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尚待深入的沉重话题
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的苍茫时分回首百年并为“过去的时代”“送别”之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的诞生与成长自然是令人欣慰的，因为正是它意味着中国“知识人”已经完成了由古典的“士大夫”形态向“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转换，但这丝毫不能增添我们“送别”的“喜庆”色彩。“送别”注定是沉重而悲凉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承受了太多诞生的阵痛与蝉蜕的艰难，另一方面，“王权”的余威所滥施的伤戮更使他们的苦难无以复加，而后者无疑是我们时代最为深巨的内在隐痛，也给知识者留下了过多的“内伤”，对于它的触摸与揭示虽然在很多时候仍属“禁忌”，也往往为知识者自身所“不忍”，但是，如果我们的“送别”回避了对于伤痛的正视，那它就不光是一种“矫情”和“做秀”，更是一种自欺，一种虚妄。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1，“胡风集团案”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既往，然而，“过去的时代是过去了，但它还会留下可供参考的教训和可供吸收的感情经验”2，对于“经验”和“教训”的吸取，显然是胡风所曾采取的“送别方式”，在这里，我正是想通过对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揭示来完成自己的“送别”。行文至此，我忽然惊觉到自己的“送别”实际上也是远难“完成”的。它固然不是一种“矫情”的“自欺”与“做秀”，但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虚妄”， 因为我无疑又一次面临了“送别”者的尴尬。如果说，我们揭示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对其牢狱及晚年写作的“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话，那么，我们的尴尬和困难便在于这些文本的严重“匮乏”。就胡风的牢狱写作而言，我们一方面无法获得他在牢狱中所写的大量“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等非文学性文本，另一方面，他在狱中所“默吟”的数千首3牢狱诗歌大部分也都消泯于他的记忆之中了。据胡风回忆，他的牢狱诗歌“明确举得出的有：一、《求真歌》――古风长短句十四章，二、《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来首。……”4即使是上述“明确举得出”的牢狱诗歌，我们也都难得其详，它们要么因为胡风在去世之前未及抄出，要么是由于其它原因难得“面世”，反正目前出版的《胡风诗全编》所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胡风的晚年写作，梅志说他从1979年初恢复自由“一直到1985年逝世时止，他共创作及修改旧作四十余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写呈给党中央的）”，5这里，自然没有包括其晚年的书信和日记，对于后者及“其中一部分”的阅读，我们显然要有待来日。
“文本”的“匮乏”自然局限了我们探究的深入与全面，从而也注定了我们“送别”的无法“完成”和难以“彻底”。实际上，我们的尴尬还远不止此。在胡风的悲剧生涯中，牢狱生活中的“囚犯”以及在牢狱后期形成并且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的“恐怖症患者”，是其两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因此，当年的“案件卷宗”以及“病历材料”也许更能从一些侧面揭示他的文化心态，而完成这些工作，显然也是我们所难以胜任的。在以上一些意义上，胡风研究，确实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话题”，6就目前而言，它还是个无法结束的话题。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是“幸运”的，胡风毕竟又有其牢狱写作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狱中诗章”4000余行得以公开出版，其“默吟”方式以及贯穿24年牢狱生涯的巨大时空跨度、基本一致的艺术风格和心态显示与被迫的“交代”、“汇报”和“表态”相比，无疑更加真实地代表了胡风牢狱时期的思想情感，正如胡风在其晚年最为重要的文章《<胡风评论集>后记》中所指出的：“我在追求过程中的艰难的内心经验，是贯注在诗的形式里面的。……在与世隔绝的二十多年中间，由于环境的限制，创造了传统格律诗的变体，用它记录了在我的感情里反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希望，战斗者们的坚强性格和情操经验。”，7对其牢狱诗歌的散失和被搜缴，胡风认为是“等于失去了我精神中极宝贵的东西”。8他的牢狱诗歌，不仅是其度过囚牢生涯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更是其晚年的一个重要牵挂，这在梅志、绿原、牛汉和杜谷等的回忆性文章以及前述《后记》中，均都有着相当动人的表述。胡风在出狱之后给绿原的一封信中指出：“要说明自己的经过和精神状态，是很不容易的”，9但他紧接着又用了很多文字谈到了自己的狱中诗草。从这样一些情况来看，胡风的牢狱诗作无疑为我们对其牢狱时期文化心态的接近与把握提供了可能，循此，我们显然能够进入牢狱时期胡风的精神世界，这无疑也极为符合胡风本人的“解诗”主张。他在谈到诗歌阅读时，曾经要求我们主要应该把握“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立场的特定诗人，怎样从生活实际形成了他底特有的精神状态。他底精神状态又采取了怎样特有的射击姿势，朝向了怎样的射击方向”，10本文所遵循的，实际上也正是这种“解诗”方法。
