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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房子 | 喻言口语诗歌写作的开创性和先锋意义

2022-04-11 08:52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何房子 阅读

“我始终站在世界的对面”
喻言口语诗歌写作的开创性和先锋意义

何房子

喻言

喻言,1967年生于重庆,1988年毕业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开始诗歌写作,90年代初封笔,近年恢复写作。在《中国作家》《钟山》《作家》《星星诗刊》《诗刊》等文学刊物发表诗作数百首,入选国内外数十种诗歌选本。著有个人诗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个正午,阳光盛大,重庆两路口一带游走着很多天南地北口音的外地人,他们是菜园坝火车站到两路口的皇冠电梯运送上来的城市过客。我是其中一个。几个小时之后,这部当年不可一世的暴露在风雨中的电梯,将把我从两路口送到火车站,告别我读了四年大学的重庆。

但在此之前,我和先于我毕业一年的媒体工作者、前大学生诗人喻言准确地钻进了一家苍蝇馆,说了一些意气风发又十分颓废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重庆的大学生诗歌到了作鸟兽散的时候了。那个正午的阳光因此有了驱散诗歌人群的意味。不只重庆,不只大学生诗歌,很快,中国市场经济的洪流就要来了,诗人们纷纷转身,前媒体工作者、前大学生诗人喻言携带着他孤独的诗歌之心闯进了激动人心的房地产市场。

说来难以置信,大学生时代,喻言的诗歌写作与上个世纪80年代四川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基本没有交集,即使与同一时期的口语写作的大学生诗派也没有互动,甚至没有参加过西南师范大学的任何文学社团。“那时从校到系甚至年级都成立了各类文学社团,而我内心里羞于与人谈论文学。我更热衷于组织团购泡妞赊账吃喝”喻言说。就诗歌而言,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口语诗歌写作的诗歌游侠。游侠重情义、好交游,这些古老的品质以吃喝玩乐的方式体现在少年喻言的身上,在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吃喝玩乐几乎是一种奢侈的美,它小心地呵护着脆弱的诗歌的干净和纯度,当然,还有更加脆弱的反对。

“反对”在喻言的身上具有某种天然性,不只是青春的过急反应,而是一种人生姿态,一种诗学思维。正如游侠的刺客情怀一样,反对者不会抒情,不会回忆,出发即意味着一路向前,对事物充满道义的担当、批判的锋茫。喻言这份不为潮流所动、不环顾四周的坚定的诗歌品质在今天的诗坛显得尤其珍贵,散发出独特的先锋气息。

“我不确定我有没出有青春写作,但,我确定我在青春期开始写作。1985年,我开始诗歌写作的时候,甚至没读到过北岛。我很难给自己找到文学的承袭谱系,我就是一个野生的写作者,猛然间从墙角蹦出来,把自己吓一跳,四顾间居然没有找到类似的文本。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怀疑自己所写的分行文字是否可以算作他们所谓的诗歌。好在那时的前辈和同辈都非常包容,暂时把我算作他们的同行,让我欣然间又夹杂惶恐。”(1)喻言多年后的自我表白清晰地道出了自己的诗歌身世,他并没有一个诗歌“父亲”。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先锋诗人都有一个西方诗歌的精神“父亲”,法国的象征主义、俄罗斯的白银时代、美国的跨掉一代等诗歌在中国80年代的诗歌中都能寻到强烈的回声。但喻言显然是个例外,他的诗歌图谱是自我生成的,混杂了野生之美和欣然之惶恐,野生的写作自是写作合法性的先天规则,欣然之惶恐则恰当地表达了诗人后天滋养的对诗歌的敬畏之心。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有言:“美和惶恐将我培育成人。”(2)

