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民刊的定义及相关误解
诗歌民刊：诗歌民办的媒介及资料。即未纳入公费办理、一般不收取受者费用的、通常由个人（或群体）自费印制而不是出版的、定时或不定时的诗歌平面传播物。由各级文联、作协单位主办的内部印刷品应仍属“公刊”。民刊在一定时段、一定区域、一定层面上对诗歌有一定传播交流作用并能体现诗歌的一定状态。将民办诗报刊与民间诗歌的概念等同似已为共识，亦如说到民间连带的对立概念便是知识分子、官方，这些概念其实更像一个多面体的各个层面。区分或评说这些概念一直是难度的，也会陷入或上升到与诗无关的“领域”，为澄清一些相关的子概念如“平民”、“地下”、“草根”等而费时。
实际上就刊物内容而言，在如今时空中公刊与民刊的分歧与距离已不真正明显和显得重要。为诗歌载体与诗歌写作戴上“民间”的帽子，多是沿袭了雅俗之分与庙堂和市井野外之别的思维习惯，事实上它如果是思维习惯则反映了沿袭者的局限。在中国语境里，“民间的”写作方向与诗歌精神事实上是政治倾向，因此“好诗在民间”这个定义并不确切，既是好诗就在可能在的地方。那么外国的好诗又在哪里呢？因此诗歌之“民刊”应为“民办”的诗歌刊物，“民办”的涵盖度更大也更确切，简言之便是费用出自私人个体而非公费。
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传播业的发达和个人精神消费的需求，使自办的诗歌媒介物越发众多，将它们全部打上一个“民间”的烙印其实并不客观也与诗歌相去甚远。也正是为了打烙印而打烙印的意识，使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诗歌民办报刊的正常行为被无辜地推上了另种“神坛”，而当代的诗人们难道还要“在没有神的地方塑造出一个神来”？这是否诗人在市场环境中失语与失态的某种表现呢：诗歌正努力走向人间直抵人性，部分诗人却努力继续地把它架高架空，用的不是诗歌，而是装载诗歌的媒介，花钵的价值可能大过花吗？
如果“民间诗歌报刊”名谓的潜在前提是对文化专制与主流公办诗歌媒介的对抗，也明明显显包含着虚伪成份，其虚伪在于它对于诗歌是勉强的人为附加、它被一些诗人制成文化标签——代价是诗性消失、诗意变质，诗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做作！它只能是承载假花的花钵。广泛些看，强调“民刊”和“民间性”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它的双腿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支撑着作为头部的“启蒙性”——那么，如今公开或公办刊物也具备这三种功用的。如果是讲个体的先锋品质或独立创造精神，民刊似乎也不是其最初和最后的容纳之所，或者这类精神并不非得需要民刊这种传播物才有效。
对民刊的赞扬，也往往与“民间”这顶高帽子有关。而在赞扬它的同时是不是得先想想为什么赞扬？赞扬什么？是什么值得赞扬？如此，民刊的诸多局限就被忽略不计了。其实在很有限的传播力量下，面对泥沙俱下散沙到处的“民刊”，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如“先锋品质、独立精神”、中国诗歌火种或精神力量之类的定语标语那就太天真了，就是革命的幼稚病了。对于诗歌，很大程度上“标语”即等于“空虚”。今天，它需要的是潜心的、清醒的实践，引人注目的应是花而非花钵。
今天，传播媒介是公是民并不是诗歌好与不好的前提，即便真的“好诗在民间”此言成立，如无当年的“两报大展”，如果没有当下网络，如果没有近年来《星星》、《绿风》、《诗刊》、《诗歌月刊》及《上海文学》、《山花》等的介入和一些报纸的介绍，那么除了越发糊涂和矫情的自以为是，一些人言必称的民刊的重要——又如何体现得出呢？这样，“民间”：人民中间、非官方的地方——这个原意加在民刊之前就有意思了。当然戴帽子的只是民刊中的部分，而摆在大多数民刊面前的结果是，如果没有个性，就会昙花一现平常而逝，如果无高强度的精神凝聚力与艺术影响力，就很难谈得上有价值和有力，这里指的当然不是作为借用市场运作方式的宣传套路而产生的影响力。
民刊的盛大与网络的发达，给人们的印象是写作自由度得到改善和提升，反过来又会令人以为这是民刊们的作用，真是这样？我不相信哪一位诗人是先通过诗歌发现了“自由”，或通过诗歌达到了或体会到自由？诗人关于自由的理解及知识获得，必定先在他挨近、运用诗歌之前，对此诗歌起到的作用应是：开启心智，强化并磨炼智慧……是对自由的体会。而诗人关于自由的知识获取，恰好是其他学科的馈赠。这个误解，也时常出现在一些诗人和评论家那里。自由的概念在此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能迎合了可能的旁观与起哄者，而通常结果是旁观者最终都只是旁观的身份。