牢狱写作：“革命知识分子”胡风的反思与“射击”
对于诗歌创作，胡风曾经发表过相当独特的理论主张，他始终强调诗人的战斗精神，认为“无条件地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够有条件地为艺术上的诗人。”11，“人生战斗底根源，正是艺术创造底根源”12，所以，实际上与“战士”身份两位一体的诗人，应该“走进历史底深处”13，“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14，并且还应该从自己的“受难”与斗争当中汲取诗情，表达其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15正因为诗歌来源于历史中搏斗者的灵魂深处，所以，诗人的呐喊与歌唱实际上是任何外部的强暴都无法压制的，正如胡风所曾指出的：“牢狱囚得住人底身体，牢狱囚不住人底心灵”、16“悲喜动于衷而噤若寒蝉，不发而为声，这就是希特勒及其信徒们也不能够使人真正遵命的”。17似乎是一种宿命，胡风在40年代提出的诗学主张，实际上正是由其20余年的牢狱写作得到了检验与贯彻。就艺术表现方式而言，胡风的牢狱写作也相当突出地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与其独特的文艺思想体系相一致，胡风在强调诗人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战斗精神的“主观性”表现，主张“诗人的心同时也要伸入或拥抱客观的对象”，18“诗人应该通过被生活斗争所形成的自己的情绪感觉去拥抱对象，感觉对象。对象无论是事件、自然、人物，就（都）会以它自己的特征和你相溶合……”。19实际上，胡风的牢狱写作，无论是记事怀人、咏史感物，还是记梦述怀，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个坚强战士的灵魂，虽然，这是一颗充满着痛苦、愧悔、困惑以至恐惧的“受难”者的灵魂。
在胡风的牢狱写作中，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首诗作对于探讨其牢狱心态显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型”意义：
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
在这里，身陷囹圄的胡风表达了异常复杂的思想情感。他不仅抒写自己“奇冤如梦”、“竟在囚房”的冤愤、归鸟惊心的恐惧和“倾家负党”的痛悔及理想失落、“点滴成灰”的痛楚，而且也表现了他仰望“圣旗”却又“朦胧”的复杂心态，同时，他还对作为“告密者”的“昨日之友”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实际上，这也是贯穿胡风牢狱生涯始终的基本的政治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真正的悲剧主角”，20牢狱中的胡风不仅勇敢而顽强地直面自己的“受难”，而且还在这种“受难”中不断地“体味”自己的“苦难”，其牢狱写作突出地显示出一颗在“炼狱”之火中受难者的火辣辣的心灵：“举眼烦冤哭，扪心血泪垂”，“心伤空易地，泪竭枉求全”，他在诗中经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受难者”的哀痛与无告。而在一些感物诗作中，他往往以其“受难者”的心灵“拥抱”对象并且“突入”其中，传达一种异常沉痛的冤愤：“怀君怀老树，默默历风霜；根乞无知土，叶求不语光；火烧皮肤痛，刀砍骨头伤，兵到枝皆怕，官采果更慌。”（《苦情诔·六》）在这里，“老树”和受难者胡风之间显然已经融为一体。其它如“笑声似哭声”、“默默咽酸辛”的“老洒”、“忠唇终喋血”、“默默照沧桑”的“古镜”等等，无不是其受难者形象的自我写照。
牢狱之中的胡风所念想的，并非仅仅是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以及内心痛苦，他在书写自己“受难”的同时，更多的是为其给家人、朋友所带来的“牵连”感到痛悔，如他的《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回首年前受谪时，离愁渗血血凝丝，如闻进出门前路，屡梦晨昏屋上旗；旧柜静封悲乐画，浮尘浅葬爱憎诗；剧怜稚子思亲泪，背向人前湿敞衣”和“无情刀割久分时，恋子心如指绞丝；认得天人拼短句，学分敌我画红旗；惯同阿姐争鲜果，戏伴狸猫读小诗；累汝孤零依老祖，可怜白发补童衣”诗里所表现的因思亲恋子而心如刀绞的痛苦和对“白发补童衣”的“老祖”（指胡风的岳母）的愧悔不仅催人泪下，令人同声一哭，而且极为有力地控诉了“冤案”对于胡风家庭的摧残。在另一个方面，以胡风为“主角”的“集团案”由于“连坐”了数十位与其较为亲密的朋友以及无数个无辜者，所以，他在诗作中还经常为此深深地忏悔。“赢得交情皆铸错”，胡风的忏悔的态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21
