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匆匆一晃便过去了，深圳特区已是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中华大地生机勃发，现代化的大都市如雨后春笋，从全国各地纷纷兴起。社会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国力空前的强盛。相对落后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时代文化的建设，已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议事日程。雄心勃勃，要努力创造有如大唐盛世，西欧文艺复兴那样的中华新时代的盛世文化，这是令所有中华儿女为之兴奋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而这时候的苏东天却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但他在学术上与艺术上则是硕果累累，其卓越的成就足以傲视古今而鹤立于时代的巅峰。在这二十几年中，他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发行了如《诗经辨义》、《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和《和平与人道思想的实践者池田大作》等能光照千古的重要学术著作。同时，又在文人画艺术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成为继吴、黄、齐、潘“四大家”之后独树一帜的文人画大家。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是苏东天才华集中爆发的时期，其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就是在这十几年中完成的；而他的文人画独创性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于此时。例如，他的学术论文《彩陶艺术论》，是他依据现代丰富的考古成果、并参考古史文献，深入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文明史开篇的真实历史风貌和辉煌的文化成就，深刻地阐述了民族文化史特有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从而揭开了古神话传说、彩陶文化图纹神秘的面纱，明确其包函的真正历史意义。他首先给中华民族下了个定义：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血缘家族结构和农业经济基础两大特点，便成了民族人道学与天道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基础；儒家的家国一体，伦理纲常，便成了国家政治统治千古不易的政纲。一些古神话与传说，往往与农业经济及与之相关的农历历法的创制相关，如盘古分天地、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伏曦创太极八卦等，均与天文历法的创造直接相联系；彩陶上的图纹也多与天文历法、农业经济相联系。这一在学术界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便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又如他在九十年代初参加“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影响》，文章阐述了东西方文化史发展各自独特的规律与特点，西方是由古代的神本文化发展到现代的物本文化；而中华民族则始终是人本文化，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绵延不断，为世界史所独有。文中指出：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是借助了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推动了西方五百年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从未被很好开发与弘扬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千年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会使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走上以人为本的和平与发展的健康大道。这不是凭聪明直觉，而是通过对世界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作了深入研究后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四）
夏、商、周三代有为孔子编定的“六经”文献遗存，还有后人大量的研究史料；更重要的是近现代以来大量的考古文物出土，重现了当时历史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必皓首穷经，钻死衙衕了。不会再如董仲舒所言的：“所问：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不过，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学术研究人云亦云，莫名其妙的状况，并未有多大的改变。而现代半个多世纪以来，往往又不尊重历史，只以某种现实需要出发去进行取舍拼凑；今之学人往往以西方的形而上学观念，直观地分割地进行取舍，断章取义，自以为是。比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诗经》，历代释诗之著作，虽汗牛充栋，但往往众说纷云，分歧巨大，至今尤然。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研究者对《诗经》成诗的年代——三代、尤其是周代的历史缺乏应有的研究，不了解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基本特质，全凭主观猜测、自然就会不明要领，谬误百出了。苏东天的《诗经辨义》则不同，他是从中华古代史固有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出发，弄清了三代文化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尤其是周代的历史现状。他借重“六经”和考古成果，深入地探索周代文化史的风貌。其实一部《诗经》，就是最真实生动的史籍，它全面地、生动地、深刻地反映了周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历史现状，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史诗，也是三代“礼治”社会发展到盛期的最高文化的代表，从而，苏东天便破天荒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诗经》之诗的真实意义。三百零五首诗，自孔子而后两千多年来，误释之诗竟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有人评说：自汉毛诗而后两千多年又由“苏诗”开其新纪元矣！只要读一下他那本书的“诸论”，便会明白了他精辟的史论观和诗论观；再看他的“辨义”，总是从实际出发，力求客观、真实，深入浅出、切中要害。这里不妨略举一二，三代是奴隶制礼治社会，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体系、与其相应的礼治制度，是十分严密而完善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历史实际切不可忽视。其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庶人，这种从上而下的宝塔式的社会政治统治等级体系结构，是一个等级森严、结构严密的礼治社会统治网络。诸侯是天子的陪臣、大夫是诸侯的家臣，士是大夫的家臣，形成国家的血缘统治网络。士是基层管理者，似农村公社社长，故“士食田”，“不知有国”（不能参预国事），只负责监督庶人进行农事，征收赋税、军费军械军饷和组织军队、军民一体，故又是基层军队长官。“大夫建邑”，能参预邦国与国家事务，似今天的政府行政官长，因公事可乘用驷马大车，驰骋于国道。而“诸侯立家”（有似今天的省自治与自治区），为天子陪臣以治理邦国。天子与诸侯系叔伯甥舅的血亲关系，不是君臣关系，所以天子召见诸侯，诸侯尊称天子为兄，天子称诸侯公卿为叔伯甥舅。诸侯于大夫、大夫于士、士于庶人，皆如此。依礼仪制度，不同等级身份的称谓、服饰、装饰、礼仪待遇是不同的。如称谓：“君子”，用于三公九卿诸侯之间；“子”，用于大夫以上贵族之间；“之子”多指大夫以上贵族女子与夫人。天子妻室，多称妃子；三公九卿诸侯妻室称夫人；大夫妻室称孺人；士妻室称妇人；庶人妻室称妻。大夫以上子女出嫁，称“于归”，而士庶子女出嫁则称“适”。如服饰：非五彩不入公门。庶人不可服五彩，大夫以上贵族以五彩正色为衣，以黑色为贵，以间色为裳。故庶人只可服间色衣服，间色布帛不可拿到集市买卖。士以上可佩带不同规格的玉佩，天子充耳为玉，诸侯为似玉之石。天子衮衣绣裳，诸侯狐裘、羔裘豹袪，大夫有韨等等。以上所举，《诗经》中均有充分的反映，但古今释诗者，一概不论，随心所欲，把君子、子、之子、于归等，释为“劳动大众”庶人们之间通用的称谓，驷马大车，庶人奴隶亦可乘坐，羔裘豹袪竟也穿到奴隶庶人身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顾史实，还能搞清楚诗义吗？古人因缺乏史料和科学的眼光，造成“诗无达诂”的现状，尚可理解，而今天仍重复旧说，人云亦云为依归，实在不应该。大量的考古资料被不断地从地下挖出来，为古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应该花大力气，有所发现、有所进步。苏东天就是不信前人的研究成果，只依原典、考古资料及重要的史籍，互为印证，去伪存真，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去解释“诗”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他能够推翻两千多年来的所有成说，为《诗经》别开生面、还其真相的原因。可惜的是，如今有识者寥寥，而与古典隔膜者满目皆是，面对虚浮的时风，苏东天无可奈何地吟道：“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所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感到曲高和寡，孤独而寂寞。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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