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莽汉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

第三代诗人，或者说朦胧诗后的一代诗人中，诗歌成派并且产生大影响的，应该就是“莽汉”、“整体”、“非非”和南京的“他们”，成都四占其三。

1984年春天，胡冬来找我，说他和万夏、李亚伟他们要搞一个“莽汉派”，并给我看了他刚写成的莽汉风格的作品《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我当时是有点不以为然的，觉得不过就是金斯堡《嚎叫》的汉语版。那时，我也正好对青春期的各种疯狂写作感到疲惫了，意识到我应该找一种自己的声音和语感。这个感觉是对的，要早一点这样做更好。因为心性使然，我的方式是回到内心和传统，我太迷恋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了，魏晋风度，唐宋气韵，山水田园，人天合一，我沉浸在古人的心灵和审美里，开始琢磨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有的句法和气息。年轻意味着勇往直前，也意味着狭隘，认为自己的方向才是方向，别的都是歧途，我要在多年以后才“相信每个方向都能接近真理”。总之，我的狭隘和拘谨让我错失了一首在八十年代堪称伟大的诗歌。1984年，莽汉派一诞生就出了两首神话级的作品，除了胡冬这个，另一个就是李亚伟的《中文系》。《中文系》因其定点打击的摧毁力，流播更为广泛，可能中国所有的中文系里对诗歌略有兴趣的学生都读过。同期马松有一首《灿烂》，尽显柔情，也不断为人称道。万夏和他们一起开创了莽汉派后，很快就转向整体主义，他身上体现的创造力，实在让人惊叹。柏桦说，万夏“整个人的出现就是魔力，风，色彩”，我则一直记得他的两句诗：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这两句诗太好了，有晚明的意味，又很波德莱尔，多年后贾樟柯拍《二十四城》，还用在他的电影里。

莽汉热血豪迈，目空一切，对世界满不在乎，他们用这种态度，消解了青春期的感伤，从而走向成熟。本来年轻诗人最大的问题是伤感和忧郁，但伤感和忧郁恰恰是一个人写诗的理由，写诗的原动力，但是，你只有消解掉你的伤感和忧郁，你才能写出成熟的诗歌。有几种方法：一是天生没有这种东西，如邓翔；一是观念式写作，如杨黎；一是把他们愤怒化，像莽汉这几位；一是建立起自己的语感，这是更多的人走的路。莽汉为中国贡献了四个一流诗人，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在莽汉里坐第五把交椅的二毛，多年后独辟蹊径，以美食诗在一个领域独占鳌头，过了一把老大的瘾。

胡冬八十年代后期去了伦敦，决绝地再也没有回来过。三十多年了，在英语的包围里，他顽强地用汉语写作，其心境和甘苦，难以揣测。2013年我去伦敦，二十多年没见，也没通音讯，胡冬见到我，一个拥抱，就仿佛回到了从前，时间立即消失了。我去他的住处，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屋子里杂乱、随意，还是八十年代成都那种波西米亚调调，他的各种家具，都是从跳蚤市场上买回来的，一个桌子或一把椅子，就一个英镑。他指给我看两百米外的一个小教堂，说当年约翰·多恩在那儿做过十几年的牧师。约翰·多恩是艾略特特别推崇的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那句著名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就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就出自他口。不过，我怎么都觉得胡冬在伦敦就是一座孤岛，唐晓渡一次对我说，胡冬比伦敦人还爱伦敦，比伦敦人还熟悉伦敦，伦敦真的和他有关系吗？我想，胡冬一直是生活在八十年代成都的氛围，和他对伦敦的浪漫主义幻觉中，这种氛围和幻觉已经凝结在时间里，不再与时流动。好在伦敦足够大，足够包容，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在那儿能找到自己的空间。近几年偶尔会看到他的一些新作，已深入到汉语和汉文化的深处，早就不莽汉了。我完全相信，胡冬这三十年的作品如果能集中呈现，一定会让当下汉语诗歌大吃一惊，并自动给他留下一个醒目的位置。

