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制、知识分子身份与“晚生代”写作

启蒙主义的历史困局

    在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之中，“晚生代小说”无疑是一股相当重要的小说潮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较为独特的叙事实践及其引发的文学论争，更在于这些“实践”与“论争”所隐含的一个历史性的文化难题，这便是知识者们有着切肤之痛的启蒙主义的困厄处境。在“晚生代”的叙事与言说之中，启蒙主义的困境相当明显地表现为启蒙理念的遭致解构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以及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以自由、民主、理性、人道、科学、革命和历史进步主义作为主导理念的思想启蒙曾经数度受挫，但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启蒙的受挫与消解却有着别样的因由与表现，因此，对于它的历史评估自然也有着特殊的复杂性。
    在西方世界，启蒙运动既是其现代性进程的历史起点，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实践，它也是现代性获得实现的内在动力，然而自本世纪中期以来，以思想启蒙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性进程不断遭致西方知识分子的挑战与质疑，在这之中，既有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所指出的启蒙悖论，也有丹尼尔·贝尔、弗兰西斯·福山、大卫·霍根等人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1，甚至更有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决定了现代性的发生与命运的“印刷的终结”，与此相关，现代性启蒙大业的承担者知识分子也被宣布“死亡”2，这些论者在表面上所营造的似乎是一幅启蒙大业走向衰败的末世图景，而实际上，他们所要阐述的，却是启蒙大业历经两百来年的艰难挺进，它所着力标举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等启蒙理念已经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仅仅将启蒙视为一种“思想文化”实践，可以说，西方世界的启蒙大业基本上已告完成。因此，他们所要质疑的，并非是启蒙理念本身的历史正当，而是启蒙这一“思想文化实践”在他们所处身的当代现实之中的现实正当性，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些思想家们根据切已的现实提出思想命题的可贵品格。另一方面，即使是他们，也决不否认“美国、法国、瑞士这些今日已安定的民主国家没有不公正或深刻的社会问题”3，所以，他们才会以自己的政治文化实践极力支持社会弱势群体争取承认的斗争，并且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基于启蒙理念“挺身而出”，以现实知识分子的道义承担。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启蒙工程所操持的，仍然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基本话语，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信念和现代世界观，但在现代中国，启蒙理念从来没有广泛地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或人权）理念不仅未能获得普遍性的“制度化”落实，而且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关头，这些理念还因为缺少普遍的民众支持而导致启蒙大业的受挫或流产。百年中国的启蒙历程，乃是不断受挫与“重启”的历程，正因如此，才会有1930和1980年代分别“重启”的“新启蒙”运动4。启蒙主义的命途多蹇一方面导因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对于自由民主的迫压与箝制，导因于民族救亡和爱国主义等政治民族主义的优先性演变为偏执的文化民族主义，致使启蒙话语被视为“西方话语”和“资产阶级话语”而遭否弃5；另一方面，启蒙主义的“态度同一性”限制也形成了它的内在困境，正如汪晖在研究“五四”启蒙运动时所指出的：“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它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缺乏那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联系”6，“五四”启蒙运动的内在同一性只是“存在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异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7，“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五四’启蒙思想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8。实际上，不仅是“五四”，整个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均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本性的限制，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受挫，同样可以从这些方面寻找原因。1990年代以来，在众声喧哗的文化空间之中，启蒙主义话语又一次由1980年代的中心地位退向边缘，倒是其所一向抨击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宗教神学话语和后现代话语各领风骚。如果说，在80年代的文化空间之中，启蒙主义主要是与国家话语争夺话语霸权的话，那么，在90年代，其所遭受的挑战却是来自各个方面的话语力量，显然，启蒙主义的当下处境要更加严峻，在它所遭受的严峻挑战之中，更多地体现了后现代话语特点的“晚生代”小说便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脉。9

