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刊的作用
民办的诗歌报刊（简称民刊）和公办的专门诗歌媒介一样在中国其实都是属特别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当代文学特有。甚至也不只是文学特有。特有的前提是“土壤”。“民间刊物的历史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史”——这个一直被民办刊物主办者、收藏者和拥护者引以为荣的评判似乎过于绝对，它在非常主观的潜意识下几乎否定了民办刊物之外媒介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 ，“它对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而公开刊物肯定也起着这个作用。
或许“文学史”这三个字较能体现或检验民办刊物真正的“作用”，这种作用也使文学史有了补充和完善的可能，也因此可以让其中充数或不具备时效的部份被过滤出去。但因此的进入文学史情结也在民办刊物中潜滋暗长，极端的说法是（因被埋没而必须）“改写”。
这种因改写而生的进入、或插入情结使民办刊物中的部份办刊倾向有了偏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内蒙地区的雁北、阿古拉泰等主编的公开刊物《诗选刊》就没有忽视过“内部资料”，它的选稿甚至包括了行业、企业报刊和内部报刊，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在当时的诗歌媒介相对稀少和未成气候的状况里，这份刊物的出世非常难得，非常应该让中国诗歌记住它！
那时的民办刊物似乎也少见那种“公”与“民”对立的、愤懑的“民间”式埋没情绪。其实在诗的前提下，只要有传播和诗的空间，“埋没”的可能性并不大，“埋没”通常成为一些写作者对公开刊物不悦的理由，这种不悦当然起因较为复杂，诗外因素所占比例也很重。“不悦”有时也成为有相当程度政治激情的诗的发泄点，同时也是写作者对意识形态认识的矛盾交叉点。“埋没”的潜台词通常是“民间”，二者相辅相承，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其实，是煤就有发热的可能，未能得到发热也不等于就是无用，而一块好煤，是不是非得以常见的、惯有的发热方式来体现自身呢？
停刊前的《诗神》（河北）、《诗歌报》（安微）也多次对诗歌民办报刊进行过集结，《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1986的联合大展几乎具有一种历史性的转折作用。不可否认这样的公刊对民刊的指认、帮助和集结及时让一些重要诗人（诗群）及其文本异常地浮出，譬如福建的“新死亡”，山东的“诗歌”，南京“他们”、车前子“原样”、庞培“北门”及“北回归线”、“面影”、“倾向”“影响”等——而说及时，是指他们的崭露不过是早晚的事。他们的诗歌并无被“埋没”或被分开刊物否决的可能，后者其实也没这种否决的能力——这当然并不完全是因为后来（社会转型后）民办刊物的普及和强壮。否决往往也能是局部的否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期《诗神》民间诗报刊专号里，主编曾以自生自灭的离离原上草（大意）来喻叹民办刊物的困境中的倔强生长。2003年第三期《诗歌月刊》（安徽）民办诗歌报刊专号的综述文章题为《民刊：隐秘的生长和现状》，在2002的民办刊物《葵》（天津）里，主办者也有一篇名为《葵：一份民刊的隐秘生长》的文章，所叙大意是办刊的困难历程，这也是诸多办理者记忆里长在的一个结。几乎所有民办报刊都百感交集的会谈到办刊的艰苦和困难。这是正常的，一个孩子的孕育、生产、培养过程当然有太多酸甜苦辣。
那么干嘛还要办呢？这么问并不多余！而解释也不会超出我们的“想像”：诸如为了真正的诗歌、为了独立的诗人人格和诗歌精神等——其实也就是一种诗歌本能，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独立和真正——民办刊物的这种已成传统的“内核”在今天，难免变质。
这儿就不能不注意到：昨天的民办刊物有其特性，也肯定与今天的有区别和分歧，而今天在谈到它时，往往总离不了反复提及昨天，“昨天”成了固定的“背景”，某种无意的混淆就难免出现了：昨天民办刊物的一些重要特质和闪光点被挪用来代替今天很多民办刊物的平庸与暗淡，极力让今天的“民刊”（都是民刊）收容进昨天民刊的阵线上，但事与愿违。
光阴似箭！随着时政、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的相对变化，今天民办刊物的办刊出发点、主办者和参与者的水平和认识、刊物内容、传播途径、传播范围和刊物的影响与昨天相较当然有了变化。
新世纪初由诗歌民办刊物《锋刃》（湖南）主召的衡山诗会为诗界增添了明显重量的影响，来自各省的当时的诗歌革命者不仅是带着新式的热情参与，还带着新的认识与思考，而且，还将参与的结果付诸于实践。2002年初，在福建召开了“首界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及民间诗歌报刊年会”，它的“成功举办”的前提其实是某公办诗歌刊物的效应使然！因为是否“成功”如果不以这份参与或怂恿的公办刊物的事后宣传，又如何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呢？而此会的一个口号：“民间诗歌刊物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这种宣言似乎可以说明诗歌民办刊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仍存有可爱的小农意识和革命的幼稚病！这次打着“中国”旗号的“全会”的召开（结果难免需要公开刊物的发布）似乎就为了证明半壁江山的“翻身”？如果说湖南会议的显得“七十年代”，稍晚两年的福建会议则显得“六十年代”！
