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如梵高、达芬奇、毕加索，收藏这些艺术家作品的美术馆、博物馆像卢浮宫、蓬皮杜仅凭对这些艺术大师的经典复制就可以年收入过亿，原因很简单，太多的游客和艺术爱好者就是冲这些经典的艺术大师去的。但是对于当代艺术家，能不能得到像经典艺术大师这样的‘票房号召力’，是要打个问号的。”
李冬莉解释，像曾梵志一件作品在拍卖市场拍到一亿多，只能证明少数超级富豪级别藏家对曾的认可和追捧，并不代表大众对曾的艺术喜好程度。稀奇艺术总监、艺术家瞿广慈也曾感叹，一个圈内知名艺术家还不如娱乐圈的二、三线明星在大众媒体上知名。
“艺术衍生品的核心价值是艺术家或者艺术原作。如果按照艺术性，曾梵志的衍生品，应该选用那些病恹恹、表情空洞神经质的面具人形象，可事实上最贵的艺术品做成衍生品反而不见得好卖，谁要买那些血淋淋的东西，对于大众来讲，日常生活需求的是美好。”
有过丰富的渠道和销售经验的李冬莉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以一张曾梵志500万的画为例，如果将他的画复制到杯子上做成衍生品，想达到和原作一样的产值，就是售价500元，销量也要到1万，而这意味着得有几百个流通渠道。艺术家刘野也曾在采访中苦称艺术衍生品的利润如同空气，他知道有，但是难以实际触摸到。
李冬莉开玩笑自嘲，以前在拍卖行工作是卖飞机大炮，现在做艺术礼品变成卖自行车的了。“艺术衍生品是来源于西方买得起艺术的概念，现在艺术衍生品定价对于中产是消费得起了，但是消费者会为当代艺术的艺术衍生品买单么?”李冬莉反问道。
北京国际设计周出品的小黄鸭艺术衍生品
小黄鸭逆袭当代艺术衍生品市场 版权保护暴露发展隐患
举办2013年西湖国际艺术衍生品博览会的负责人黄启贤并不认同当代艺术衍生品无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小黄鸭在中国的畅销即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小黄鸭是根据荷兰当代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艺术作品大黄鸭所开发的衍生品。2013北京国际设计周上，“大黄鸭”作为设计周主宾城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代表落户颐和园，象征着把设计周的接力棒送到了北京。
据北京设计周组委会商务总监张欣介绍，大黄鸭在展示期间，其衍生品橡皮小黄鸭在北京销售了近5万只。其中，带有设计者签名的全球限量版5000只，售价为299元，每一只小黄鸭底部都带有序号。普通版小黄鸭45000只，每只售价99元。也就是说，仅橡皮小黄鸭一项衍生品，设计周就卖出近600万元，加上衍生品手机壳、马克杯等，大黄鸭衍生品销售至少带来近700万的进账。
不过小黄鸭的热卖也引来了版权的争议。在颐和园的官方指定销售处之外，随处可以见到报刊亭、摊位上摆放着的山寨版鸭子毛绒玩具，售价由几元至数百元不等。面对山寨的小黄鸭，霍夫曼失望地对媒体表示，“这显示了对于信任的缺失。”
除了小黄鸭的山寨成风，去年台北故宫热销的“朕知道了”胶带纸也可以在淘宝网上轻松找到盗版，真品三卷一套，售价200台币(约合人民币42元)，而盗版4元就能买到一卷。市面上热销的艺术衍生品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盗版，并且价格是正版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丁曾在2012年国际艺术衍生品博览会上指出，制约国内艺术衍生品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
“其中一个制约因素是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对于知识产权等问题并没有达到确切的认识。尽管经过30年市场经济的熏陶，对于知识产权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清楚该如何加以利用，也因此造成了‘授权’行为的不发达，自然制约了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倘若无数产品被粗制滥造地模仿、山寨，伤害的无疑是艺术衍生品的开发与创造热情。”余丁说。
80%停留在简单复制 美术馆衍生品缺乏研发团队
除了当代艺术衍生品缺少大众消费者和版权授权保护缺乏法律法规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衍生品开发负责人薛江认为，中国艺术衍生品的另一问题在于，80%的衍生品还停留在简单复制的阶段。
前几年，薛江曾参加过不少国内衍生品博览会，发现大多数参展商展出的衍生品不过是把艺术家的代表作图像印在杯子、T恤、雨伞、盘子等不同的物品上，谈不上设计或者创意。“参展商参展的思维局限于期待在博览会上达成订单，而不是呈现在衍生品方面的实验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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