“断裂”事件、“自由撰稿人”的体制空间

康德在论及启蒙运动时曾经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0。在这里，不成熟状态即蒙昧状态的摆脱显然有赖于作为启蒙者的“别人”，而启蒙者的启蒙身份亦是通过被启蒙的他者而得以确立的。在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现代历史之中，知识分子一直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当仁不让的“启蒙者”。在20世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最具道德感召力量的身份象征，它和革命知识分子、政党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构成了异常复杂的紧张关系。即使在具有复杂身份结构的知识分子个体那里，启蒙身份也是其最难释怀的，他们在特定的社会处境之中也许会暂时认同其政党、民族或工农兵民众等身份，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产生对其启蒙身份的急切认同。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晚生代”小说，我们便会发现，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在“晚生代”及其理论辩护者这里已然遭到拒绝。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鲁迅先生无疑是启蒙主义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然而在“晚生代”作家朱文发起、整理的《关于“断裂”的部分答卷》中，我们发现了同样作为“晚生代”作家的韩东、吴晨骏等人对于“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性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11、“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12。在他们这里，以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作为自己的道义承担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遭致贬斥的身份，他们竭力摆脱具有普世价值和现实正当性的启蒙理念的价值规约而做一个“游走者”，因此，他们所着力塑造并产生强烈认同的，是“自由撰稿人”和“艺术家”的身份形象并且将其与“知识分子”身份相对立13。这样看来，我们所要认真讨论的显然便是“晚生代”们着力自塑的“自由撰稿人”和“艺术家”身份。
在关于“自由撰稿人”身份的讨论之中，我们所要追问的主要是以下一些基本问题：第一，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逸出现存的国家体制（包括文学体制）的应有意义及实际真相与结果到底如何？第二，在既存的文学体制尚且强大的背景之下，其所享受的“自由”能有多少？应当承认，文学人对于高度整一化的国家体制的疏离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现文学自律的重要条件，文学人只有真正由“国家”转入“社会”才有可能形成文学上的真正自律。因此，当下中国的“晚生代”作家包括其他文学人的逸出体制便应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在实际上，这些“自由撰稿人”的逸出体制只是实现了他们的“经济自立”，这种状况有可能导致文学的自律而在目前并末如此。德国著名的美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曾经指出：“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它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14。由于当前国家体制对于“经济领导权”的逐步放松为经济活动预留了较大的自由空间，所以“晚生代”中的“自由撰稿人”才有可能获得“经济自立”。而在另一方面，国家体制在文化领域却在不断地“加强领导”，现存文学体制对于过度自由化的文学实践能够有效地“起到反对其它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并且将其迅速有力地清除，因此，文学体制与“晚生代”之间关系的实质正如韩东所自陈的，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朱文有着更加激烈的表白：“多年来我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实际上还是遵循了一个作家的游戏规则，写一种叫做作品的东西，然后发表、结集、引人注目，与现存的文学秩序通奸，……虽然眼下除了通奸下去好象没有其他出路，但是我希望自己能铭记其中的妥协与屈辱”15（——着重号为引者加）。从韩东和朱文这两位“自由撰稿人”的自我表述中，我们起码可以发现现有文学体制的下面两点基本真相：其一，现有文学体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它给予了他们“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实际上还是遵循”的“出路”；其二，它在同时所给予“晚生代”的，却又是令他们难以忘怀的“屈辱”，实际上这便意味着“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不过是一种虚妄16。在得到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之后，一个最应展开也是最有价值的追问便在于，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晚生代”作家为什么宁愿蒙受“屈辱”，也要与现存的文学体制“妥协”，这种“屈辱”到底是体制之内的哪一种规范性力量所施加？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话语，还是为国家话语所有限容忍的启蒙主义话语？而“晚生代”与其无法拒斥的规范性力量又在哪些方面达成了“妥协”？这些问题，显然是我们所应仔细辩证的。实际上，当下中国的文学领域完全覆盖于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文学体制之下，在此之外，并不存在一种文学的“对抗体制”（Counter—Institution）。在这种高度一元化的文学体制之内，不同文化话语之间的对话并未实现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交往合理性”，启蒙主义话语和“晚生代”一样，实际上也是处于边缘地位，它们同时面对着相当强大的“话语禁忌”，启蒙话语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及实践品格倒使其处境往往更加不利，对于“晚生代”而言，启蒙主义不过是基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理性精神与其创作倾向展开对话，它既无动机亦无权力使后者“蒙羞”。然而现在的情形倒反是，作为“受辱者”的“晚生代”不去向真正的“施辱者”进行挑战，而是以其叙事实践与情绪性的论说向启蒙主义展开了攻击，这在客观上便成了其“施辱者”的真正“同谋”。就西方世界文学体制的历史演变来看，文学的自律和文学人的自由，正是启蒙主义的未来承诺，只有自由民主等启蒙主义理念的制度化实施彻底解构文学领域的封建化力量，并且真正确立对抗性的文学体制之后，文学人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或者说，在封建化力量一息尚存的历史情境下，文学人只有积极投身启蒙大业，才能为文学实践争得真正的“自由”，因为文学的自律正是启蒙运动的充分发展所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在这样一种历史前提尚未达成的情况下，不仅文学人的“自由”是一种虚妄，而且“艺术家”们拒斥启蒙身份、放弃历史承担并且追求道德豁免权的特立独行才是一种真正的“屈辱”，起码，这也是一种胆怯或软弱。

