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沫：“自由”的女权

　　一、“自由”与“女权”
　　
　　“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发展之初的重要流派。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为代表文本。传统观点认为女人智力低下，认为他们没能力从事政治社会事务。“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都有权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其理论根源于启蒙运动。在经历过了现代主义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社会，民主与自由，天赋人权的理念早已经成为社会公约，变成人们的潜意识支配人们的行为。所以才会有对个体的尊重。才会有消除歧视与不公正的种种运动到社会逐渐完善。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已经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在中国提出，却有其价值和意义，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在一个专制主义和封建思想共谋下的社会里面，倡导自由,平等精神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的言说需要一个语境，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境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女权主义”也一样，我们不能将一个概念平移过来，而要使其在新的语境当中产生针对性和发生效用。
　　
　　因为在我的艺术和理论的实践当中经常会涉及到“女性主义”，所以很多人把我直接或间接的称为“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者”。其实我不信奉任何主义，宗教和学说的，我希望获得心灵自由，对既有的一切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都保持一种审视和距离，但是我也并不排斥既有的一切思想体系，并且会不断学习，但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其中一种，只是把它们作为我的背景，把自己喜欢的部分吸收进来，把不喜欢的部分抛弃。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去信仰基督教或者佛教，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不能对任何东西深信不疑。我总是在怀疑人们所说的一切关于真实的定义。如果真的要给自己加一个信仰的话，我会倾向于信奉“自由主义”。我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想那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就是对压制与强权具有一种天然的反抗精神，小时是把强势的父亲作为反抗的对象，长大后是在反抗这个强权的社会体制。为了获得自由，放弃所谓稳定的体制內的工作，不加入任何群体，派系，或者依附于他人。不属于任何党派，教派，也不属于任何团体和组织。我对人群总是保持疏离的。我希望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进行想象与创作。但是我也知道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并且自由正因为有不自由在那里才有意义。
　　
　　如果给自己一个“女性主义”的身份，那么我应该是属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
　　
　　所谓“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首先是要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力，这也是人权的一个部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象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这些基本的权力还在被禁止，而艺术的自由表达也在被一再压制。
　　
　　第二，充分肯定个体的价值，这更多的是自我肯定。这也是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只有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表达，也许我们无法从这个专制的体制那里获得认同，但是建立起一种内在精神的自治，与这个制度所给予我们的思维惯性自动隔离，才有可能进入到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
　　
　　第三，我这里讲的“自由的女权”不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上，并不主张简单的男女的性别对抗。而是根植在后女性主义的基础上面。同性恋和“酷儿”都是对异性恋社会建制和模式的一种颠覆。它从性学研究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以异性恋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这个社会文化机制强行将人规范为男女的社会角色，并且运用婚姻家庭这样的模式来建造了整个社会运行机制。“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塑造的”。这是波伏娃的重要论断，在巴特勒看来，性别则是表演。一个人的性取向有可能是多元的，强行划分成男女和保证异性婚姻的合法性在酷儿理论里面得到了深层的分析和批判。酷儿理论其实是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具有冲击作用的。我赞同“酷儿”理论，支持同性恋的争取权力的运动，虽然我是一个异性恋。在一个以异性恋为主导的社会里面，同性恋和“酷儿”恰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我不希望最后又掉入二元论的思维模式，造成同性恋与异性恋，同性恋与双性恋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因为假如我们将同性恋与酷儿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那么异性恋就等同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被排除在了当代之外，所以这也是一种进化论的思维模式，是对异性恋的一种不公平。我想互相尊重是一个前提，包括尊重每个个体不同的性取向。
　　
　　第四，不仅仅局限于性别研究的领域，而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包括女性问题。中国的女性问题，更加直接的链接在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商业化与娱乐化等等的链条上，所以中国的女性主义不是简单的争取权力的问题，这种不平等主要是在思想观念上和意识上的不平等。所以应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分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同时对女性主义理论本身也要进行批评，包括对女性自身弱点进行反思。
　　
　　独立，自省，宽容，我想这是我认为的“自由的女权”的特征。但我也不想将这个定义演化成一种框架或者建立什么话语。我只是以此来定义自己，以免去许多人的不解与猜疑。也可以认为是“一个人的女权主义”，并且这个"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解或者埋葬"女权主义"，因为只有人们不再把女权当回事或者作为说辞的时候，自由与平等才真的实现了。　　二、自由与艺术
　　