二、民刊与先锋
先锋是民办刊物始终高举的大旗。这也几乎形成某种“共识”。总的看，中国的诗歌土壤有着先天的温故知新的习惯，它并不具备激烈的外在式的先锋产生的氛围，它需要外来的强烈冲击才会有及时的反应。或者稍确切些讲，先锋性可以体现于诗人与诗歌而不是——作为载体的诗歌媒介，这也是诗歌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诗歌作品的先锋色彩应早于媒介强调其本身的先锋色彩之时，除非有可能的理论，然中国当代的诗歌理论通常是由诗歌作品启发或提醒的。这样，我们已可见绝大多数民办刊物只是简单的作品承载体，对于“先锋”——只是极少部份的有价值的民办刊物的内核，价值体现在它承载的是一定时段内话语（或文本）的相对独异性。
在诗歌民刊《发现》（北京）第4期里，有一篇题为《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关于60年代出生诗人的评述文章，作者认为60年代出生诗人的“先锋”着重于文本，以此双向推之，50年代出生诗人（朦胧诗及北京的“今天”“北洋淀”等）的“先锋”则功在人文自觉，背景是意识形态，70年代出生诗人的“先锋”性则是实验：形式与内容的种种可能同步得到了拓宽和深化，背景是社会形态。这样，是不是就为80年代（及70代后期）出生的写作者提出了难题？后来的80后将以什么立足？但似乎很少有80后的写作者自己凑近来思考这个迟早要压到他们肩上的问题。
先锋定义在中国至今无共识，但显然形式上的革新为主要表征，这样看，诗歌的先锋表达也可能等于是一次性的——因为，如果它是可以学习、可以模仿的，它就谈不上先锋了！正如初看到一道做工奇特的菜肴，会令人眼睛一亮，但对于这道菜的制作者和该饭店而言，继续就已是重复。而部份民办刊物所高举的“先锋”，多属于合理的想像，应是一种艺术反叛和抵触情绪，是对此前的写作方式和一些早已有之、但又与时势有不适的传统诗歌观念和惯性思维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可能会因当事人本身力量、素质、水平等而以讹传讹、而事倍功半、而失效，但少数的高举先锋旗帜者确实会因耳清目亮，因而比绝大多数因只作为简单承载体的刊物更靠近先锋之门、诗歌之门。
当文本呈现相对独异性和合适的陌生化，它也就因此提供了一种启蒙性的参考和新鲜的佐证，但不是也不该是导引——当导引功能最大限度扩大，必定在反主流的同时自建一个主流，如果它恰好具有一定话语权，对文学的发展必将是忧大于喜，害多于益。
因为随之而来的是“集体无意识”或新的（诗歌）公众心理定势的产生。比如四川的新非非、福建的新死亡和京津的下半身，它们作为民办刊物和诗歌流派并不限于是一种载体和自娱，当它们带着明显的倾向和观念，并以相似文本进行大面积播散，对诗歌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普天之下都是色情诗歌，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它可能就产生了一种色情话权语或乌鸦特权了。
在诗民素质虽有改善但仍不乐观的今天，已有部份民办刊物有了这种特权，起到了调控诗歌公共意识的双面作用。近年来是民办刊物的大好时光，百花齐放本正常，不正常的，是有意为之又功夫在诗外的故作独傲群芳之态。在诗歌道路上没有永远的冠军，也没有真正合适的唯一的优劣评判标准，也少有谁能命名自已是最好的，位于当代中国诗歌前列的于坚西川韩东大约也不会如此自擂，当一个实在的写作者过多去关注这些，他就只能离世俗近而离诗远，但是当下如火如荼的诗歌大广场里确有一类闲人常犯头脑发热，而一些民办刊物常常加重了这种传染病。
想想，西川于坚韩东以及翟永明等最初并不是从民办刊物进入我们的视野，相信他们也不是真正从这条曲径分叉的道路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并因此得到认可和肯定的！当然，就算“我”的视野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有个问题恐怕是民办刊物的钟爱者和呼唤者没注意到的，即：一份内部刊物的力量，无论如何，或最大限度地，离不了公办刊物最后的“提拔”“指认”，毕竟，就以传播途径、读者量为指标，民办刊物的影响始终有限，一般所认为的重要的好的民办刊物——其重要和好无一不是通过公开报刊的再命名！当一份民办刊物开始成长了，它对公开刊物的要求也就随着开始了，除了需要对方注意并给自已一个名份之外，更需要借助“官刊”（官人）——的力量来扩大传播！这是中国特色。另个异常的情况是，亦有官刊（官人）颇颇入驻民刊阵营，借助所谓民间力量来达到更广的社会面上的认可。
从昨天到今天，民办刊物分娩后，向公开刊物奉送早成例行公事，这种略带“上户口”意味的“请指正”，这种妓女式的请求从良和体面的秋波有多少民办刊物办理者没有干过？而多少民办刊物人士同时不断以顽强毅力向公开刊物投稿，而且，多少民办刊物办理者的大作不正是陆续进入官刊序列？本来，编刊为传播，传播为尽可能宽广，无可厚非。但显然，一方面强烈遣责公开刊物的种种不是，同时又不断奉承和投其所号，若说昨天的民办刊物多少还有点“骨气”，今天的民办刊物中的相当部份多是软脊椎动物的乐趣园？而这也正是今日民办刊物兴盛的一大潜因。
因此民办刊物的真正的于诗有补的作用是：相互间的存在和交流使“中国诗人”有了立足之地，并产生一种生态平衡和制约，正是民办刊物这种相对的变动和“稳定”促使了诗歌在沟通与借鉴中得到发展，并在过程中对相当部分公开刊物所承载的平庸的、格式化的诗歌施加积极“改写”作用（有时是革命性作用）。但后期民办刊物的作用实际上已远离诗歌而更靠拢诗人，主要功能是人际交往而非诗歌交流。总的看，虽然“进入”或“插入”早成事实，而看当前诗歌民办刊物，应避免那种数量越多越喜人，种类越多越好，传播越广越表明繁荣的看法——以读者的多少论英雄——乃双效益与诗歌大国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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