“反启蒙”写作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不仅在“晚生代”作家的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其文本叙事之中，“知识分子”同样是一种遭致解构的身份形象，只是不同的“晚生代”作家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持有不同的叙事立场。
徐坤是“晚生代”之中书写知识分子危机情状最为集中的作家，对于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状况的谙熟使其小说相当到位地表现了前者在当下中国的焦虑与尴尬，在某种意义上，徐坤小说所揭示的知识分子危机情状的尖锐性与直接性，在当前的文学界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徐坤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存在着一个最为基本的叙事模式，这便是知识分子与“他者”的分离与冲突，表现于作品中，便是《白话》之中的博士及众研究生与普通民众（以刘晓玲之夫为代表）及行伍出生的文化官僚伊腾处长、《梵歌》之中的佛学博士阿梵铃与从事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生产的影视演员、《热狗》之中的陈维高与戏剧明星小娥儿、文化官僚及强悍有力的妻舅之间明确的“界限”与矛盾，而且知识分子在与“他者”的冲决之中除了短暂与极为皮相的欣快之外，其所体味的，更多的是深深的失落、蒙羞与酸楚，无论是知识分子对于“他者”一厢情愿的“谋和”（如《白话》中的博士等人的“白话策略”及与民众的打成一片、《热狗》之中陈维高对于小娥儿的失魂与吹捧），还是与“他者”的冲突，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以前者退回原位的失败而告终，即使是徐坤小说极为强烈的荒诞与戏谑色彩也无以遮掩这种失败的悲剧性。就徐坤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实践来看，故事的最后结局无不笼罩于悲剧性的氛围之中，从而，这也喻示了徐坤的叙事立场显然是在因为失败而无奈地退守边缘、处于危机之中的知识分子这里，于是，我们也在《白话》和《呓语》之中发现了知识分子对其自我身份的坚定认同：

我长出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极目远眺。在博士经过的路上，一排排经
历了四季轮回的白杨树，正在瑟瑟的风中兀立着。
——《白话》

        ……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笔直的躯干上一个个大而无当的
     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湖水依旧，树也依旧。我心想，得了，我就活成这
     棵树也挺好。
         然后，我摇动着我的枝丫，向彼岸送去了梦呓般的低语：
              直到凋零了你也不会明白
                  无论你荣枯
                  生死中轮回
              始终陪伴你的
                  是夏夜的湖
                  白杨树啊……
                                        ——《呓语》