“痛苦”和“愧悔”虽然在胡风的牢狱诗作中有着强烈表达，但其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反思自己的“战斗”历程，22探讨其悲剧形成的基本原因，但正是这种更为重要的反思心态，暴露了作为“革命知识分子”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根本性缺陷。
应该说，胡风对其冤案的反思是十分自觉和全面的，他的反思涉及了个性、历史和人事等各个方面，就这些具体方面而言，其反思无疑是非常准确的。胡风的很多诗作都是从个性视角反思其罹祸因由的，如他为《记韵事》加的注释认为：“我的错误是，我陶醉在本业（文学）特点（个体劳动）里面，以至违背了具体领导上的期待”，在其它注释中，不断强调他对一些情况的“关心和‘远虑’，都成了一种‘多事’”，其“很难克服”的“职业造成的癖性”、“任性”和“急性病”“终于在客观上造成了‘反党’的、严重的、一时无法消除的误会和影响”。他还屡次运用“闯祸”二字来表述自己的致祸。在《记蠢事》的题词中，他甚至“用一个‘蠢’字来说明我的‘无知’和‘不语’”，因此，他对自己“因蠢而错的言行”无比“悔恨”。现在看来，胡风在当时的自我反思所检讨的性格上的“缺点”正是其光辉人格的重要方面，他的“多事”和“远虑”正是源自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任性”和“不悟”，正是意味了他的正直坦诚及率真而毫无世故。其实，胡风本人对这些性格“缺点”及与其相反的另一方面并非没有自觉，因为他一方面在检讨自己的“任性”和“闯祸”，另一方面却在《吊贾宝玉》中对敢于闯祸的宝玉盛赞不已，更是在其几乎全部的牢狱诗作中歌颂“真诚”、抨击“虑伪”，并对前者所喻示的人格境界无比企慕。至于其所检讨的“陶醉在本业（文学）特点（个体劳动）里面”及“职业造成的癖性”却是极为深刻的，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的见解，也许更能帮助我们体会胡风的深长意味。
个性之外，胡风更多的是将其罹祸根源归因于人事方面的原因。“左联”内部特别是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胡风、冯雪峰、周扬、丁玲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胡风冤案形成过程中的卖友求荣、告密构陷以至于借刀杀人等人事方面的因素也是尽人皆知的，从胡风的牢狱诗作来看，他无疑将这些因素看作自己罹祸的主要原因并以大量的诗句表达了对“求荣先害友”的鄙视、愤慨和嘲讽，在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了“发怒冲冠缨”、“能死不能摧”的战士胡风的“射击者”的身影。
胡风的“射击”所朝向的，主要是握有实权的“文官”及其宰制下的“文场”，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胡风对现实政治之中特别是文学界的不义与无耻所作的批判，这和他的“30万言书”所提出的意见无疑有着基本一致的思想取向。自然，胡风的“射击”即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的感怀来进行的，这些咏史和忆往之作从题材上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现实性”，但是，就其情感寄托及思想取向和选材标准来看，“现实性”和“战斗性”却是颇为明显的。胡风的《狱中诗草》之二“怀春曲”有一首题为《重音篇》的10章五言诗，主要是对中国数千年的“一部刀兵史”的沉痛思考，其第6章云：“一部刀兵史，求真志敢捐？说经前墨翟，释器后船山。鲁迅翻尼采，胡风读厨川。心诚怜眼近，摸索几千年！”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刀光剑影之中不畏捐躯的知识者对于真理的艰难“摸索”，而且显然，胡风是自觉地将自己置放于“历史”之中进行反思的。在《重音篇》的第8章中，我们又发现了历史的暴戾与无耻，也感受到了胡风的沉痛寄托：“一部刀兵史，民情似火煎。无权皆可杀，有力不能闲。……地黑真官吏，天昏假圣贤。圣贤名压榨，官吏实凶残。吁地山河惨，呼天日月寒！一生除九死，苦痛几千年！！”
如果说，我们在此只能依稀发现“现实”的“历史幻象”的话，那么，在胡风的一系列怀念其充满“被困”与“突围”的战斗生涯的诗作中，“现实”的面目已经是昭然若揭，“文官”的嘴脸也遭到了有力的刻画和无情的讽刺。“耻举木枪充武士，愧抓泥印扮文官”，“怒骂乌鸦啼屋上，欣逢白马饮江干”，他在这里借对30年代投机文人（文官）的不屑与怒骂表示了自己对后者的鄙视，而“不义方能称义士，无文更会做文官”、“人为奴隶狗为官”、“无能思想做文官”、“下石文风‘正’、帮刀党性‘纯’”等诗句在表达其对“文官”的厌恶的同时，无疑也对这些“文官”的“入仕”方式实际上也即政治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了质疑。“文场如黑市，丢人又骗人。强拳玩狗盗，毒舌搞蝇营。”（《昙花诔·七》）“狗求人散伙，蝇愿菌成群。散伙人该败，成群菌便赢。”（《昙花诔·七》）胡风的诗作不仅有力地揭露了“文官”的无耻，同时更对充斥此类以及被此类所控制的“文场”表示了愤慨。
