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的布罗代尔曾预告“人文学科正经历着一个全面的危机”（1），在他看来，问题主要出在了人文学科的封闭性和时间维度的单一性。今天，我们的人文学科也面临了种种问题，问题主要出在价值的缺失、方法的失范和学术体制，学术成果和学术队伍不断膨胀和肿大，但解决的学术问题和传世之作却日渐减少。本文仅就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意义限度及可能性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按题意所指，现代性本身就有意义的限度，与中国文学也有意义的限度和可能。80、90年代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最为快速、无序的时代，中国文学研究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学术问题，如对“方法论”、“人文精神”、“学术规范”的讨论，现代性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回望走过的路迹，我们发现从思想启蒙到现代性，几乎可以说是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启蒙与现代性”本来是西方18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两大主题，思想启蒙是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启蒙是开愚昧之蒙，启发人的智慧和理性。在西方的思想启蒙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启神性之蒙，实现人的理性，二是启理性之蒙，实现人的个人性。前者开创了现代性，后者生成了后现代性。现代性是启蒙思想的结果，也是被启蒙的对象。启蒙现代性追求理性、进步、真理、同一性和整体性，启现代性之蒙的后现代性追求差异、多元、流动、相对和非连续性。启蒙的精神不死，现代性的意义就不断向当下和未来生成，现代性反思、批判神性，后现代性又重审现代性的合理性。现代性主要又表现为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形式，社会现代性追求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反对神本主义、神权专制，它解放了社会，也解放了人，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和人的物化和异化；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所产生的弊端和危害保持了清醒的反思和批判，揭示其非人性和物化的一面，这既是由文学审美形式本身的精神特性所决定，也是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理性逻辑自然产生的结果。现代性有反思的意义性质，体现了一种思维态度，一种精神气质和一种当下的此在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分析、判断的价值理念，更是拯救自我，反思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性总是把自我、当下问题放入对象一起思考和创造。审美文化的现代性并不是反现代性，而是反思现代性。西方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后现代性思潮也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批判，揭示了现代性所带来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的非个人化倾向，利奥塔对现代性进行了审查和质疑；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以“后设思维”审查了现代性的合理性和可能限度。现代性的精神并没有终结，现代性的意义不断向当下和个人生成和创造。
但是，现代性与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讨论却存在问题。显然，现代性有它的社会、时代和个人意义背境，这是个老话题，但必须重提且需要作为我们讨论现代性意义限度问题的逻辑前提。西方社会从启蒙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发展理路，隐含着它们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逻辑，可以说，没有神本主义，就没有现代性，没有资本主义，也就现代主义。现代性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自晚清以来就不断引入西方社会文化中的“ 科学”、“民主”和“个性”观念进行现代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由此也带来了现代性与文化传统，思想启蒙与本土文化的种种矛盾和文化悖论，出现了价值认同的危机。西方现代性也充满了种种矛盾和冲突，如神性与理性、专制与自由等，但似乎没有民族性夹在它们里面，需要解决的是更多的当下问题。中国常被历史缠住，无法绕开问题的历史性，因为问题本身最开始是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就必须注意意义的历史背景。无论这样，西方问题也有意无意地进入到了中国现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解释和建设之中，我们相处同一个空间，也面对着相似的意义处境。现代性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9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思想学术讨论。它表达和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生存的境遇和意义，表面上看它是对世界“全球化”趋势的思想对话和回应，骨子里还是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遗憾的是它并没有产生多少创造性的思想，没有实现现代性的中国化和个人化，显然没有“五四”时期思想启蒙所产生的巨大的思想效果和影响力，甚至还没有80年代思想启蒙讨论的影响大。无论是它的理论建设，还是解决的中国问题都似乎缺乏一些创造性和目的性，“忽略了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差异”（3）。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为了更准确、真实地描述和解释现实问题而创设，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说明和解决问题。西方社会无论是用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是为了说明和解释他们所感受和面临的种种问题，正面的肯定也好，反面的否定也罢，能把历史的、现实的和个人的问题说清楚，解释明白，就足以证明现代性理论的存在价值，哪怕是主张语言游戏和理论游戏的思想者也有他隐含的意图，后现代性的意义无深度、语言游戏、话语碎片也有它的寓意和深意。正如中国庄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实际上也是另一种“道”和“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个人都需要现代性的介入和反思，如何实现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的对接和碰撞，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厘定西方理论的背景、内涵和边界，熟悉、洞察中国问题的实质和特殊性是需要首先进行的工作，同时还需要对自我存在的个人真实性有清醒的体认和感受，破除悬置在主体或客体之外的形而上学理念，回到对象，回到自我，在坚持个人真实性的基础上深入对象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自我与对象之间建立当下的反思的真实意义。