李亚伟是一个才华在头顶上飞着的人，你不经意间抬头就能看到，举手就能触到。他毕业后回老家酉阳做中学老师，我们早就互相知道，却是很晚才见面。大概是1994年，他和万夏到北京做书商，我那时是一个很出风头的杂志《环球青年》的社长，国家级刊物，钟鸣和肖全都是挂名的记者，我就给万夏和李亚伟各办了一个记者证，有钢印那种。从受众这个层面，我觉得李亚伟是成都这拨诗人里影响最大的，很多不那么爱诗歌的人，都会被他的语言折服。有种诗歌是安静的、矜持的，需要你去走近它，李亚伟的诗歌则直接冲进你的身体，带着你狂欢，有音乐般的感染力。他自诩为当代李白，诗歌也有李白的天马行空和狂放不羁，以及一种接地气的人民性。李亚伟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写过好几首格局恢弘，抱负远大的组诗，已经隐隐要开出一种新气象了，然后一头扎进生活，过正常人的日子。他的《中文系》太有名了，也许对他其他作品反而有一些遮盖。差不多十年前，他拿出了一组《河西走廊抒情》，把个人经验融入一种磅礴的历史情感和纵深的地理空间，大气而性感，无疑可列入当代汉语诗歌里最重要的作品。李亚伟诗歌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无论怎么上天入地，都感觉在你周围的生活中，这得力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李亚伟这两年身体有点小问题，稍显安静。之前听他偶尔说起过，他一直在写一个大东西，能表现中国这三十年的魔幻现实，甚至包括市场经济。我不知道是不是庞德《诗章》那样的作品，但我知道他身体养好后，一定会向中国诗歌扔出一个重磅炸弹。我现在写八十年代，还是李亚伟的一句诗最能表现此时的心境：数来数去，都是想象中的人物。

八十年代成都的诗人，说得上是灿若群星，很难想象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天才一下子涌出来，而在九十年代，应该是92年以后，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一度中断了写作，义无反顾的投入生活。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命运，生活的重厄压下来时，诗歌首先得退位。诗歌的退位时间和退位程度，每个人不一样，而马松是比较彻底的一个。马松喝酒很莽汉，诗歌却一点都不莽汉，而是写得很优美。很多诗人也写得很优美，但感觉裹得很紧，马松是完全打开的那种优美，像河流流淌一样。马松的语言，自由，自然，和万物亲近，有着一种特别的关系。他诗歌里的比喻，像早晨成熟的果子，还滴着露水，新鲜得让人心动，充满诱惑。周墙在和姑娘谈诗的时候，老用马松作例子。他说马松给一个姑娘讲，我要带你去床上，是色情，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就是诗歌。大多数诗人，一辈子都写不出一个这样的句子。马松只留下几十首短诗，就奠定了一流诗人的地位，进入九十年代后，基本是完全不写作了，对他的诗歌和诗人身份，也毫不在乎，感觉是前世的事。几年前，因为一本书还是一个节目的需要，那一年的每个节气来临前，马松为了宣传或是传播要写一段文字，他用诗的形式，分行写了，大家看了都感觉很惊艳，最后得一组诗，二十四首，对应二十四个节气，朋友们都赞叹说是好诗。也许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不是他写出来的作品，而是他像一个诗人那样思考和活着，像一个诗人那样看待世界和生命。

莽汉是青春的，肉欲的，行动的，当下的，整体主义却是成人的，玄学的，冥想的，古老的。整体主义是84年下半年，由石光华和渠炜发起的。渠炜是两个人，宋渠和宋炜两兄弟，八十年代他们的诗歌只署“渠炜”一个名，九十年代以后，宋渠好像是不写了，宋炜才开始单飞。当年我一直好奇他们的写作方式，一般会认为是共同讨论，分头写作，但宋炜告诉我，他们完全是心意相通，像一个传说。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开始写完一段或几段后，放在桌上，另外一个人看到了，就继续写下去，如果没写完，第一个又会再继续写下去，那个时候他们喜欢写那种史诗，都比较长。我一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两兄弟，外貌和性情都大不一样，以后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写出了那些作品。

