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乡愁”：当刘小东遇上侯孝贤
“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都是城里人，我们的故乡都被楼房盘踞，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城里人。”
撰稿/燕舞
“也不是说我牛或啥的，看了就看了，没看就没看。”3月16日傍晚，当笔者追问侯孝贤是否看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1993)与《侯孝贤访谈录》(1997)且有何观感时，这位台湾导演表示，没有看过日本青年导演是枝裕和与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向自己致敬的这两部纪录片。可能担心别人以为自己故作清高，侯孝贤进一步解释：“他们也没寄个碟给我。”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杂志3月的创刊号上，恰好刊出导演贾樟柯的长文《侯导，孝贤》，但侯孝贤也没看过，他希望机缘成熟时看看这些致敬之作。
这个夜晚，侯孝贤一顶帽子一双白球鞋地出现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是因为这里正播出其团队为艺术家刘小东个展《金城小子》拍摄的同名纪录片。在侯孝贤和刘小东对话时，他们共同的朋友、侯孝贤武侠新作《聂隐娘》的筹备编剧之一阿城坐在影院最后一排，默默地捧场。3月19日至4月9日的每周六晚，72分钟的完整版《金城小子》将在UCCA轮番上映。
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城里人
《金城小子》是刘小东近期最重要的个展，它在去年11月17日至今年2月27日的展期中共吸引了5万余名观众。展览包括刘小东的20余幅油画、200余篇生活记录以及侯孝贤监制、姚宏易执导的同名纪录片。刘小东1963年生于距辽宁锦州25公里的一座小镇“金城”，镇上有一家创办于1930年代的造纸厂，它迄今仍是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产业，刘家不少成员曾在这个厂里工作过。17岁离开故乡时，刘小东画过童年玩伴中的一些人，这帮助他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作为介入电影最多的大陆当代艺术家，自1990年参与中国独立电影运动始，刘小东1992年参与主演王小帅《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评为世纪电影百年百部经典影片之一；1993年出任张元《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2006年策划《东》和《三峡好人》，分获欧洲艺术协会及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大奖、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30年里，刘小东每年春节都会回到金城，“每次都和几个小时候的朋友吃喝玩乐，他们仍然生活在这里，有的依然在小城里的工厂当工人，有的已经下岗”，“慢慢地住宅间的农田、河沟被楼房填满了，慢慢地国营转制，工厂再也不热闹了，厂房几乎被新盖的楼房淹没”，“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都是城里人，我们的故乡都被楼房盘踞，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城里人”。
“当年，为了考上美术院校，我画过他们。”去年夏天，刘小东终于下定决心回乡画画童年伙伴们，“30年过去了，我再一次画他们，趁着现在他们还没全部下岗。”最初，一直担心被画的朋友们有被利用和被消费之虞：“其实这么多年来，自从我17岁离开家乡，每次再回家探亲也总是小心翼翼的，只和过去一起玩过的小朋友们往来。现在这些朋友和我一样都是中老年了，这种情谊不深不浅，他们也从来不来北京打扰我的生活，只是回老家时和他们在一起。”这样的顾虑后来被打消了，刘小东给出的解释是，回乡后他发现那些重情义的童年玩伴其实只在乎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去年5月，刘小东和侯孝贤在上海谈《金城小子》的合作意向时，双方一拍即合。侯孝贤1990年代初曾挂名监制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次是实实在在的监制，将导演和摄影的重任交给了在三三电影公司追随他整整20年的高徒姚宏易。姚宏易2006年首度执导的《爱丽丝的镜子》曾入围法国南特影展，2008年执导了侯孝贤监制的纪录片《我们三个》。
2010年7月，侯孝贤、阿城随刘小东一起去金城看景，同年8月开拍。策展人给这次展览取名“Hometown Boy”，阿城随口译成“金城小子”，被刘小东采用。就这样，刘小东回乡画了3个多月，从夏天画到冬天，画8个童年玩伴以及自己的家。因为上门画画，刘小东去了其中一些童年玩伴贫寒的家(以前多是在刘小东父母和哥哥家聚餐或在外面餐馆聚会)——有一家的客厅桌上摆着仅有的药酒瓶子和电饭锅；也因为回乡，刘小东第一次知道年少一起习武时昵称“小豆”的玩伴的真名，而“与她的长相相比”，“很难让人相信她早已被工厂用2万元买断退休在家”。被画的朋友中，处境较好的做警察或开KTV。姚宏易带着同事跟拍刘小东的创作过程，这让他不同意师傅侯孝贤的某些剪辑建议时仍理直气壮，因为他有“现场感”。 现在不卖，“可谁知道以后呢？”
刘小东回乡了。侯孝贤也回乡过。在UCCA稍早些时为配合《金城小子》闭幕和侯、刘对谈而放映的《侯孝贤访谈录》(1997)中，1990年代中期，法国《电影手册》派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张曼玉曾凭借其执导的《清洁》夺得2004年戛纳电影节影后)跟随侯孝贤，回到他早年生活的高雄凤山的眷村。片中，侯孝贤带着奥利维耶·
阿萨亚斯和女翻译去他当年经常活动的凤山城隍庙一带，当地老人还能叫出侯孝贤的小名“阿孝咕”。这时，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他的纪录片中非常抒情地引用了侯孝贤自传性影片《童年往事》(1985)的片段。幼年时，奶奶总是央求小孙子“跟阿婆回大陆去”、“回祠堂拜祖先”，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回广东梅县老家的途中迷路。1947年随全家来台湾时，侯家“原先打算只在台湾住个三四年就回去”，只是，当年襁褓中才四个月大的婴儿侯孝贤再回大陆，已是几十年后。在《侯孝贤访谈录》(1997)中，侯孝贤还带着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一行乘坐《南国再见，南国》(1996)中平溪线上的小火车，帮拍电影时认识的当地妇女分担行李；还带法国导演去吃那种简陋的路边小馆子。
回乡是侯孝贤并不陌生的。早在2001年4月，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华语电影专家白睿文博士于纽约长谈时，侯孝贤剖析其电影中论者甚众的“暴力美学”主题时，就曾说过：“我这些朋友是更底下阶层，是更不同的生活经验，大家也都走不同的路，但是路更窄，没有机会。高中毕业继续念书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其他幸运一点的念完高中，更多人只有小学学历”，“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顺着自己的环境，可能性很小，有的混赌场，有的被人枪杀，有的进监牢。随着台湾社会的结构慢慢变化，景况更差。所以我对所谓‘帮派文化’的兴趣，其实是我自己生活结晶来的。”侯孝贤所言“我这些朋友是更底下阶层”，是较之于其御用编剧朱天文所称的“长大之后一同办杂志(《三三集刊》)的人都散了”。台湾新电影运动(1982－1986)的重要成员中，只有杨德昌和陈国富在海外自修过电影，朱天文称侯孝贤为“土法炼钢”。可能正是这种“土”，使《侯孝贤访谈录》中的传主在陪同法国导演回乡过程中，表现得更具泥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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