    经历了“四季”“荣枯”和“生死中轮回”的“白杨树”所坚定认同的，仍然是迎风而立的“白杨树”，即所谓的“树也依旧”，身处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依然有其梦想的“彼岸”，对于浊世的憎恶与对人格理想的追寻竟至使其以身相殉，消泯于“凄风苦雨”之中。徐坤小说着力书写的知识分子危机情状揭示了在此时代知识分子历经失落与“轮回”之后仍然应该形成坚定的自我认同，任何对于“他者"的妥协与急切认同不仅会使其蒙羞，而且这种认同的最后结局仍然是失败，与其如此，不如重新塑造起“树”的“傲岸”。可以说，徐坤小说对于知识分子身份貌似激烈的戏谑与解构之下，深隐着内在的庄重与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坤的写作体现了明确的“自我启蒙”意图，而“自我启蒙”，却正是知识分子启蒙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徐坤小说中的陈维高阿梵铃等知识分子与“他者”的谋和或冲突正是以其最终的失败重新产生知识分子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的话，那么，在何顿的小说中，却出现了一大批丢弃原来的艺术理想及与世俗相对峙的艺术家身份从而彻底认同实利性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像《生活无罪》中的何夫、《弟弟你好》中的“弟弟”、《不谈艺术》中的四龙等人，由于充分体认到“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社会”、“价值观念实在是建立在金钱上”、“人的交往最终是一种等价交换”，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稀烂的了，人除了想赚钱，已经没什么追求了”，因此，他们便都自觉地沉沦其中并且如鱼得水、生龙活虎，成了其所自谓的“彻头彻尾的拜物主义者”和“行尸走肉”，这种彻底性竟至使其丧失了基本的伦理准则（如友情、信义等）。显然，何夫与四龙等“彻头彻尾”的拜物主义者已经彻底丢弃了知识分子身份而蜕变为社会“庸众”，其由坑蒙拐骗和不顾廉耻所导致的商业成功则更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何顿小说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的丢弃并非没有丝毫的警觉，像《不谈艺术》、《弟弟你好》、《生活无罪》等小说，都对知识分子的“沦陷”以及导致这种“沦陷”的商业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提出了质疑。这些小说一方面以“湘潭人”（《生活无罪》）、肖正（《不谈艺术》）等仍然葆有艺术理想和人文关怀的知识者与其相对照，另一方面，更有“沉沦者”对其实利性的生存所产生的某种超越性的意向，因此，才会有《生活无罪》中的何夫在最后的“感到痛苦”、《不谈艺术》中的“我”对“北斗星”、《荒原上的阳光》和《喜玛雅山》中的马民们对于“阳光”和“雪山”等象征着光明、温暖和纯洁的意象的神往：

    ……现在是十一点多钟，我今天在外面玩了一天。我一抬头，天上一
片深蓝，繁星满缀，然而我看不见北斗星，在北斗星所处的位置上是一片灰
蒙蒙的蓝色。北斗星呢？我感到不解地瞧着，怎么那颗异常明亮的北斗星不
见了？……
    ……我觉得我脑海里也有一颗明亮的北斗星，它处在脑海的中心，
但它的前面雾太浓了，于是不闪光……
                                     ——《不谈艺术》