现代性讨论在中国则出现了双重的遮蔽和虚幻的唯理论倾向，一是它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的精神的历史语境，二是忽略了中国现代性的意义限度和可能。西方现代性是思想启蒙的孪生体，有社会现代性与审美文化的现代性相伴而生。现代性本身就是反思传统、生成当下意义的一种意义追求，对中国文学而言，现代性首先是西方的价值尺度，无论把它作为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尺度，当它成为中国问题时，自然就有意义的限度，也有意义的可能。不能把它绝对化和本质化，它可以成为考察、反思中国文学意义的参照，但不能作为裁减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唯一的、中心的价值尺度，简单地把中国问题划为非现代性的存在，而厘定出价值的高下，或者是依其标准而在中国文学里寻找现代性的存在。现代性隐含的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批判精神，拥有现代性，并不等于拥有存在论意义的真实性，而是可以因此接近或激活被掩盖的存在真实性和个人真实性。现代性与中国文学问题的设置和考察，并不是去纠缠和解决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历史问题，而是要凸显和生成新的意义，重释中国文学的意义限度及其真实性和丰富性。对待现代性与中国文学问题，主要有四种态度和方法，一是完全忽略或取消问题本身的存在，而生活在一个自足自满的世界里，二是视现代性为本体同一性，以本质主义、整体主义遮蔽、挤压中国文学的意义真实性，三是认同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同时又试图发现和重构中国文学的相对现代性，四是超越现代性的中/西、自我/他者的思维限定，超越价值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借助现代性的反思与自我反思首先确立解释者个人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直观、体认中国文学的意义限度和可能。现代性中有死去的也有活着的，对待现代性的方法和态度也有僵化的和鲜活的，我们应该解释和发现中国文学里活着的现代性，而不是去排列组合那冰冷的僵化的异己的概念游戏，哪怕是冠上了美丽的现代性，也不会带来多少新的意义。现代性不是一种形而上学，中国文学里的现代性常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被现代性所异化了，可以看作作是学术的理论异化现象。中国文学与现代性具有更内在的、流动的、鲜活的联系，有更复杂的个人性和多样性意义。
可以说，“五四”思想启蒙和80年代的反思启蒙，以科学、民主、理性和个性反传统伦理和社会专制实现了理论与社会、时代和自我的融合，尽管它们还留下了许多问题，但却开创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局面和新气象。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需要思想也有了社会和个人思想的时代，中国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有了真实的体验和文学的创造，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穆旦等的现代性体验和个人言说，他们的文学并不是依靠理论去生活和创作，哪怕是多么富有现代性的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到了文学那里也不是铁板钉钉，钉是钉，铆是铆的。真正的文学创造建立在自我的真实体验和个人的丰富想象，有胡风所说的精神“搏斗”，不但与现实战斗，而且要与理论搏斗，让创作逃避先验的理论，进入真实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可以说，现代作家完成了西方思想的中国化、现实化和个人化的转化和创造，坚守了文学的个人真实性和丰富性。“五四”和80年代的思想启蒙最为可贵的是它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最有价值的是它意识到了启蒙的限度，意识到了启蒙的历史处境和意义边界，意识到了启蒙与自我启蒙的两难。可以说，无论是对启蒙者还是启蒙的意义都有一份难得的清醒和清晰，也体现了价值的理想和精神。
用现代性重审中国文学的意义问题，应该回到中国文学的意义本身。呆板、僵化的现代性无法拯救中国文学，更无法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在现代性的反思里发现和建立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应该重构中国文学的意义形象，去掉一切覆盖在文学身上的显在的或隐藏的遮蔽物，哪怕是多么华丽的绫罗绸缎，也是应该把它放在该放的地方。现代性理论的存在价值是为了更准确、完整而独特地揭示中国文学的意义，而不是遮蔽、掩盖中国文学，否则，再完美的价值尺度也成为鲁迅所说的棺材钉，把事物钉死掉。唯物主义虽是一种科学的哲学方法，用它来审视或评价与之相应的思想对象，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如果用它来判断庄子或孔子思想，得出了他们都不是唯物主义的结论，这显然遮蔽了他们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我们使用“现代性”的价值尺度阐释中国文学，也应该持这样的思维眼光和态度，不然，什么问题也揭示不了，连中国文学的身份也变得模糊不清，与西方文学走近了，与中国文学却走远了。“现代性”可以激活我们的研究思维，揭示其他思维或价值观念无法发现甚至造成了遮蔽现象的中国文学意义，不是用它来否定中国文学，或把以前说过了的进行重新包装，换一种说法，做概念的游戏，结果还是在老地方转圈。现代性的提出之所以没有获得80年代“方法论”和90年代“人文价值”讨论的影响，恐怕与概念本身的意义模糊性和缺少一个中国问题的意识背景不无关系。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的意义世界，一个使用简单的概念和判断无法描述和切割的文学世界。现代性可以让我们重构中国文学的意义限度和可能性。
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的社会历史和个人语境，它是在中国社会背景中，个人自由创造的精神形式，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都潜在地进入了文学意义和形式。文学阐释就需要参照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要有一定的文学史眼光和社会历史感，应把中国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和历史条件里去分析和理解，设身处地揣摩它丰富的历史情境，并以合乎历史事实的审慎眼光做出准确而合理的评价。王瑶先生曾主张学术研究要有“历史感”，需要把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4）。这仿佛是老调子没有唱完，但人类的思想、文化和学术都与人的生存历史和时间大有关联，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是一种本文”，它也重视文学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中国文学的历史性拒绝先验主观的价值判断，一切价值判断要有文学的事实依据，要考察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今天重提“回到文学本身”和“走向中国文学的本体研究”思路非常有意义，解释学强调“回到对象本身”要以“回到自我”为前提，以此避免客观解释的虚妄性，但中国文学有文学史的意义，历史情景的描述和历史意义的还原，则是理解意义真实性的必要前提，没有对它的历史意义的解释，其他意义也是虚妄的。历史不可重复，但历史情境和意义可以想象和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决定了它的独特性，这里的“历史性”应包括社会、时代和个人时间的多重性和多元性，主流与边缘、意识形态与民间、家族与个人的历史景况都是文学存在的意义背景。它的存在也表明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历史性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中国文学所表现的现代思想、现代情感、现代心理和现代的语言形式。