“狱室几间关闯将，文场一片树降旗。”（《怀春室杂诗·一九五六年冬某日》）“蝇”的集结和“狗”与“强拳”的合谋及对后者的借助终于导致了“胡风集团”的“散伙”与溃败，面对这一悲剧，虽然“酷吏开怀乐”，而胡风却是“埋头磨凛烈，斜眼看纷纭”并以“难饶恶敌人”的勇猛与刚烈对无耻的丑类进行了“射击”与讽刺：“传情求大笔，可叹丑文场。跳蚤装狮子，飞蚊扮风凰。苍蝇开画会，白蠹守书房。作画蝇生色，藏书蠹吃香。”（《除虫菊赞·二》）。《除虫菊赞》是胡风咏诵其老友、曾任周来秘书的吴奚如的一组11首五言诗，在这组诗中，胡风以集中的火力进行了自己的“射击”，除上引其中的第二首对“文场”以及混迹其中“文官”的鞭挞之外，还对后者的“虚假”、“平庸”、“虚无”、“荒唐”、“空虚”与“逢迎”等作了漫画式的有力嘲讽：“屠场谈画意，赌桌讲文心”、“过关抄社论，报帐置官书。吃菜能务实，喝汤会务虚”、“拍马他皆帝，吹牛我即王。牙膏都拌醋，脚水也加糖”、“未读先称快，将谈已赞成”……这些类似打油的诗句无疑活画出“文官”们的灵魂与嘴脸。
在对胡风及其冤案的研究与反思之中，胡风的文化性格一直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共和国的历史之中以及当前，胡风的文化性格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而其牢狱诗作所表现的人格理想及人格要求正是胡风的人格写照，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人格理想激励着胡风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与“射击”。在胡风理想的人格结构中，对于理想、真理、信念和友谊的“忠诚”是一个重要的人格因素。现实政治斗争的翻云覆雨和“城头变幻大王旗”无疑会产生为数不少的变节者，但是胡风所企慕的，却是“耻作趋炎”、“捧心还捧胆，知死不知降”的人格操守以及“蚯蚓含泥走”和“青皮” 似的韧性战斗精神。在残酷的斗争之中，自然会有杀戮与牺牲，胡风对此自然也是极为清醒的。他曾说过：“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但是即使面对死亡，忠诚的战士也绝不知降，而且即使为理想而献身，其亡灵也绝对不罢休，他也要“厉鬼笑封侯”。就其实际的人格选择来看，无疑是极为完美地实现了他的人格理想，而其为了这种人格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胡风的人格理想和人格选择不仅彰显出其所鄙视的卖友求荣、趋炎附势的“文官”、“变节者”和残暴的“加害者”的渺小，更使整整一个时代丧失了必要的道德基础。一个不义而无耻的社会从来就是依靠对真理的封杀与对正直的迫害加以确立的。
我们从胡风牢狱诗作所透显出的政治文化心态可以发现，他更多的是从道德人格的层面来反思其悲剧根源的，就历史实际而言，这样一种反思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击中了历史的要害，共和国历史由1949年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逐渐陷入“文革”时期的“癫狂”，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确实难辞其咎。但是，对“胡风集团案”这样一个20世纪中国尤其是共和国以来尤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单纯进行道德主义的思考显然又是远为不够的，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事件核心人物的胡风的思考，无疑却仅止于此。正如康德为理性留有边界一样，胡风也为自己的反思和“射击”留下了一个极为明显的边界，这也是作为“革命知识分子”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一个根本性局限。
在胡风的牢狱诗作中存在着一个经常出现的“浮云遮日”的重要意象，如《狱中诗草》之三《怀春室感怀》中的《记往事（三）》：“忠奸面目皆多样，对、错言行各一端；不义方能称义士，无文更会做文官；抒情气正亲心悦，据理声高敌胆寒；莫怕浮云遮日月，可挥敝帚扫栏干。”这首副题为“密云期小景”的七律虽然由作者在1983年新加注释对“浮云”意象作了说明，指出了它所喻指的是当时的“反动局势”，但是，联系到《怀春室感怀》中的全部24首诗作以及作者在牢狱时期和八十年代之初的特殊处境及特殊心境，“浮云”一词自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指向，更何况，密云期的胡风所面临的斗争实际上也非忠、奸之争呢？，而且，即使当时胡风所受的误会使其发出忠、奸之辩，那么，彼时之所忠与此时之所忠实际上也是一致的，亦即，当时之日月其实也就此时之日月，彼时之“浮云”，自然也就是此日之“浮云”了，实际上，胡风《怀春室感怀》中的全部诗作及注释皆可以此来破解。如果我们再联系胡风的“真光为啥昏？光怕雾云深”、“人间消宿雾、地上出朝阳”、和“日高无黑雾，路远有红标”等诗句，那么，“日、月”之所指，“云雾”之所喻，应该是昭然若揭的。实际上，胡风的“莫怕浮云遮日月”以及“人间消宿雾，地上出朝阳”这样的信念与其对党与领袖的信念无疑是相当一致的。胡风的牢狱诗作有数处表现了他的这种信念。他相信党和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如“信心怀组织，实际不应差。……潮落升沉石，雾消出彩霞”、“信心怀党性，结论不容偏。”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在诗中不断地表白自己对党的无比忠诚（“忠党要忠心”）。如果说，胡风的牢狱诗作所表露出的浮云遮日、忠信见疑，圣上英明、小人作乱的心态还过于婉曲甚至略显牵强的话，那么，梅志的记述及胡风本人的自白却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呈露。