在商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如同北斗星的消隐一样，无疑是一件相当严峻的重要事件，何顿小说的意义便在于揭示了这一点。但与徐坤相比，何顿对于知识分子主体身份的重塑显然缺少应有的重视，从而也使其叙事立场的知识分子性甚为暧昧。
在另外一些“晚生代”作家韩东、朱文和张旻等人那里，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却又表现为另一种情状，在他们这里，知识分子对其社会身份的寻求与建构已被宣布为虚妄，他们最大的精神焦虑不再导因于知识分子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也更不是“启蒙”，而是来自于生存的虚无之感。朱文的《食指》以诗人“食指”对于作为“他者”的“人民”的失败的寻求，昭示了“人民”的抽象空洞和诗人试图通过这一“他者”以建构其主体身份的无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便由试图并可能确立的“主体”蜕变为一种丧失“他者”的“个体”，一种处于既存的社会及价值体制“边缘”的“游走者”，像韩东《障碍》和《在码头》之中的王智、马宁、费俊等人和朱文《我爱美元》中和“我”及其笔下的“小丁”，便是这种典型的“游走者”形象。在彻底虚无的精神处境之中，“游走者”的“游走”既然不再依持和指向任何价值准则与人文理想，而作为只剩下基本的本能欲望的生命个体，其“游走”必然有着一定的指向性，具体于《障碍》、《我爱美元》和《吃了一个苍蝇》之中，这一最后的指向便是“性”。于是，我们便在其中目睹了“游走者”们对于“性”的追逐和“生龙活虎”的性事表演，“性”也成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学写作的最高目的和基本动力，并且以此取代了启蒙知识分子的基本理念，这在朱文的《我爱美元》中表现得尤为直接：

“一个作家就应该给人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理想、追求、民主、
自由等等，等等。”
“我说爸爸，你说的这些玩艺，我的性里都有。”

韩东和朱文等人对于知识分子蜕变为“游走者”的书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前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的某种真相，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知识者的蜕变和“游走者”的“浪游”不仅缺少基本的价值批判，而且就文本的叙事立场来看，倒有一种更加明显的认同倾向，正如朱文在谈到“小丁”时所说的：“写‘小丁’的时候，有时我有等同的感觉”17，——这样，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拒绝在韩东和朱文等人这里便达成了文学“宣言”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完全统一，也正是在他们这里，启蒙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晚生代”作家对于启蒙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的书写除了导因于知识分子启蒙事业的持续受挫和启蒙理念的内在困境之外，整个时代的虚无境地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虚无问题，“晚生代”作家虽然有着相当真切的感受与表现18，正如张所自陈的：“虚无就象是一种梦魇，我被缠绕其间……”19，但是不同的“晚生代”作家却对虚无有着迥然有别的书写立场。可以说，虚无之境中的书写立场使得“晚生代”作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分野。徐坤、毕飞宇和邱华栋的写作在整体上固然缺乏“五四”式启蒙主义叙事强烈的理性精神以及建立上的高度自信，但是，鲜明的“批判性”，仍然是其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在徐坤那里，便是基于女性立场对于传统的女性生存（《女娲》）和男权文化（《狗日的足球》、《竟选州长》等）所从事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的以谐谑方式所做的自我批判（《热狗》、《思想者》等）。而在毕飞宇和邱华栋的写作中，对于现代文明的自觉批判却成了最为突出的主题。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电视人》、《时装人》表现了现代文明的偏执化发展造成了现代人严重的生存迫压和自我异化，他对这一状况的“愤怒”与批判和对圣洁之所的向往（《环境戏剧人》中的“爱达荷”）变成了锐利急切的人性呐喊，而毕飞宇的《生活在天上》，却以纯朴的乡村情怀对现代生存提出了严峻批判，它与其《哺乳期的女人》一样，洋溢着圣洁美好的人性光芒。其长篇小说《那个夏天，那个秋季》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理性精神通过对母子两代人的生存对比，同时对中国当代历史上互为悖论的两场现代性运动即“文化大革命”和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以近乎古典的人道情怀和人性立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在价值虚无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写作无疑有一种最为基本的坚守与抵抗。与此相反，在韩东、朱文、述平、张旻等“晚生代”那里，对于虚无的认同与臣服并且放浪与游戏其中不仅是其故事人物的生存状态，而且从作家对于这种生存的非批判性书写来看，这无疑也是叙事主体的基本认同，这同样可以从朱文对其笔下的“小丁”的“等同”尤其是对“小丁”在“真实的心境”20方面的“等同”中得到印证，对此，张旻也有着同样的“自白”——“在我的感觉上，除了现实和梦幻，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这是一种不能用任何标准去衡量、用任何概念去阐释的非真非假的状态”21、“平时现实生活中的某件事，小说会作出它自身的回答，可以肯定那不是以通常的是非原则、道德规范和法律条文为依据的”22。这一批“晚生代”作家对于一切价值准则的放弃，使其写作丧失了最为基本的人性关怀，因此，便有了《障碍》、《情幻》、《吃了一个苍蝇》和《我爱美元》之中对于最为基本的伦理“障碍”的拆除，虚无化的自我生存也丧失了些微的反思和超越意向。在他们这里，叙事主体已“下降为一种与世俗完全等同的角色，从而在展示自我形而下的生存智慧中淡漠或遗忘了自身作为一个作家与现实应持的警觉态度”23，无疑地，这正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启蒙身份的拒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再启蒙”的正当与光荣