“现代”不是以前所指的客观时间，而是一个价值意义时间，是中国文学向当下生成的意义独特性和丰富性。“现代性”已变成一个意义模糊不明的语词，有很大的弹性和伸缩性，具有完全相反的意义也可能都被成为有现代性，如理性被看作是思想启蒙的现代性，感性也同时被理解成为审美的现代性，这样，感性和理性都有了现代性的意义，现代性充满了悖论、矛盾和张力。比如有人把它看作是具有价值理想的合理性，用波普尔“证伪”的方式证明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现代性，只有“近代性”（5），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中国现代文学已有的价值属性，是中国文学拥有的精神特质，可以找出甲乙丙丁来。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我们开始谈论现代性的时候，它已经就成了中国文学和我们当下生存的内部意义问题，它虽是一个外来词，有其他因素的渗透、影响，和其他知识意义的诱导和牵制，但它在中国社会背景中的思想文化和文学世界里已经被中国化和文学化后，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内部问题了，它能引起我们今天如此热情的关注，也说明它有意义的当下性，我们正处在也需要现代性的意义生成。
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列，它的现代性主要是指1917到1949年的文学所拥有的现代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形式，这里的现代性既不等同于西方又有它的启示，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它的经验，它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在无根据又有可能的创造里生成了中国历史语境的文学现代性，与80、90年代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不完全相同，个人在表现和关注现代性上也有差异性，鲁迅和郭沫若就有不同的现代性体验和意义。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1）个人主义精神，（2）人道主义思想，（3）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4）现代白话文的语言主体，（5）自由、多样的文体形式。“个人主义”以文学方式为个人立法，确立了个人的独立、解放、自由和创造；“人道主义”体现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担当公民和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情、悲悯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都是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和情感，有西方文学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自觉汲取，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自然承传，但它们都不是现代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生存根据，而是一种意义启示的可能，在反传统和现实化的历史背景中实现了思想的现实化和个人化。现代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本真、内在的现代性，或者说是创造了现代性的精神根源。现代文学是现代作家的生活、情感、心理和思维的结晶，有现代社会历史的印记，更有现代作家个人生命的体验和心理感受。鲁迅的孤独意识，郭沫若的浪漫精神，钱钟书反讽的机智，穆旦丰富的痛苦，张爱玲的荒凉感等都是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情绪，也是现代文学中最有现代性意义的内容，也许它们并不符合现代性理论，但它们保证了文学精神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份独特和丰富性创造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在我看来，即使它们不符合现代性，而有意义的个人性、真实性和审美性，它们的意义也是伟大的。创造的个人性和丰富性比模仿的现代性更伟大，更有文学的审美意义。在观念形态上的思想都或多或少有一致、相似的地方，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意识却始终是个人的和独特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都有西方和传统的共名性，但在现代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感受里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是中国的有现代性的思想，除非这个作家是按照概念去生活的，真有这样的作家，他也不再是真实的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了。我们不必为这样的作家而担心，更不必为他们的创作具有与西方一样的现代性而后悔。
现代白话文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语言，白话文的鲜活和个性比文言拥有更多的信息量，可以增益人的智识，以自由多变的句式生长出美丽动人的文字。开放、多样的语言资源可以激活白话表达的活力，创造语言的个人性，也使文学能自由出入社会的交流空间。鲁迅主张：“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6）。“自己的”、“活者的”、“直白的”的白话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现代性，也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个性和生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运用多种技巧，机智而灵活地表现了美的意义，建立文体形式的多样、丰富和精致，显示了现代文学文体的现代性。文学性或审美性是中国文学的本质属性，它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本特征。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以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的独特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个东西”(7)。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文学定义，文学要有独特的思想和感情，美妙的艺术形式和“愉快”的感受。
由此可知，现代性是中国文学意义之一种，有意义的限度和可能：历史性和个人性，它在反思文学意义的真实性和个人性的基础创造了独特性和丰富性，它不断向西方、传统和当下延伸和开放，并渗透有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意义。现代性不是文学的终极意义，可以不断被超越和创造的，现代性的反思思维和批判精神可以创造文学和思想的丰富和个性，可以不称作现代性。在这一点上，现代性就有启蒙精神，启蒙比现代性更有生命活力。
（1）布罗代尔：《历史学科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79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3）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83年第8期。
（5）杨春时 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6）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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