成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身体的各种分泌物,如唾液、尿、汗斑、鼻涕、皮脂脓液、精液、月经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液体与一个人的精神史密切相关。喻言,这个因皮脂分泌过多的粉刺青年身体的青春症侯太过明显,也许与此有关,喻言大学时代就摒弃了简单抒情的诗歌路数,如果说这是青春写作的通常的话。无论如何,写作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和身体相关却又抽身而去,柏桦说:“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因此可以说,所有的诗都是身体写作。”(3)当从身体里溢出的粉刺需要外部世界补偿和平衡的时候,诗歌就是一剂玄妙的药膏。大多数青春期写作把情感的幻影当作了诗歌的药膏,但喻言青春期的情感问题已交给了吃喝玩乐去解决,诗歌于他需要解决更现实的问题,不断生长的粉刺和愤怒需要消炎、慰籍,社会化的宏大叙事和个人的散漫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调解、释放。生活之诗,口语之诗适时地从喻言的身体里生长出来了,词语的愤怒、妥协和自由,由此铺开了一条比青春更为持久的诗歌道路。

他写于1988年的《鸟》

天空中飞翔的鸟儿
我在陆地上行走
同你一样自由
还可以用弹弓打你

诗歌只有四行,在无数写鸟的诗中别开生面。天空和大地,我和鸟,飞行与行走,在这三组无比复杂的关系中,诗人通过抽象的“自由”的介入让具象具有了诗歌的意义,更重要的,我比鸟还自由的一点,“还可以用弹弓打你”。这可能只是青春不安份的自由,是冒犯,但谁能说这自由、这冒犯不珍贵呢?

写于1989年的《牙齿》,”许多时候我都饱含热泪/咬紧牙齿/那些忠诚的战士/守卫在口中/使我满腔的愤怒从不轻易流露”。咬牙切齿的青春之硬和热泪之软因为诗歌的催化剂而发生化学反应,愤怒的形象在纸上流转,而不再是现实中的怒目金钢,它有无穷多的侧面,供诗人去发现,去创造。在海涅的诗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中,我们看到过一种“咬牙切齿”的形象,“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这种用力凶猛的诗歌自然不是喻言的”愤怒“。他从不轻易流露的愤怒,是在“咬紧牙齿”之后,让语词开口说话,在“愤怒”的人生底片上散开的斑驳光点。

其实,在愤怒、冒犯和自由中穿行的喻言是一个达观和快乐的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和解的?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喻言的一首诗透露了其间的信息。《我始终站在世界的对面》:

青年时我已习惯冷眼旁观
我站在一边
站在事物的外面
看见你们所看不见的一切
我所遭受的挫伤
仅仅源于把不屑摆在脸上
如今,我早学会庸常
一脸谦虚的微笑
满嘴敦厚地胡说
活得像所有的行尸走肉
只有自己知道,我的内心
始终插着一把刀

诗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最要紧的是诗人的位置问题。诗人的位置决定了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态度,有世界之内的诗人,有世界之外的诗人,喻言作为诗人,给自己有清晰的定位,既不在世界之内,也不在世界之外,而是“站在世界的对面”。这一定位把喻言和诸多善于取悦的诗人区别开来,同时也区别了作为诗人的喻言和作为开发商的喻言。站在世界的对面,诗人更容易“看见你们所看不见的一切”,诗人更容易以旁观的身份冷静客观地进入世间的万事万物,此时“只有自己知道,我的内心/始终插着一把刀”。这是一把解剖刀,一把语言的解剖刀。喻言带着这把刀肢解人事、人情和风物,带给读者顿悟般的阅读感受。无疑,其独立的诗歌姿态,深切的现实关怀以及犀利的解构精神构成了喻言诗歌独特的先锋意义。

喻言诗集《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

喻言诗集《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

一,独立的诗歌姿态,让口语言说成为可能

口语诗的写作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1920年印行的胡适的《偿试集》开白话新诗先河,却也背上了“断裂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骂名,其音百年不绝。前些年,口语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更是闹得沸沸扬扬,而最近的贾浅浅的“尿体”口语诗更是把口语推上了诗歌的风口浪尖。对口语的误解成为百年新诗史上不断更新的诗歌事件,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口语强大的生命力。口语对应的是书面语,却也先于书面语,书面语的话语霸权无法阻止平民的口语呼吸,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语诗是源头之诗,平民之诗,是冒犯之诗。博尔赫斯说:“诗总是让人想起它在成为书面艺术之前曾是口头的艺术,让人想起诗曾经是歌。”(4)苏轼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5)

