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疾病的批判
──精神疾病与艺术
主办：东南大学教务处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人文学系
地点：南京东南大学实验楼二楼报告厅
时间：2009年12月16日18：30一20：30
主讲：郭海平
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时常会看到公众对医生和艺术家们的指责和攻击，如医生带着安全帽接待病人，他们甚至离不开保安的保护，艺术家被公众视为小丑和公害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一定不曾发生过，公众对医学与艺术的信任已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追究其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当我们去审视今天的医学与艺术时就会发现，今天的医学工作者与艺术家对人的认知已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狭隘，如医学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生物属性，艺术已变成了一种娱乐大众的工具等，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大家首先要追求的目标。
医学与艺术的分化在欧洲出现的较早，但艺术与精神医学之间的联系，在西方的精神医学和艺术界还是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正如弗洛依德所说，人的潜意识的发现应当归功于那些艺术家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做出重要贡献的精神病人艺术，最早从中发现其人文学价值的也是精神科医生，对于精神病人的艺术，尼采曾说：要医治现代疾病，必须恢复人的生命本能。现代艺术的先驱者保罗·克利曾明确地指出过：“要改革艺术，必须严肃地看待精神病人的作品。”之后，艺术家杜布菲坚持不懈的推广，让精神病人的艺术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赏识和认同，这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为那些信奉理性权力和秩序的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心灵深处和非理性世界的窗口，今天，有关疯癫的知识已经成为批判我们今天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力量。西方现当代文化，离开了弗洛依德、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是不能想象的，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我们在今天的现代文明中仍能看到人性深处燃烧的火焰，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与自然继续保持着最后的联系。
在中国，传统中医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从来都是十分紧密的，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彼此相互促进互为依存，从医者精通琴棋书画，从艺者精通形（精）、气、神和阴阳的知识。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医治和描绘的对象都是天地人神中的一部分，看病如同创作，创作如果看病，不同的只是具体的方式方法。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在他的《丹溪心法》写到“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它源于《灵枢·外揣》的“司外揣内，司内揣外”，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所谓“疾病”，从本质上说它不是一种自然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因为一切疾病的概念最终都是人的规定与阐释，所以说一切疾病都是“人的疾病”。人，一方面在制造、排斥和医治疾病，但同时又离不开疾病。它让我们痛苦、悲伤、绝望和毁灭，同时它又让我们反省和觉悟，并让我们对自然保持敬畏，它让我们爱和恨，哭与笑，它既是一种肯定又是一种否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但今天我们一谈到疾病，我们的态度似乎都是否定，而且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正如我们对越来多不知病因的疾病迫不急待地进行治疗一样，结果，疾病的意义被忽略了，为此，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负作用和越来越多的疾病。我看过一篇医学报道，它说“现在，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疾病情况不再稳定。人口增长、迅速的城市化、环境恶化和滥用抗生素破坏了微生物世界的平衡。”这其中还不包括精神类疾病。尼采说：“生命是病了，它病于工艺及其机械主义之破坏人性。”《魔山》的作者托马斯·曼说：“没有疾病、疯狂和精神犯罪，就不能取得精神上和认识上的某种成就；伟大的病夫是为了人类和人类的进步。”今天，我们如果继续无视疾病的人文学意义，而只将疾病作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尼采“人是一种患病的动物”，我们的“社会就是一座医院”的观点。
中国今天的精神病医学基本上是停留在生物医学的模式，在中国，大多数精神病院都改名为“脑科医院”，生物学的“大脑”取代了充满人文学意义的“精神”，结果出现了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精神病学家杨永信对青少年网瘾采取电击疗法，以及卫生部精神病学顾问孙东东教授说上访者99﹪都有精神病。变态心理学的判断模式主要依据的也是统计学。何为正常？何为变态异常？精神医学与哲学、社会学及艺术之间找不到统一的答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天的医学将人的精神简单地理解成了生物和科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医学对人的精神误解和另一种极权专制。
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黄帝内经》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失神者死，得神者生”。《难经》中说“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传统中医理论还认为“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使其心不乱求，心不狂思，不贪嗜欲，不着迷惑，则心君泰然矣。心君泰然，则百骸（hai）四体虽有病不难治疗。独此心一动，百患为招，即扁鹊华佗在旁，亦无所措手乎。”我记得由洋医在中国开设第一家精神病院时（1898），中国官方就未通过对精神病人进行隔离治疗的手段，理由是隔离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人文思想。
但中医思想的统治最终还是让位给了西医和信奉理性的科学，与西方今天的医学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在引入西方文化时，其中的民主、人权与自由思想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中国也曾出现过像章太炎（（1869－1936）这样的国学大师，但封建极权的势力始终未能让它的思想在现实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如他曾对学生们说过：“（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甚至用“张神经”来标榜自己。他的很多思想与西方的尼采很像，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他对章太炎的评价是“终不屈挠者”。这二位师生与医学都有很深的联系，但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是偏执的狂人，他们都应接受思想行为的限制和治疗，而限制和治疗的结果却使我们失去了完善自己的机会。在西方，尼采的继承者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说：“现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
今天，我们要想了解精神疾病，艺术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窗口，因为艺术对人的精、气、神的反映是非常微妙和整体的，同时，人与天地神之间的关系在一幅优秀的艺术作品中也会得到生动的体现。在我看来，艺术是生与死和灵与肉的对抗，是被禁止和压抑的情欲 ，是人的疼痛、苦难、绝望与幻觉，是人寻求自由的反抗，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而更是一种提醒与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是医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揭示形（精）、气、神和天、地、人之间的矛盾，表达人对生命自由和和谐世界的渴望,这是一种更大的医学概念。
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的是生命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求生意志，在这些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危机的原形，通过这个原形我们可以获得自己欠缺什么和需要什么,以及如何与天地万物统一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说：“在他们躁狂症发作的时候，就是优秀的出色的诗人，而此病一旦治好，就再也写不出诗句了。” 柏拉图将诗人说成“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普鲁斯特说，“一切伟大的文学和宗教作品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歌德说艺术家：“不过是成就见得上帝和大自然的伟大事业的那种创造力，因此天才这种创造力是产生结果的，长久起作用的。”罗洛梅说：艺术家和精神官能症病人彷佛是人类心灵的“雷达站”，它能感觉到既定社会秩序早期的倾斜。他们都是“背负时代重担”的人，在重担的压力下，精神病人只是消极地瘫痪，而艺术家则以其特有的洞察力，从混乱中理出一个新的秩序。精神病学泰斗雅斯贝斯曾指出过的那样，“寻常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得出结论，“几乎在所有杰出者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某种器官上缺陷。”
一、传统中国艺术中的精神病态表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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