宋渠宋炜两兄弟是一个奇迹，宋炜同我一样，64年出生，我们两个应该是我们那一拨里年龄最小的，宋渠会大一两岁。两兄弟都没有上大学，却至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写出了洋洋洒洒的史诗，引起诗歌圈的惊叹。首先是北京的大江河，杨炼，倡导写一种史诗，宏大叙事，历史意识，文化民族等等，以一种华丽的词藻铺陈出来，很过瘾，也很炫目，非常引人关注。宋氏兄弟是这个潮流的忠实追随者，我在83年初，也很迷恋这个，我在我们那本《第三代人》里的作品《随想》，就是这种路数，洋洋洒洒两百多行，如水扑来，当时也在大学生诗人里出尽风头。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写法，转向内向的抒情诗，宋氏兄弟则勇往直前，和石光华一起创立了整体主义诗派。

我和宋渠没什么交往，对他一直不了解，这里就只说宋炜。从诗歌上说，宋炜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天才，而且展开得很彻底。我的这段回忆，用了太多次天才这个词，这不是我的问题，实在是成都八十年代的诗人群体太杰出了，仿佛唐朝再现，成都也成了长安，天才扎堆而来，避都避不开，让“天才”这个词都掉价了。宋炜十七八岁时，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们偏居青衣江边一个小县城，远离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诗歌气魄之大，眼界之高，底蕴之深，词语之绚烂，几可以直追历史上任何少年天才诗人。石光华当时也是不可一世的，却在成都留下一句名言：人学万夏，诗学宋炜。宋炜的诗歌，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翻译语体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点。至少在八十年代后期的诗歌里，宋炜已经有了从容舒缓的气度，混合了书生、乡绅、侠客、酒徒、泼皮、江湖术士、炼丹师、占卜者的形象和气质，因为他懂诗，懂酒，懂易，懂药，懂美食，懂阴阳，懂风水，就后来江湖传言，他那时唯有不懂美人。不懂色，那么，一切都成纸上谈兵，终归是诗人。

石光华是五零后，大宋炜不少，看他如此服膺宋炜，不知道他们是谁影响了谁。整体主义有完整的理论，文章是石光华写的，应该是从易经那儿采的气，构建了一套说法，高屋建瓴，比较玄，就诗学本身来说，谈不上有多少新意，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足以开宗立派，拉起大旗了。整体主义是倡导史诗和回归传统的，史诗都很长，我不知道石光华是否也写史诗，但记得读过他几首短诗，其中一首是《梅花三弄》，我当时觉得太外在了，是用头脑写出来的。84年我也在向传统回归，在往后看，但我认为直接处理古代题材器物，人物事件，都太简单了，传统和古意不是一种符号和标签，我主张传统要化掉——其实就是传统的当下转化，不过当时表达没那么清楚——要深入到你的骨髓，成为你的气息，而好诗，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那时还处于只认为自己的方向才是真理的时期，其实现代诗歌美学，更强调头脑写诗，智力写诗，甚至非如此不足以成为大诗人。

