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1975年生，祖籍辽宁省阜新县。曾获得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04-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著有诗集五部等。现居沈阳。
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迷宫
张执浩
刘川是一位辨识度很高的诗人，从第一次读到那首写墓园的诗《地球上的人乱成一团》开始，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从未谋面过，但对他的诗却一点都不陌生。我一直觉得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辨认的关系，从试探，到打探，再到确认，这里面有某种无法言说的自我筛选和滤化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读者和作者其实都是幸存者，他们在各自的空间里独自运行，最终确立了在茫茫人海中相互呼应的关系。
不久前，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刘川的一段话，他说：“我永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想，这也许是我对他的写作抱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在处理诗歌的手法上有很大的差异，但面对同样的生活主题时，整体的情感走向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地球上的人乱成一团》这首诗里，刘川采用了一种俯视的广角，从高处来定焦混乱无序的“地球上的人”，核心的词语是“梳子”，它对应着“一排排墓碑”，最醒目的动作是“梳”——这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下，其实存在着风险，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流于俗套，变成了一种油腔滑调的写作。但是，当我们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却感觉到了一丝庄重和沉痛，究其原因，恐怕与作者在这首诗里所预置的情感有关：他没有作壁上观，而是满怀悲悯之情，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诗意的悬空状态。
不止这一首诗，刘川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视角，譬如《通往火葬场的路上》、《这个世界不可抗拒》、《长城》、《信仰》等等，从大处或高处着笔，然后径直地将镜头推向小处或低处，找准穴位，扎进去，这种“精、准、狠”的手法是诗人刘川最为擅长的：
每块墓碑就像一块橡皮
（放在墓园这只大文具盒里）
用来擦掉一个个人
我天天纳闷
我们每一个人
都什么地方
被写错了呢（《人是错字吗》）
刘川在写作这类诗的时候，最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他明明充满了嘲讽，戏谑，却给人一本正经之感，仿佛这样的想法早已根植于他的天性深处，没有任何夸饰，也没有任何基于智力上的沾沾自喜，有的只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无边无际的悲凉。
除了独特的视角外，刘川的诗歌还时常显露出纯真的力量，《北京太大了》就是这样一首诗，倘若我们隐去作者的姓名，你完全可能以为它出自一位孩童之手，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雕饰，平铺直叙，通过“大”、“多”、“杂”、“乱”、“挤”这样一组直观情景的陈述，最后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
时间久了
我便变成了
一张人样子
再也不是人了
——这个发现看似简单，却指向了人生的荒诞面。然而，刘川最终要做的不是对荒诞的简单呈示，而是揭示出潜藏在荒诞背后的人性的丰满和不堪。
我一直认为，对好奇心葆有时间的长短应该视为诗人写作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诗人置身于红尘，但“看破红尘”却不是诗人的使命，对圆滑、世故拒斥力度的大小决定着你对生活感受力的强弱，而好奇心和感受力正是决定一个写作者最终能走多远的关键。刘川的写作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这个判断，在一首题为《过肉铺一咏》的小诗里，他写道：
新年过完
到这里一转
惊讶地发现
人还是人
畜生还是畜生
抡刀的还在抡刀
被宰的被切割的被剁的依旧
不吭一声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发现了，但诗人的口吻却依然有着孩童般的平静，而读者呢，却能从他平静的叙述中体验到彻骨的寒冷，而这才是我们置身其中欲罢不能的尘世。
同样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个访谈中，刘川说道：“惟有悲悯，对人彻底无私的关怀，能够让我有恒久的力量，勇敢直面人生，不再依附甜腻腻的修辞美学，在‘文本’与‘经典’的虚拟童话里耗费光阴。”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刘川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简洁的、近乎孩童似的语言表达方式，并非出于审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试图以一双清澈的慧眼去过滤这浑浊的人世。
那是一挂鞭炮
与一盒火柴
放在一起的
那种宁静 （《心境一种》）
在我看来，这是诗人刘川这些年来对自我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在放弃了对流行的诗歌美学的追逐之后，他拥有了达观从容的生活和写作姿态，但在宁静的表象之下，紧张感却从未消失。
张执浩，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出版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获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年度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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