　　7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从性别研究的角度阐述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同时女性主义艺术也开始兴起。女艺术家在后现代的思潮里面寻找到了立足点和发展的空间，于是出现很多的优秀的女艺术家。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茱迪芝加哥，她做了一个著名的作品叫做《晚宴》，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餐桌，餐桌上面摆着与女性有关的各种形态，每把椅子上都镌刻着对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女性的名字。还有大野扬子做的行为《剪》，她端坐在展场，然后邀请观众走上来拿起剪刀剪掉一片她的衣裳，最后她浑身颤抖赤身裸体的坐在那里。还有辛迪舍曼的摄影作品，她扮演成电影和大众媒体中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然后自拍下来，在这些形象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是按照男性的视角和审美来选择女性和制造女性形象的。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许多流派和分支，比如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等。中国艺术领域的女性学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很多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介绍，艺术的实践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就是中国的女艺术家大多是凭借经验在创作，而对许多的艺术理论没有了解，并且女性批评家群体和评论体系没有很完备的建立起来，所以最后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众多男性批评家那里。也事必造成女艺术家是按照男性视角和标准被选择的现状。不是说中国没有优秀的女性主义艺术，是这些真正的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艺术往往是被遮蔽和被曲解的。
　　
　　象肖鲁的作品《对话》，那是一个开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先河的典型的女性主义的艺术作品，但这个作品一开始就被进行了男性话语的掠夺和曲解。成为政治的说辞和反抗工具，而其真正的意义却被掩盖和抛弃，并且当肖鲁为自己的艺术进行辩护时，却遭到众多的非议和拒绝，就是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件优秀的作品是来源于一个女人的个人体验和遭遇，而一定要具有社会学政治学的思考才可以成为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这种对艺术的评价标准的产生本质上还是一种男性思维，而这种男性思维也恰来自于这个社会制度的给予。可能只有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并且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极为明显的就是——艺术要服务于社会，对艺术的功利性的倡导和渲染成为这个集权整体得以维系的思维控制机器，每个人都成为这个审美系统的组成部分，它控制着我们的思维也控制着我们对于艺术的认识。我们发现即使那些反对这个体制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所做的艺术和艺术批评却也正好运用这样的思维习惯和定式。
　　
　　中国的女性主义艺术其实一直是在一种直觉的层面上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女艺术家并不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而是直接做成了女性主义作品，比如象肖鲁的作品，她的作品完全是从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出发的，开枪的作品是她的情感的需要，《精子》也是她的真实心理，当她结束一段十多年的爱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女性生育的最后期限，所以她那时的的想法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完成作为女性的完整体验。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所以在一次展览上她向男艺术家和批评家征集精子，但没有人愿意捐献。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具有女权特征的作品。《婚》，和自己结婚也是没有结果的爱情的产物。她爱一个人，却不能结婚，于是她举行一个人的婚礼来完成两个人的仪式。另外一个优秀的女艺术家何成瑶，她有个作品《九十九针》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扎99针，直到最后晕厥，这个作品也是来源于她个人的经历。她的母亲未婚就生下她，由于不堪社会舆论和压力而精神失常，每天赤裸着上身奔跑，何成瑶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把母亲捆绑在门板上进行针灸也是她看到过的最令她痛心的场景。那些针扎在母亲的身体上也扎在自己的身体上，何成瑶用那个扎针的行为完成了一次对心灵创伤的抚慰，并为自我情感的失落寻找到一个出口。两代女性的遍体鳞伤的身体重合在一起。
　　
　　我们看到中国女艺术家的作品与很多西方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就是西方的女艺术主义家会具有很强的观念指向性，他们是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有意识的创作，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理性特征。相较之下，中国的女艺术家做的更加极致和纯粹。我想这更多的得力于她们的创作是来源于自身最为深切的体验。中国的女性主义艺术是非常优秀的，只是没有得到更好的传播，我喜欢她们甚于喜欢西方许多女艺术家的作品，但是西方也有特别好的女艺术家，象布尔乔亚，她也是用自己童年的经历在创作，她制作的家庭空间都是充满恐怖和诡异的，那是她对家庭的理解和体验。
　　
　　我发现我喜欢的艺术都不约而同的具有一种特征，就是它往往是与人的生命体验相连的。而那些为了女性主义而量身定做的作品往往不能打动我，虽然我会肯定它们的价值。
　　
　　这也是我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因，艺术中的”自由“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艺术首先不是为了社会政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某种"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史甚至不是为了艺术，而首先是为了自己。艺术最终是让人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孤独，并且拥有与死亡面对的勇气。
　　
　　我喜欢一个女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我开始做行为也和她有关系。她是南斯拉夫人，后来在美国做艺术，她的一生都在做行为，她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有一次她差点没有在火中烧死；她让针在自己的手指间飞快的穿梭，针就扎在手上；在一次展览中她赤裸着身体站在展厅的门口，旁边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器具，刀子，剪子，叉子等等，观众可以选择桌子上的任何一个器具对她的身体做任何行为，最后是一个人拿起一把枪对准了她的脑袋才被制止。还有一个行为是在展厅里堆放了一千根血肉模糊的牛骨头，她就不停的洗那些牛骨头，在背景上放着与她童年记忆有关的录像。还有许多作品，都是对我曾经产生过影响的，那是与观看茱迪芝加哥的《晚宴》，游击队女孩的“大猩猩面具”有所不同的观看体验。
　　
　　阿布拉莫维奇也是一个女艺术家，但她没有将自己定义在女性主义观念里，象布尔乔亚一样它们的艺术无法归入任何流派。她的创作有关个人的体验，有关记忆，有关国家政治，有关精神冥想。她是无法被定义的，是多义的，所以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我看来，自由的心灵是非常重要的，自由的心灵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而不受制于他人或他物。做自由的艺术首先是拥有自由的心灵，放下既有的一切规范和限制。每个个体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完全不同的禀赋和使命，所以只有回到那个“我在”才能真正的与众不同，这也是艺术所要达到的效果。当女性主义艺术不是为了女性主义而去创作时，女性主义艺术或许才真正开始。
　　
　　我会善待他人，爱一切生命，并不是因为我信奉什么宗教，而是我知道那是人本然的特征。对于自由，平等，正义的追求并不是我信仰什么主义，而是心灵使然。我关注女性，反对家庭暴力，性别歧视，反对对儿童，动物包括一切弱者的伤害，不是因为我是个女权主义者，而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人。
　　
　　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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