整体主义除了石光华和宋氏兄弟，还有两员大将，在重庆的刘太亨和张渝。刘太亨当时是军人，在第三军医大工作，他为人豪爽幽默，嘴又甜，身边老能拢着很多漂亮的小护士，他的宿舍就成了各路诗人在重庆的据点。我不知道小护士们是否因为他的诗歌，才聚在他身边的，因为他的诗歌都是很长的史诗，甚至是玄学诗，语言深奥，大气磅礴，句子也很长，比宋炜更整体主义，因为宋炜还有很多个人的东西。小护士们应该看不懂他的诗，但也许会因此更崇拜他。我在重庆那一年多的时间，太亨给了我很多关照，我常常往他哪儿跑，但我们从不谈诗。其实，他内心有严格的标准，只有不多的一些诗人能入他的法眼。整体主义当时一定是雄心万丈的，在政治和经济条件都很差的情形下，印出了两期《汉诗——20世纪编年史》，铅印的，装订也很好，看起来像正式出版物，太亨应该对这两本《汉诗》贡献良多。那时办诗歌民刊，除了所有费用要自凑，更重要的是还要担风险，我们叫诗歌民刊，在公安那儿就成了非法出版物，那些主导者，都要被找去喝茶谈话，并在那儿挂上一号，对以后的生活都持续有着不良影响。我迄今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他们都看不懂的诗歌，如此提防这群青草一样无害的诗人。总之当年他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为诗歌的付出真是太多了。刘太亨近年在做一个宏大的诗歌出版工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歌史料》，对八十年代的四川诗歌打个总结。我知道的有“四川五君卷”、“整体主义卷”、“莽汉派卷”、“非非主义卷”、“诸子卷”，最后一卷是那些没有在上述帮派里的诗人，用好听的话来说就是“个人写作”，我、萧开愚、孙文波等，都归在此卷里。还有一本，就是胡亮的《朝霞列传》，八十年代的四川先锋诗歌史。出版这套书，我觉得更多还是太亨的诗歌情结。诗歌尽管无用，但一旦真的进入后，就像吸毒一样，那种美妙完全无法与外人道，布罗茨基也说过同样的意思。我相信不久，就会看到太亨自己新的写作，他也许早就写出来了，什么时候就抛出来，吓我们一跳。

我不知道现在的石光华，诗歌上还有多大的抱负，自从十几年前万夏给他出版了一本《我的川菜生活》，他就一直混美食圈，俨然川菜的主笔秀才和权威，我们要多年后才明白，这是一个多么欢喜的圈子，比诗歌实惠多了。宋炜九十年代下海做了书商，这几乎是八十年代成都那拨诗人的主流出路，万夏、李亚伟、马松、宋炜、刘太亨、石光华、梁乐，都是很成功的书商，我自己在《环球青年》倒闭后，也涉足体验了一把。每次图书订货会，大家在一起都要说，书会开了就开诗会。九十年代做书商，需要脑子话、点子多、想象力丰富，这方面宋炜是高手，一开始他很成功。后来可能是头脑发热，或心志太高，他们全部宋氏四兄弟，在21世纪一开始，就把资金集中起来做了一本《中国美食地理》的杂志。做书与做杂志，用禅宗话来说，似则似，是则不是，表面看差不多，其实完全两回事。这方面我是内行，可惜宋炜当时没有向我咨询。简单说，做书可以是个人行为，做杂志则是一个系统运作。《中国美食地理》这个创意，可以说是超级的好，十年前大火的《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这个路数，但宋氏兄弟一则太超前，二则他们是杰出的个人，却玩不转一个系统，艰苦卓绝、惨淡经营几年后，彻底崩盘了。归零的不是别人的投资，而是自己的积累，宋炜却也无所谓，一副纨绔样，喝酒，写诗，谈恋爱，和太亨一起稳坐重庆的诗歌江湖，声色犬马，好像也没缺少什么。其实，古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诗歌还在，怎么过都是一生。

几十年来，宋炜罕见地保持了一种独立性和民间性，九十年代后，他远离诗歌圈，不参加诗歌活动，不在杂志上发表，也不出版诗集，像一个古代诗人。一个古代诗人哪儿会有发表和出版呢？马松也是这样，但马松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诗歌和诗人身份，而宋炜的灵魂里，一直住着一个大诗人。我读过他一首短诗，登泰山的，说他在泰山之巅心意涌动，不做第二人想，正是“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在《万物之诗》里，他写道：像我这般，一个天上的人。记得斯大林是这么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住在天上的人。谁如因此嘲笑宋炜自视太高，反而会露出自己的马脚。四川这拨六十年代的诗人，在一起只谈风月，从不谈诗，仿佛一说就俗，然后就是打牌，喝酒，洗脚。好诗人之间当然有认同，但彼此也不怎么读。宋炜的诗我也读得不多，那首《万物之诗》非常好。敬文东特别推崇宋炜的诗歌，认为汉语因之有了不一样的质地。宋炜知道自己的诗歌能力，心中有着诗歌的洁癖，所以不屑与吵吵闹闹，争名夺利的小诗人为伍。我相信他是一个天上的人，就活在汉语里，把自己活成了汉语，活成了诗歌。我不确定人世还需不需要这样的诗歌和诗人，但那是人世的事，不是诗歌的事，也不是诗人的事。宋炜，还有李亚伟们，他们身上的这种豪气，能让诗歌飞起来。他们只要证明，诗是豪杰的事业，小人岂能为之。