在世纪末的文学格局之中，部分“晚生代”作家的反启蒙写作并不是一股孤立的文学潮流，实际上，“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同样隐现着“反启蒙”的叙事倾向，所不同的是，“晚生代”之中韩东等人的“反启蒙”写作在以后现代式的虚无意识消解启蒙的同时，也失却了对于现实的反思与批判，而“冲击波”作家却对现实抱以强烈的关注与热情，因此，后者的写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识。但是，由于他们的叙事立场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念，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与启蒙理念倍受其所着力标举的民众“优根性”和主流话语（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等）的排拆、压抑与消解，便使其写作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批判立场从而变成一种与主流合谋并为其“分享艰难”的主流话语，这在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对知识分子肖爱桥的形象处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24。实际上，“反启蒙”叙事在对“晚生代小说”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有着直接影响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中已经初见端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数种小说潮流共同致力于对启蒙理念的解构昭示了启蒙主义相当严峻的现实处境，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启蒙叙事现实正当性的丧失。启蒙叙事的正当性决定于其所实际处身的历史实际，在仍以现代性作为历史目标的当下中国，自由、平等、理性、科学、人道、民主和正义等启蒙理念并未获得充分和普遍的制度化落实，民众及个体的精神生存仍然充满困扰，欲望的扩张以及金钱意识形态和“法轮功”一类的迷信意识对于民众精神的占领造成了新的“时代性蒙味”，现实体制与民众精神所存在的双重问题确证了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现实正当性，以启蒙理念作为叙事立场的启蒙叙事正是一种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实践，坚持批判性的启蒙写作正应是文学人不容回避的历史承担，对于作家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光荣。

1 参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载《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大卫·霍根：《科学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知识分子的坟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3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页。
4、5 参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有关论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6、7、8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13页、313页、318页。
9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当前“启蒙”的关系，参拙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启蒙》，载《钟山》1999年第4期。
10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版第22页。
11、12 朱文：《关于“断裂”的部分答卷》，《文论报》1998年10月1日第3版。
13 部分“晚生代”作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拒斥与非议见李冯：《录音带：文本与声音》，《作家》1998年第8期，亦见其所公布的有关答卷。
14 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周宪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5 朱文：《我想说些什么》，《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6月30日第3版。
16 “晚生代”作家将其对“性禁忌”的冲破视为“自由”并以此洋洋自得显然是失之肤浅的，参李冯：《录音带：文本与声音》，同注12。
17、20 林舟：《在期待之中期待：朱文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4期。
18 参丁帆、何言宏：《论二十年来小说潮流的演进》—文对“晚生代”的论述，《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19、22 林舟：《心灵的舒展与欲望的消解：张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3期。
21 张旻：《一种状态》，《作家》1995年第2期。
23风群、洪治纲：《丧失否定的代价》，《文艺评论》1996年第2期。
24参拙作：《现世空间的批判与重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