胡风曾经自陈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很深”，23即使是身陷囹圄，他“对党都没有失去过信心”，24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25对于自己的冤狱他虽然表示不服，但却“绝对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想解释什么，也认为用不着解释什么” ，26“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解……” 。271980年，当胡风回首往事，仍然说“在这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党的信念”。28蒙冤的胡风不仅自己靠着对党的信心坚强地忍受着磨难，而且对家人（梅志、孩子）还不断地以这样的信念鼓励他们，屡次告诫“伴囚”的梅志“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坚强，对自己、对我、对党，千万不能失去信心”，29在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梅志的记述中，胡风关于这样种“信心”的自白几达数十处之多，而这些记述及自白实际上正是其牢狱诗作信心表达极为有力的参证。至此，我们已经发现，胡风显然是将其之所信置放于其反思及“射击”的边界之外的。对于这样一种心态，胡风是这样解释的：“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30就胡风而言，他的坚定的理想主义品格，他的对党数十年几近痴愚的苦苦追随，自然是其沉冤之中亦不失其志的重要原因，我们从其早期诗作中亦极易发现这种精神联系，但是我认为，胡风的信念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根源于他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胡风不仅在实际上具有“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且在内心深处对此也有固执的自我认同。他一直视自己20多年的牢狱是在“坐自己的牢”，在反思自己冤狱的时候，从不承认自己“反党”和“反革命”的“罪行”，认为自己的蒙冤除了个性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是“文官”和“文侩”们的“小人作乱”，因此，他将自己的甘愿服刑解释为“心安理不得”，即在“感情”和“信念”方面，他愿意服刑，而在“道理”（即“证据”、“材料”）上，他是坚决不服的。与此紧相联系而且更具悲剧意味的是，胡风在内心里一直认为他和最高领袖有着根本的一致，其和后者之间是“定见同归海”，只不过是“志合失途殊”而已。在身份政治学的意义上，身份认同的本质便是个体在不同的身份系统之中寻求个体意义以安身立命的一种努力，虽然每一个个体均是一个复杂的身份集合体，他可以分别在民族、政党、文化以及社会阶层的不同身份系统之中来进行认同从而建立其自身的身份结构。比如狱中的胡风，其实他既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亦是一个“汉人”、一个“囚犯”，更应是一个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身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这样一种雅各宾党人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特殊的政治处境（牢狱），使得胡风对其政治身份的认同变得尤为紧迫。他不仅要在自身的身份结构之中突显出自己的政治身份，而且要努力将其置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威权之中。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后者将其坚决地视为“反党”和“反革命”分子，而另一方面，胡风却拒绝不“服罪”。对于前者而言，将胡风逐出“革命者”的身份系统除了极其复杂的人事因素之外，31在很大程度上，还导因于其建立思想文化威权的根本需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其实已有相当准确的说明。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中，毛泽东指出：胡风“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32在毛泽东这里，胡风并没有被视为他的“同路人”。因此，胡风一案，不过是其运用“暴力”的方式对胡风的“革命者”身份加以剥夺，政治暴力变成了解决思想文化差异极为便当的手段。而在胡风这里，他的“革命者”身份无疑有着相当的历史基础（起码他自己是如此认为的），33一旦出现与“革命者”相反的身份认同（即“反革命”），那他所背叛的，就不光是党和党的领袖，而且还有其自己的奋斗与追求，这在理想主义者胡风，显然是不会出现而且也是无法容忍的。实际上，胡风对“革命者”身份的认同以及伴之而生的“革命者”信念还导因于其所未能自觉的原因，这更是他在狱中研究《红楼梦》时所发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厉害”。34
