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刊产生及类别
沟通欲望的产生是中国诗歌民办报刊出现的第一前提。艺术作品需要传播，需要媒介，众所周知的是长期来的专业媒介状况不令人满意，它包括阵地的稀少、阵地主办者和所有者的水平有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不正常的影响等等，因而另起炉灶是为必然。
其次是写作者发表的欲望，这种本能因人而论，很难界定，一方面作品需要交流，需要批评和指认；另一方面，“发表”也充满着功利和虚荣心的扩张，这种诗歌“成就感”动机正使越发多的写作者（多是在写作初期）投身和委身民办刊物。这在部份70年代出生诗人和很大部份80年代（包括70年代后期出生）表现明显，它的一个副作用是世俗化功利意识开始冒进，诗歌艺术开始从精神界挤出，跻身社会空气，空气是看不见的，当然也是复杂的。
此外是主办者的某种诗歌责任感、理想和英雄情绪。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也是很具价值的，这种志同者的诗歌抱负的表达才是自办刊物的意义所在。它还能体现具有文学信念的人们跨起审美界限、地理界限及其它阻碍，凭着某种精神的友谊靠近的可能。但这种抱负却也有可能在具体运作中事与愿违。
显然，一份诗歌自办报刊的出现和生长原因是复杂交错的，因此，以“层次”论，可兼为产生与分类的同一前提。
大众型，属文学爱好者的圈子式热身娱乐行为。是种子选手和爱好者的学习园地和情感集散地。其间也偶有专业人士应约进入。扩大点看，挂靠各级文联、作协帽子但是可以由个人自由操作的内部交流报刊也属此类。
专业型，是有一定水平的诗人同仁的集体会所，是运动员的锻炼平台。这是当下民办刊物的主体。它八面来风兼容并包，对诗歌质量有相当的要求。如《中西诗歌》（澳门及广东）、《诗前沿》（北京）、《阵地》（河南）等属于此类。
地域型。关于地域化的认识一直众说纷纭，常见的是它的积极作用和由此的反作用及它的圈子特色。民刊中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刊物（网络）占有绝对数量，其“地域特征”多是指作者的户籍或籍贯的相同。从理解的角度讲，全球化是汉语诗歌的福星吗？地球村概念适合当下汉诗吗？因此也不如说诗歌的地域性有时起着“遗址”式的堡垒作用，但诗歌刊物的地域性却又是另外的作用，这是一个较复杂的话题。以前至目前中国的行政区划，决定了具体区域经济文化进程的差异，精神与物质的生产和生活导致民间刊物的地域化的出现是正常也是必要的。
职业型。这是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职业的写作者的暂时集中。从写作上讲这种刊物对文学的作用相对微弱，其社会作用要明显些。这类集中方式由个人自办的情况极为少见，它主要由企业、由行业协会承头并提供经济保障，因此它有时也明显具有活跃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功能；如大到中国地质文联、小到一个工厂的内部报。近年来，由于打工群体的涌现，出相应出现了《打工诗人》等民刊。
思想型：这个说法欠准确。它的倾向常超出或脱离诗歌，以诗为壳，从文化角度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拨。有一定启蒙意义。但因其有很强的针对性，预期作用其实很难如愿。
学者型。《非非》（四川）、《诗镜》（四川）、《新死亡》（福建）、《诗探索》（北京）及某个专题性内部资料属于此类。它有明确的有价值的诗歌倾向、诗学观念和理论探讨。这种内部资料当是“民办刊物”的高级部份！
四、民刊的发展
由于媒介稀缺和文化气侯原因，昨天的民办刊物有明显补充作用和散发思想者先声的意义，这也许是某种“隐秘”气息的源起和悲壮色彩的出现原因——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学观念的交替挤压下，在无路中开路，当然充满太多太大的难度。
这也使昨天的民办刊物成为一个气场。当年毛泽东曾说柳亚子因为有气才写诗，说的是——愤懑，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之意。其实诗歌最需要的是鲁迅之气。联系起后来的国情和文化大气候看，这股气流是混杂的，有怨气，浊气，也有清气、正气和才气在内。但毕竟诗歌不等同于咒语卜辞，铁肩担道义之外，重要的可能还该有紧贴语言的灵秀和智才之气。这也是频频出没于昨天民办刊物里的绝大多数诗人渐被时间过滤出去的原因。造反有理，乌合之众多是临时充数；光阴似箭，多少汽球凭空飘远！
而当人们提到昨天的民办刊物时，往往关注的，或普遍认为有价值的部份，是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的，也即是偏重于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勇于反拨的那类先声和心声。从这个角度看，昨天的刊物，艺术表达及交流常先放在第二位，首当其冲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角度的唤醒和敲门！由此也可以说，昨天的先行者以诗为枝，以思为干，在和诗歌同向的另一条路上不断叩问、解惑、反弹。
先行者往往注定是孤独的，坚持往往意味着必定的寂寞。但是，孤独者却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价值与否往往又需要在后来者的阐释、甄别和追忆中体现。因而甄别是个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诗界也出现了投机者将历史割裂、混淆真实，把民间、地下当作了自身的文化标签的贴金行为。这其实也是种脱离艺术之道的“剑走偏锋”走法。换个角度看，“历史”也可以就是一张白纸！因此它只需要来者的真实与善良，对真理、真相的责任心——我们需要的则是在芜杂的野地努力识别出真秀与假秀，并时时从“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联想到：知识越多越可能失去真善美。