莽汉和整体成派折腾的时间都不长，参与的人也不多，就是几个最好的朋友，扯呼一阵后，每个人都转向了个人写作。后起的非非却不一样，他们人数众多，经历过多次内部的裂变，谱系十分复杂，什么前非非，后非非，后后非非等，不深入进去，完全是一头雾水。两个月前在成都，尚仲敏做东约我吃饭，杨黎也在，席上有个很精神的年轻哥们孟原，他们就介绍说他目前在主掌非非。这样看来，非非1986年创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了。一个诗歌流派持续那么久，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一定也有它特别的搞法和道理。

我知道的非非是周伦佑、杨黎和蓝马最早发起的，周伦佑像中军统帅，杨黎是首席诗人，蓝马是首席理论家。蓝马阳刚而儒雅，谦谦君子一个，家在西昌，老在成都活动，在成都诗歌圈也是一个重要人物。86年春天我在西昌实习，他带着十几个兄弟，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接我出去吃饭喝酒，这阵仗把我那些同学吓了一跳。我和周伦佑见面很早，83年秋天，我们那个《第三代人》刚出来。当时周伦佑，廖亦武以及黎正光，正被《星星》诗刊力捧为具有探索精神的青年诗人，有四川诗歌三驾马车的说法，当然这是《星星》的眼光和标准。应该是杨远宏古道热情，居中联络，我们和他们三个聚了一次，我们这边可能还有陈绍陟，以及别的什么人。这次见面其实有点江湖论剑的意思，他们三个都是五零后，年龄名气比我们大，但那时大学生有天然的优势，我们又风头正劲，对他们的官方荣誉也毫不在乎，双方在心态和气势上，是个五五开的局面。记得我谈到了瓦雷里和《海滨墓园》，我应该是特别推崇，说能写出一首《海滨墓园》那样的诗，也算不负此生了。他们三人中不知是谁，可能就是周伦佑，马上接上说，不，不，那远远不够。可见那时他们在诗歌上的野心和抱负，比我大多了。周伦佑有个哥哥叫周伦佐，搞哲学和思想，口才极好，我还请到川大做过演讲。兄弟俩都操普通话，这在成都很另类，是好的那种另类，成都对说普通话的人天然的友好。他们一个诗歌，一个理论，在成都风生水起，很有影响。自万夏杨黎约我发动政变，矛头直指周伦佑后，我已经几十年没和他碰到了，世界很小，江湖却很大。

杨黎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学商业的中专生，当时好像是在银行工作。记得看他的第一首诗是《冷风景》，客观、冷静，漠然，法国新小说派的路数。《冷风景》写于1984年，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已经出来了，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有点好奇。就是说，我们还在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时期，杨黎一步就踏进后现代主义了，而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得在好几年后才传入中国。我对非非完全不了解，隐隐记得周伦佑有“非崇高”、“非理性”的说法，并把这些标签贴到第三代人身上。但我觉得周伦佑是追求崇高和理性的，所以，他的诗歌应该是非典型的“非非”，杨黎才是典型的“非非”，后来觉得“非非“都跟不上他的先锋脚步了，又发起了极端的废话写作。杨黎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写作，我不知道西方这种写作是什么样子，但西方当代艺术基本上都是这种东西，比如约翰·凯奇的音乐作品《4分33秒》，钢琴家走上舞台，静静坐在一架钢琴前，4分33秒过去后，钢琴家站起来致谢，说已完成演奏。再比如卢西奥·丰塔纳，阿根廷裔的艺术家，他在一块涂满单色油彩的画布上捅上一刀，就完成了一件艺术史上了不起的作品。《4分33秒》被称为一曲绝世经典，丰塔纳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之一，他们的作品，都建立在一个观念上，而这些观念的后面，是哲学。杨黎的写作，走在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前面，他应该在他们那儿找到知音。诗歌一定是有话要说的，杨黎偏偏觉得自己无话可说，遂以一人之力，挑战了整个写作传统，或者说是挑战了诗歌本身，这是他在文学史意义上的最要性。当下中国是一个混杂现代性的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种特点和现象杂糅在一起，很难分得开，所以，仅仅先锋是不够的，一直先锋也不是一种美德。我近年来形成一个观点，面对强大的中国现实，单纯的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可能都有问题，会流于简单、过气或浅薄，很难形成对等的挑战。最有力量的作品，应该也要具备这种混杂的现代性，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前现代的普世、崇高与启迪，现代的深邃、精神性与形式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无所用心与无所顾忌，诗人应该有一种能力，用语言把它们统摄在一起，才能匹配这个现实，表现这个时代。不过，这真的很难，路漫漫其修远兮，等着大家上下求索。