指出胡风政治文化心态之中反思与“射击”的边界及其政治身份的自我认同所发生的严重危机和面临的深刻矛盾，显然是近乎“亵渎”的发现，对于胡风而言，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公”，而对笔者，实际上也是于心不忍。但正如笔者在本文的开首所指出的，我们对过去时代的告别注定是沉重的，指出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历史性限制更使这种告别以及胡风命运的悲剧性具有了不堪的意味，但在我看来，唯其有了这种沉重与不堪，才使我们的告别不致虚妄。因为胡风政治文化心态的历史性限制并非为其所独有，相反，这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普遍性的精神症候，我们深知这种症候的历史性特点，所以我们才能尊重和理解，也才能更为全面地领会其丰富复杂的悲剧意味，从而，也会使我们的告别更为彻底。因为我们还深信，历史的合法性并不能够被简单地移用以证明现实的正当，无论是精神，还是权力。
晚年心态：恐惧在继续……
我们在主要通过胡风的牢狱诗作探讨其政治文化心态的时候，未及详述狱中胡风的另一个精神特征，即他的“精神恐惧”。实际上，对于狱中胡风而言，“恐惧”是无处不在的。“心惊迎破晓，肉跳待临宵”和“囚首忽惊身在锁”，是其“恐惧”心态的真实写照。“世途多险恶，人面半炎凉”。他所看到的，是“似锤还似斧”般的“锱铢逼命刀”。他咏树，是“眼惊人眼白”、“忧遭折干风”；他思恋亲情，同样感到“恐惧”的无处不在。胡风在其《怀春曲——亲情赞》中追忆与梅志共同的生活道路并对后者的“良”、“慈”、“柔”、“诚”、“强”、“仁”等美好品格进行了赞美，而他的赞美，又是通过对“猫”、“燕”、“袋鼠”等动物的咏物方式来进行的，其中的第6首是这样写道：“袋鼠防凶手，怀君母性慈；兽贪皆可怕，林茂总堪疑；母腹能拖重，儿身得避危；病、忙皆不散，风雨也无离。”胡风在这里所表达的，无疑是一种怵目惊心的疑惧与惊恐。
政治威权对于胡风的长期迫害与精神折磨，导致了胡风在牢狱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恐怖症”，这种充满疑惧的“精神疾病”实际上一直延续至胡风的晚年，这在梅志的《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及绿原、牛汉、孙钿、何满子等人关于胡风的回忆文章中有着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无比痛心的描写。结合胡风的晚年写作以及有关人士的记述，我们发现，晚年胡风的政治文化心态其实呈现着“常态”与“病态”的两种状况。“常态”之中，胡风一如既往地表示自己的“相信党、相信群众”，无论对家人，还是对知己，他都不愿谈及自己的牢狱之灾，“显得非常沉静”，而且即使触及，他也用“近三十年来，我的遭遇比较杂乱些”， “在这以前是特殊待遇，不必说了”这样的话语“搪塞”与“敷衍”。他所念念不忘的，便是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做点什么事情”，因此，他才在晚年写出了数十万字的回忆文字。但是，正如孙钿所追问的：“果真如此吗？”、“胡风果真是蠢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常态”中的“崇信”与“平静”只是胡风晚年心态的一个方面，而在我看来，与此相对的“病态”也许更能反映其晚年最为深隐、也最为真实的政治文化心态。患有“恐惧症”的胡风最为突出的“症状”，便是严重的幻听与幻视。他经常怀疑其亲人以及朋友是被派来的“奸细”。“病”中的胡风“会不自觉的两只手绕来绕去，模仿着他在监狱里搓毛线的动作。他会突然看见病床底下有一副镣铐，由于幻听，他耳朵里老是有个人儿在说话，告诉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一次，他拉住梅志说：‘快逃，有人要来抓我们了！’一边打开窗户就要往楼下跳”。35很显然，我们毋宁将胡风的“病症”称之为“政治恐怖症”，因为“政治恐怖”无疑是其“精神病”最为突出甚至唯一的“精神恐惧”。
实际上，晚年胡风的“常态”与“病态”之间并非是断然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的，在出狱后，胡风最为重要的诗歌活动便是对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的“解读”与“修改”。我们发现，被胡风称之为“在一个读者的感情上引起的说得出的所感”36的“修改”，主要是专制主义的“暴力”及其对“战士”的摧残：
原诗：
1． 他们的脚踩到
一个女儿、
一个母亲、
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心上。
胡风的修改：
他们的脚
踩在一个女儿、
踩在一个母亲、
踩在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身上、心上。
原诗：
2． 真理的嘴却被封上！
胡风的修改：
真理的嘴却被暴力狠毒地封上！
原诗：
3． 这样小小的年纪，
心灵上就刻下了
胡风的修改：
娇嫩的心灵就被毒刀划下了
原诗：
4． 抽在我的心上。
胡风的修改：
抽在我的身上、心上，
比较一下雷氏的原诗以及胡风的“修改”，后者显然对“暴力”进行了突出的强调。循此，我们自然发现了晚年胡风思想感情深处对于“暴力”的仇恨与恐惧，也发现了其“常态”与“病态”之间的共同特征与深刻联系。这样一种联系还经常出现于晚年胡风的其它文字之中。晚年胡风极少对文艺现状发表意见，《胡风晚年作品选·代序》也许是目前仅见的两篇之一，但就是在这篇一千余字的短文中，他便以一定的篇幅提醒文艺界要“好好对待”文学界的“丰富性”，防止和“摒弃‘棍子’、‘帽子’、‘辫子’”，这里表露的忧虑自然谈不上严重，但其和他对雷诗的修改一起，无疑沟通了“常态”与“病态”之间的精神脉络。