野火烧不尽！为什么诗歌的非公办媒介这么多？小说散文等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在词无达诂诗无定法之外，在诗歌本身特有的形式之外，也能说明一个一开始就摆在“诗人”面前的却不愿去承认的老问题：诗歌这种文体的审美力量、抒情边界、批判指向本身就是无限度的，诗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各不相同，诗歌的“运动”是一种永远的相对的现在进行时。更有甚者，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成为检验诗歌的唯一标准，只有实践，只能实践，只好实践，只是实践！
如今的诗歌民办报刊情况是遍地开花、百花齐放、山花烂漫，并且在发行范围、数量、质量都大为改观的同时，呈现出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自然而然的景象。这种可能让人欣慰的茁壮之势当然不是表明民办刊物“从此站立起来了”，它是当下消费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这两只手交替松弛和运作的结果。
1、经济基础决定诗歌建筑。钱当然能实现部份的、休眠的抒情梦。这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诗歌民办报刊多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但数量并不与价值挂钩。2、饱暖思文化。文化当然更多地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有关！它在使诗歌报刊自办频频亮相的同时，也使这个过程成为另一种消费。3、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宽容使经济动力与文化消费渴望有了合拍和实践的可能。空间相对宽泛。4、诗歌网络的兴盛。交流有了更大空间，激情有了发挥之地。网络与纸质媒介相互促进。
今天诗歌民办报刊的盛行又反映了何种文学处境？多年前的经济状况是计划生产和管理，是票证时代，现在则是市场化商品经济，各取所需；诗歌民办报刊也是这样，太多，就见惯不怪，就平淡无奇，就可有可无，就只成为办理者实现其文学乐趣和抒发常情的玩具，大部份是这样。
五、民刊现象的认识
为什么同样是媒介，诗歌民办报刊通常能得到肯定、甚至对其作用显得无限扩大呢？这似乎有点不正常。一份刊物也就像是一个文本，它需要的是受者的眼睛，办理者其实不用自已定论。再者，自古，书籍只能百里挑一，99%肯定是垃圾，事实也已表明，更多的报刊在今天更多是一个简单载体，是空洞的篮子。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对民办刊物的大力肯定者，更多是有“民刊经历者”，我深深地理解这种经历（真话），但，经历表明过去，民刊经历者用的却是越发牵强的“想当初”的潜意识，老话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沉溺于历史又意味着什么？沉溺于历史使一部份内部诗歌报刊人士总是自觉地与公开刊物、与后来的公开报刊有意无意地划清界限和保持距离，更有甚者，否认、压制和怀疑除自身之外的诗歌媒介存在的合法性。
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当然产生相应的诗人与诗歌，在中国，它可以是专业研究者的方向，却往往被视作了重要的的方向，比如持有鲜明政治信仰的诗歌，它肯定有珍贵的价值和值得发扬的部分，但又肯定不是全部。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的诗人、民刊与相关的研究者无意间搭成合谋。我们是否可以回察一下自己的视角？无论如何你的研究都只能是“之一”，无论如何，当事人也不能用之一来替代全体。
问题恰恰在这里，中国诗人习惯于在自我心理暗示中突出“之一”的“重要性”，这与诗人共有的自我突出习惯类似，比如诗人时常主观而唯心，他会认为诗人这种身份的重要，他会认为他的诗歌的重要，会认为诗歌的重要——也会认为政治抒情诗是诗歌中最重要。过分强调的政治性（思想性）时，往往又会忽略艺术性及其他。
显然，这种失衡是难免的。问题却不完全是衡与否，而是——前提：是诗歌；这是首要前提。显然，会有诗人将政治态度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这也无可厚非，但实际上的接受与评判诗歌的标准却非如此。比如，提到里尔克、阅读博尔赫斯或学习泰戈尔，读者会否一开始就关注的是这些人的政治信仰，是穷是富或什么党？因此，对当下的诗歌载体，就有必要从当下角度来认识，而且不能脱离诗歌本身来认识。
民刊的散播“惊动”了公办刊物，后者的介入（它们能不介入吗？）却也正是推动了民办刊物繁殖的潜因之一。这种招安是双向的，是大势所趋的相互作用。如《诗歌月刊》（安徽省文联主办）每年拿出一期辟为民刊专号，《星星》（四川省文联主办）面向网络的下半月刊则向民刊进一步敞开宽容而温和的胸怀。《扬子江》（江苏省文联主办）等也开办网站，《诗刊》（北京中国作协主办）则用的是“下半月”方式。
这样，“坐享其成”的公开刊物在笑纳民办内部刊物的同时似乎又“迫使”或无形中给后者加注了另外一种身份：草稿本？好男打天下，好女通过收服好男治天下。当内部载体成为供货方时，公开媒介就成了“借鸡生蛋”或是“寄生虫”。这也许算是另一种众所皆知的“隐秘”？事实正如此。但总的说这种共生的事实是于诗有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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