杨黎的废话写作，像杜尚的小便池，让人人都可以做诗人，这让他轻易就收获了大批追随者，自行缔造了一个王国，他也喜欢这种呼风唤雨的感觉，走到那儿都带着一群人。已故的陈超教授生前和我说起，一次杨黎去石家庄约他见面，他到场后看到杨黎身边还有好几个年轻人，一色的黑衣服，整个一个电影里的香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我有时也戏称杨黎是星宿派教主丁春秋，金庸《天龙八部》里的武林高手。我个人觉得，杨黎的写作当然是成立的，而且非常重要，但观念的东西，只对它的提出者或拥有者才有意义，对追随者和模仿者却不成立，就像你不能再来一个《4分33秒》的音乐，或者，另外一个艺术家拿着刀在画布上怎么捅，都是无效的。所以，非非主义其他几个杰出的诗人，比如吉木朗格、何小竹、小安，就一直很“非非”的写着，没有追随杨黎的废话。近二十年的中国诗歌，其实还有半壁江山是属于“口语写作”的——杨黎的“废话写作”是“口语写作”里最激进的部分——在口语写作里，吉木朗格、何小竹、小安，都是被定义在一流诗人的线上。我和吉木朗格、何小竹都有很好的个人情谊，却秉持着完全不同的诗学价值，我们可能毫不关心彼此的写作，但对彼此的写作都有一份尊重。

八十年代成都这三个诗歌流派，“莽汉”直面当下，“整体”回溯过去，“非非”朝向未来。“莽汉”是感官的，“整体”是文化的，“非非”是观念的。这三个诗歌流派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诗歌的全景。他们的热情是让人感怀的，他们的成就是让人钦佩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汉语诗歌的疆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呈现了多种可能性，一大批诗歌文本被创造出来，正在成为新的经典。他们不经意间，就在历史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的意义，值得我们对这段历史予以更多的关注。

五

这里所谈的，都是我的记忆，也就是说，我个人的八十年代成都诗歌，我经历过的、看到了的或者听说过的人和事，和我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集。还有很多我视线之外的东西，我无从谈及。比如两个重量级的诗人萧开愚和孙文波，前者我只是认识，彼此知道，却没有任何交往，而我和后者交往比较多时，他才刚刚开始写作。他们的成就和重要性，要在九十年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托尼·朱特，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完全不信任记忆，他认为记忆始终是碎片的，有选择性的，很有可能讲述的不是事实，甚至可能是谎言。诗人梦亦非不到五十岁，就对我说，他要怀着善意回忆往事，我们都应该如此。我已经尽可能的客观和诚恳了，但所有的观感和看法，都囿于我的视野和见识，并且是顺着一种感觉和个人趣味。当年钟鸣的煌煌大著《旁观者》，曾有非议他把一些个人小事，都当成历史事件来写，但愿我不会受到这样的批评。而所有这一切，按托尼·朱特的看法，都不同于历史。如果有人对这段诗歌历史感兴趣，我会建议他们去看胡亮先生那本专著《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他应该写的是历史，至少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的写作。

赵野，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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