对于专制暴力的“政治恐惧”实际上并非为胡风所独有，相反，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典型的“精神症候”。作为“胡风集团”重要成员的路翎如此，而在“文革”之中身陷囹圄的陈明远也是如此，即使是比他们远为年轻的“朦胧诗”人，一样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恐惧。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这种恐惧甚至在共和国建立之初便已出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深处。无论是其时茅盾、巴金、曹禺、张天翼等人的自我痛责，何其芳交织着“惊恐”的“甜蜜”，还是后来公刘们对于旭日光彩的“难以捉摸”以及梁南们拥抱马蹄的狂吻，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精神症候”不同程度的表现。知识者的“政治恐惧”，显然是跨越时空、绵亘久远的，只不过在胡风这里，这种“病症”表现得最为强烈或严重而已。37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精神疾病在本质上并非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和文化的建构，它同时还是“权力”得以建立的结果。具体在胡风身上，他的“精神疾病”无疑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其对专制暴力的恐惧是否“病态”，历史终将给出明确的答案。
牢狱写作：文学史意义的简单评估
在20多年的牢狱生涯中，胡风“默吟”了几万行的旧体诗词，即以其后来所能回想并抄录并发表出来的，便有四千多行，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它不仅对研究胡风本人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现实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心态学”的和“政治文化学”的意义，而且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建国后30年的文学史上，也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
胡风的牢狱诗作与其入狱前的诗歌相比，不仅数量要多，而且所传达的感情浓度及对时代的反映也更为深广，它与前期的自由体诗歌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的“史诗”，38其所反映的时空跨度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建国以前步入诗坛的诗人在建国以后的30年中，要么被迫沉默，要么在精神上发生变异，进行浪漫而虚假的歌唱，只有极少数的诗人仍然坚持秉持良知的写作，而且数量及思想情感的深广表现均都不及胡风。在这个意义上，胡风的牢狱诗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甚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便得到了鲜明的突显。另一方面，由于胡风的牢狱诗作无疑属于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它便与同一时期（1956－1976）甚嚣尘上并且取得主流地位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及充满“瞒”和“骗”的粉饰现实的虚假现实主义诗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它也使后者顿失光彩。
建国后30年文学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即旧体诗的盛兴不衰。现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一般都极为重视其中革命领袖及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旧体诗写作，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符合文学史实际，但这显然又是极为片面的，因为另外两种重要的旧体诗写作现象即“文化大革命”之中知识青年及在建国以后备受压抑的老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写作显然未受关注，从最近几年文学史料的重新发掘、整理和出版的情况来看，后者的旧体诗写作无论是思想情感的真挚与深刻、历史内涵的丰厚，还是艺术水准的高超及艺术创新方面的贡献（如胡风所创的连对诗体）都不比前者逊色，39就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持而言，甚至是前者所远为不及的，对于这些诗歌写作的重视与研究，不仅会改变中国当代诗歌史特别是其所包含的诗词史的基本格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当代史（1949－1976）的基本面貌，我想，毋宁将本文的写作视为这种努力的初步尝试，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极为沉重的“告别”才会是一种新的“开始”。
1 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黄河》1998年第2期。
2 《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卷第4页。
