，即便这样，他用在文学和诗歌上的时间，还是比我们所有人都多。他因为做收藏而研究上古史，不止一次说过，他以后的大成就是在上古史的研究上，他要改写中国的上古史，至于文学和诗歌，只是小技。文物和上古史我是彻底的外行，也没什么兴趣，无法知道他在里面真正的段位，但在文学上他已经是一座大山了。他这样说时，我就会想起杜尚，杜尚说他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他最大的成就是下国际象棋。我们知道杜尚是西方当代艺术的源头性人物，他把一个小便池在展厅里倒放过来，命名为“泉”，就影响了西方艺术一百年。

不过在整个八十年代，钟鸣在成都诗歌圈，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一直到九十年代，他出版了《畜界，人界》，才横空出世，一举奠定了一个大人物的地位。他把中国的古代笔记与类书，18世纪的英国随笔和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散文，在叙述方式和文体上作了了不起的整合，发展出一种斑驳、绵密、扎实、复杂、深邃的文体，直接把现代汉语的散文，推到了世界级的水平。我觉得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写起，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结束，如果他愿意，甚至也可以永远不结束。博尔赫斯梦想有一种沙之书，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钟鸣的文章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沙子是一粒粒的，是颗状的，钟鸣的文章却像一条线，可以从天上绕到地下，从远古绕到当今，从万物绕到人心，包容万象，绵绵不绝。不少内行推崇他的随笔是汉语头把，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张，因为文学像美人，不能这样排名，你自己喜欢就是。我知道敬文东教授，也是一个目空一切的人物，却独独服膺钟鸣，说他“开创了一种过目不忘的文体，而文体是天才的事业”。不像他的随笔，几乎无人质疑，钟鸣的诗歌争议却比较大。其实，有争议是好的，西方哪个大咖说过，所有人都说不好的作品，不一定不好，所有人都说好的作品，一定有问题，一半人说好，一半人说不好的作品，一定是好的。钟鸣的诗歌太复杂，意象、典故和隐喻的密度大，思虑深，反讽涩，布满了各种机关和暗器，按中国的诗学传统，几乎是反诗歌的，在唐朝诗人那里看，有点近似韩愈。中国诗学的正宗，是空灵俊逸，情景交融，人天相汇，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钟鸣是相反的路数，读起来很困难，也很累，好像存心不让你愉悦，我在好多年里，也没有真正读进去。近些年我意识到，钟鸣的诗歌，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你喜欢或不喜欢，它都在那儿，体量巨大，你可以绕开，却不得不正视。他对诗歌有明确的认识，有自己的诗歌伦理，建立了自己的语感，有足够的数量和成熟的完成度，按奥登的标准，是一个当然的大诗人。很多诗人的思想，可能会很深刻，但一般都不系统，钟鸣有成体系的想法，充满反省和批判，足以建立起一套诗歌理论。整个的钟鸣是一个现象，其厚重和深度一眼是看不透的，泛泛的评说会显得很轻浮。他的写作是诚恳的，包括他的复杂也是诚恳的，而不是炫技。有一种诗歌是深入浅出，这肯定是好的，还有一种诗歌是深入深出，也许更好。当下经验的复杂和荒谬，对诗人有着更高的要求，诗歌要重新赢得尊严，诗人必须要付出比本能和直觉更多的东西。同样，现代诗歌对真正的读者，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壮丽的诗歌宫殿，不是谁都能走进去的。

我和翟永明认识得也很早，大概是1984年秋天。她很快就以两个组诗《女人》和《静安庄》，赢得了中国首席女诗人的位置。唐亚平毕业后有一阵，风头也很强劲，有一点与之争锋的意思，但很快小富即安，享受生活去了。不过，我知道柏桦最推崇的女诗人，是上海的陆忆敏。翟永明一直在一个最高级的朋友圈中，渐渐的就成了中国诗歌的女神，像阿赫玛托娃那样。而女神是无法说道的。

他们五个人，张枣去国很久，当他又回来时，已是另外一个时空，八十年代的辉煌不再，他的英年早逝，才把更多的目光吸引过来，现在成一个小小的神话。钟鸣和柏桦一直在成都，生活低调，不事张扬，实力远远大于名气。欧阳江河和翟永明早早到了北京，声名一直高涨，一切都在阳光下，已是显学，我的个人记忆完全微不足道。中国人喜欢比附，我突然想到，用《射雕英雄传》里的五个高手来比附一下。他们的诗歌，柏桦有点像东邪黄药师，空灵邪性；欧阳江河有点像西毒欧阳锋，招招狠辣；钟鸣有点像北丐黄七公，堂堂正正；张枣有点像南帝段王爷，深不可测；那么，以魅力无限的翟永明居中神通王重阳之位，他们四个都不会不服。

成都的诗人，大都有很深重的大师情结，他们五个无一例外，至少还要加上李亚伟、杨黎、宋炜、孙文波、萧开愚以及周伦佑。我想，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肯定都自命大师，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做第二人想，一定认为自己才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我现在认为，大师情结是好东西，起码让一个人志存高远，心比天高，与亡灵对话，向历史看齐。禅宗讲，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想当大师的诗人，一般不会和身边的人比，只追慕那些伟大的作品和灵魂，对一个写作者，这无疑是对的。另一方面，想想看诗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诗歌彰显意义与价值，但在具体而日常的生活中，真是没有一点用处，所以奥登说：诗歌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古代，比如唐朝，诗歌可以是失意人生的慰藉和退处，我们传统里悠久的狂狷传统，足以支撑我们心灵，狷者可以有所不为。但在当下生活里，狂狷就是失败者和神经病，不会得到任何理解与同情。肉体不需要精神性，心灵才需要，如果再不能抚慰一种不朽的冲动，如果不是相信自己能做得最好，我们凭什么要远离尘世的诱惑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坚持写到底呢。但诗人的王者心态，则有点问题，也许就是中国两千年皇权至上的无意识的结果。其实，一个人的语言意识、诗歌美学以及写作目标明确以后，如果带着善意的理解，你会觉得好多人都写得很好，因为他们有你没有的东西；如果只盯着自己的方向，放大自己的个性，就会觉得其他人的都没法看，因为你有着他们没有的东西。汉语如此广阔，需要也容得下足够多的天才为它拓展边界，我们还未写出我们的天堂之诗，地狱之诗，像史蒂文斯所说的，伟大的尘世之诗也还待完成。至于结果，重要吗？我们能否成为新的被人铭记的亡灵，我们其实是无从所知的。布罗茨基说过：万物皆有定数，包括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