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天在解决了《诗经》这一难题之后，便着手解决历史上另一个难点，那就是王弼“玄学”。平日人们往往习惯把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讥称为“谈玄”，说明“玄学”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了弄不明白的难题。今天学术界，也仍然是各云其是，莫名其奥妙所在。
王弼是假注《易经》、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部分《论语》语录，而创立自己的玄学哲学的。所谓他的“玄学”，本质特点究竟是什么；历来不得要领。既然是“注释”，以“解释学”理解之，自然合情合理。而经苏东天的研究，王弼玄学乃是本体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不仅令古人难以了解，就是今天的学术界也未能明白。因为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除了王弼之外，没有谁自觉地认识到什么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至于它的重要性，更是莫名其妙。不象马克思、毛泽东的哲学，把认识论与方法论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便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专著，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并走向了成熟。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发展始终未能走向成熟，形成自己严密的体系，其原因就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理论的缺失。从易、老、孔、荀、董到朱熹理学之集大成，始终没有人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因此不会去作必要的研究。如太极之阴阳观，孔子之“中庸”，的确属于智慧的结晶，本可以形成其独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但几千年来则始终停留在原地，越走越玄，不得要领。
根据苏东天的研究，王弼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自觉地研究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并创立了本体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的伟人。从而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可以由生成论走上本体论的高层次的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但由于历史的悲剧，终遭扼杀。
王弼是从易、老、孔圣哲那儿觉悟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的，“道”，在古代圣哲那儿是既有生成论观念又有本体论观念的，老子说“道”即“无”，所以王弼确立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原理，这就完全摆脱了“道”之生成论、本体论混淆不清的历史，树立了本体论哲学的最高原理。然而，王弼并未如何晏那样就此止步，而是以“以无为本”为主导，藉易、老、孔的典籍权威建立起本体论之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与理论体系。他在《老子指略》与《孔子释疑》的短论中，明确地提出：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举本统末、崇本举末、以寡统众等重要原理。并运用这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针对曹魏政权和社会的各种弊病，借注释老、孔、易，不仅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而且严厉地批评了时政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危机的严重问题，希望自己的良苦用心能对风雨飘摇的曹魏政权有所帮助。但历史的悲剧现实，未能让他有用武的机会，随着曹魏政权的覆没，他也就病逝了。到了东晋和南朝，他的遗著才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被置学官，才给社会以极大的影响，王弼“玄学”之名也就被确立起来。由于社会动乱不安，使他的理论原理未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上层知识界、文人的积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人们由外在的功业转向了本体内在精神境界的修为；玄佛合流，人皆有佛性，皆可成圣贤，推动了文人们以圣哲为标的的“魏晋风度”之社会时尚风气的形成和泛滥。王弼玄学与佛学的思辨哲理成了社会“谈玄”的时尚，文人们思想的自由、开放、活跃，所酿成的时代社会学术热潮，成了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之后的又一“自由争鸣”之社会景观。不过，前者则重于政治思想，而后者则着重于思辨哲学和人的自觉及内在精神境界的开发和独立。这一风潮从而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尤其是诗论、文论、书论及美术理论，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如文论《文心雕龙》、画论“六法”，便成了而后千古不易的典则。正由于文艺理论水平的高拔，不仅大大地推动了两晋南北朝文人诗、书、画的勃兴，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唐宋文运高潮的形成。如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大家辈出，群星灿烂，成就卓越，创造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文化艺术盛世时代。
从以上这些苏东天的学术观点和成就，使我们明白了王弼“玄学”的特质及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一学术成果无疑又是开创性的，终于揭示了“玄学”这一难题的真面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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