3 梅志、绿原、牛汉等人的回忆文字均曾记述胡风对其狱中诗作数量的估算。
4 《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卷第212－213页。
5 梅志：《胡风晚年作品选·前言》，漓江出版社1987年1月版。
6 樊骏：《胡风——尚未结束的话题》，《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7 《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628－629页。
8 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9 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10《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81页。
11《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82页。
12《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394页。
13《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438页。
14《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438页。
15 转引自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6页。
16《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卷，第302页。
17《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74页。
18《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卷，第164页。
19《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9卷，第115页。
20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84页。
21 胡风：《胡风晚年作品选·代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1月版。
22 胡风认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战斗”，因此其“反思”的“战斗”，不仅是“历史”的，也包括其更重要的“现实战斗”。
23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31页。
24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5页。
25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5页。
26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5页。
27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86页。
28 胡风：《胡风晚年作品选·代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1月版。
29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6页。
30 梅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10页。
31 对于这一点，胡风是相当清醒的，除了我们前述其狱中诗作对“文官”的痛恨外，他对“伟大领袖”之所以打倒他的原因也曾有自己的思考：“他老先生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见《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32 毛的“他们／我们”思路其实在建国之初便有明确表现，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短短的即兴讲话中，竟用了数个“你们”与“我们”以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
33 就胡风的生平经历来看，确实如此。
34《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卷，第317页。
35 此处绿原、牛汉、孙钿、何满子等人的记述，参《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36 胡风：《读诗随感》，同注5，《胡风晚年作品选》。新版《胡风全集》略去胡风“拟诗”，不知何故。
37 胡风所患的“恐怖症”在医学上被称为“心因性精神病”，王元化在50年代和“文革”期间的被隔离审查也导致其患有此病，参王元化：《编余丛谈二篇》，《文学评论丛刊》第１卷第1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亦可参笔者：《胡风们的“精神病”》，载《方法》1998年第11期。
38 对于这种“史诗性”，牛汉与绿原有着独到的阐述，参《胡风诗全编·编余对谈录》。
39 另如陈寅恪、聂绀弩等的旧体诗。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