诚然,口语皆可入诗,但口语本身并非诗。口语依赖诗人的匠心,只有诗人的匠心运思,才能把口语变成诗语。这是口语诗和口水的分野。一首口语诗的成败在于口语形成的气流能不能摇动词语的树叶,甚或有树叶哗哗落下的响动或惊喜。

而一个口语诗人要获得这样的能力,他必须首先确立自身的差异性,即在差异性中保持独立的诗歌姿态。严羽说,“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6)特别的才能,特别的材料,于诗人而言,正是一种差异性的体现,这种差异性,包括生来的天赋及后来的自觉。对于经历过风云际会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喻言来说,差异性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他的青春落地生根。一方面,他感谢80年代的宏大气场,另一方面,他十分清醒自己独立的诗歌姿态。喻言说:“必须感谢八十年代,我们的写作边界和话语边界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之前所有的高峰最大贡献就是成为被推翻的标的物。而我仅仅是一个孤独的自语者,一如我的整个青春期,叛逆、我行我素、不苟合、天生的质疑和反动。”(7)

一个孤独的自语者形象,可能是卡夫卡笔下觉醒的甲壳虫,可能是郁达夫小说中苦闷的零余者,也可能是鲁迅《野草》里的极具战斗精神的过客。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语境里,他是喻言,一个清晰一旦在世中就“找不到出路”的诗人。

十年后
依然开着车
在城市的环路上绕行
城市太大
大得我至今
未找到出路

他在《远行》中表达了在世界之中的焦虑。这是现实的焦虑,更是诗歌的焦虑。而一旦站在“世界的对面”,会发生什么呢?当然,现实的我永远不可能站在世界对面,永远只可能“在世界”,这恰恰是人的局限所在。而诗歌的我则具有这种特权,诗人不必在世中,诗人可以选择站在世界的对面。这是独立的姿态,也是旁观的姿态。旁观会形成诗歌特殊的锐角,客观和反对。当诗人把自已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世界对面的时候,诗人也同时解除了他和世界之间的主观的、利害的关系,诗歌观照的事物在尽可能客观的呈现,同时在客观中变形,在变形中形成新的意义。加缪说:“反对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8)这个新的意义正是加缪所说的“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

口语诗一直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口水化,当句子如口水流淌的时候,也就是诗歌生病的时候。尽管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认为,以无意义的表达对接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仍然具有诗学策略的意义,但诗学策略不等于诗。很多口水诗不过是对著名口语诗人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误读,这个观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实,在80年代的诗歌语境中,“诗到语言为止”隐藏着极为丰富的诗学内容,一方面,它是对朦胧诗歌呈现出的崇高感以及英雄情结的反对,平民化的口语无疑是最好的手术刀,剖开一个又一个现实场景,让诗歌回到人间。另一方面,它反对的是诗的社会化功能的无限扩大。诗是有限的,诗的限度就是语言,让语言言说是诗的最大功能,而非诗人代替诗歌说话。有意思的是,口水诗之外,还有一类口语诗,口号诗,声调很高,诗人代替诗歌说教。口水诗和口号诗其实是口语诗的敌人。让诗歌回到人间,让诗歌回到诗歌,口语在诗域言说的可能性才是有效的。

在韩东写出口语诗歌经典名篇《大雁塔》多年之后,喻言也写了一首同题《大雁塔》。其间有致敬的味道,但更多地是诗人不走寻常路的独立意识的表达。”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大雁塔》),韩东的《大雁塔》是对“英雄”的消解,风景于人不过如此的日常,“我们爬上去”,“然后再下来”。

喻言的《大雁塔》:

有人告诉我
作为一个诗人到西安
可以不去临潼看兵马俑
可以不去骊山泡温泉
可以不去扶风拜舍利
但应该去大雁塔
有两位诗人去大雁塔
都为它写过诗
我说,不去了
我再写首诗
大雁塔会垮

在通常意义上,因为两个当代诗人(另一个是杨炼)写过大雁塔而不去大雁塔的理由有些不合情理。但当大雁塔已经成为一个诗歌符号,它的能指和所指就会偏离日常景点,而成为诗人喻言对当代诗歌的一次回应:暗含敬意,同时选择自已独立的诗歌风景。诗人的自信体现在“我再写首诗/大雁塔会垮”,自然,再写多少首诗,大雁塔也不会垮的,它只是诗人在相遇“大雁塔”这个诗歌符号的时候所发生的心灵事件。如果说,韩东通过《大雁塔》消解了诗歌中的“英雄”,让风景成为常态,那么喻言通过《大雁塔》消解了韩东的《大雁塔》,因诗人必须独立。

诗人之独是“独钓寒山雪”,“独坐敬亭山”,“独怆然而涕下”。

孤独的自语者喻言也是独立的诗人喻言。而口语是大众的,平民的。把大众化的口语变为诗人之“独语”,让诗境酝酿出具有风骨的在场性和直接性,这是优秀口语诗人必备的本事,正如一口好酒必来自好的酒窖,必来自好的调酒师。诗境就是酒窖,诗人就是调酒师。一首好的口语诗如一口好酒,自带芬芳,这是口语在时间中的言说,诗歌言说的可能性也因此获得独特的精神价值。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思考语言意味着,达到语言的言说,并以这种方式产生作为短暂者的生存所允诺的住所。”(9)语言就是家园,它的呼吸、节奏、一草一木的生长,让诗人明白,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语言庇护了诗人。

二、尖锐深切的现实关怀,切中人性幽微之地

每个诗人都在处理现实。诗人和现实的相遇和常人并无不同,一趟飞行、一场酒局、一次打架、一回恋爱,一班地铁,这多少个“一”其实是复数的一,它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不堪,甚至苦难,也因为不断重复而得以继续,得以强化,以致麻木,正如英国诗人奥登所言:“无论如何也得在一个角落,零乱的某处 /那里狗继续过它们狗的生活,而拷问者的马, /在一棵树上擦着它无辜的臀部。”(10)是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相比于个人和时代的荣耀时刻,我们更多的是在和枯躁的日常事物的交道中打发光阴。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诗人可能比生活更低,低到尘埃里,发现更多的生活尘埃。

不论尘埃飞扬,还是落下,亦或周遭的事物、事件在经历每一个偶然的时间,你看到了什么?“现实”的尘埃如此纷繁、芜杂,每个诗人都在洞见自己的“现实”。同样的“现实”,在一个人眼中的可能是喜悦,在另一个眼中可能是悲伤。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11)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面对“现实”。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发明了“洞穴囚犯”,以此来说明我们是否能认知现实的问题。从小就生活在洞穴中的囚徒,只能面向洞壁,通过洞外的光反射洞壁来认知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时间长了,囚徒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甚至还给影子取了不同的名字,囚徒因此成为影子的命名者。终于,有一个人摆脱了洞穴的束缚踏上了通往洞外的光明之路。当他回头,发现以前所见是影子而非实物,当他走出洞口时,眼睛受阳光刺激,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回到洞内。当他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告诉自己的同伴时,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有些人还以为他疯了,要杀死他。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意在说明他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在柏拉图看来,洞穴内的影子是现实世界,洞穴外的阳光是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是永恒的,而人们所感知到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可常人人只能看到这样的影子,正如洞穴中囚徒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一心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哲学家给诗人的罪状之一就是,诗人只是摹仿者,他得到的只是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在今天并没过时,我们都是生活洞穴里的囚徒,但诗人是摹仿者的时代早已远去,诗人已经成长为那个摆脱洞穴束缚走出洞外看见阳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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