另须指出的是，诗歌媒体的兴盛并不能保证诗歌的进步。在文学媒介、尤其是纯文学媒介面临困境的现在，诗歌媒介反而逐步兴盛，与其说这是一种特定时段内的文学现象，还不如讲它其实已是一种文化甚至是社会现象（以及个人精神现象），是特定环境中的特殊精神植物的自然分化与滋长（在某种角度则可能归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成效），它更多地受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合力支配，而不是诗歌自身的需要，这是须正确认识到的。
《诗歌月刊》、《绿风》等刊每年会有“民刊专号”，《上海文学》、《山花》也不定期推介民刊和网络诗歌群落，以诗歌质量作为标准——而这正好说明了，公刊这时其实是以具体的审美行动打破了民刊的所谓“风格”、“特色”和“宣言”了。其实，传媒越发达，民刊的地理式的、集团式的、群体式、激情式的诗歌宣言与行动展示更易常见、平常而淹没于在信息时空里，它的危险性结果是“诗性”在浅薄的张扬中无奈地缺失。
二、关于自由及诗性的缺失
民办刊物最常见、最冠冕堂皇也最潜在的媚俗行动，是通过投靠与反投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献身。如所周知，有时一份公开刊物在编辑民刊专号时，其前言对民刊无不盛赞有加，它其实到底在赞什么呢？而民刊为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当然也是公开刊物也必需的要素。就按简明扼要的条款看应该就是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性的标准如何制定呢？如果按此两性标准，肯定绝大多数的诗歌民办载体就成为了日常用品而不是长期或大宗物品。这却是事实。也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可能对当下民刊的活跃保持客观与冷静。
思想性一般解释是“文艺作品或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政治标准是衡量作品思想性的依据”，在实践中一份民刊思想性按理不应如此，按理诗歌文本中思想性的体现也远远要复杂得多，而问题正在这里，由于诗人与民刊办理者的素质原因，他们易把把一个热点当作唯一的火源，在民刊中，这种以为然的沿袭的混淆比比皆是。比如将表层的或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理解视作民刊的唯一内核，这便使诗歌本身与载体取向失谐，艺术性被淡化，这时的诗歌作品也像是另一种类型的精神文明式的民歌颂词，或如“隐态诗歌”那样反其道行之。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诗歌当然是贫血的，敏感、强调并极端于这种倾向，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中也包含着长期的误解：为诗歌这种东西加载了另外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恰好是诗歌不堪重负的。今天的诗歌正自动拒绝了这种来自诗歌之外诗人之外的皮毛般的加负！
在人类共有的信仰中，自由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成文的戒律，其表现既是对自由的信仰又是信仰的自由。而如何了解、理解和实践这两条本身对于绝大多数人就是非常难度的。它也因此歧义丛生。比如，将政治信仰视作诗人与民刊的思想层次高低的标准显然不完全适当，在潜移默化中它渐成了诗歌某种标尺，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民刊中以此作为另种层面上的媚俗工具者比比皆是，这使一部分诗歌及其民办载体沦为做作之物、一种政治意淫工具。
如果把上述思想与艺术性合二为一，诗歌民办媒介的重要性在于：诗性。诗性似是个夹生词。它也只常在评论领域出现。出现即合理。具体的解释是没有答案的。这里它的初层含义可以是：自由与审美之前的平衡与和谐？简言之即是它就是使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东西！诗歌发展到今天，在知识的源源不断的入注，使诗性更显圆润与有力，这几乎也是诗歌得以存在和继续的力量。那么，诗性：这也可以是关于诗歌媒介的检测标准。用一个没有标准的东西作为标准去检验另一个没有标准的东西，难！但标准总是相对的——有的。至少，我们可以通过民刊与公刊的比较、民刊与民刊之间的比较、此时与彼时的比较、空间里的比较；甚至也可与西方进行比较。
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诗歌总的气象就是“混沌”。它体现诗歌对传统的怀疑、回返与审视和对西方的借鉴的混杂过程。这也是一种相互的宽容，却也反映出中国诗歌的危机！今天，诗歌民办刊物中功利意识和政治态度在升降中引人注目，艺术品味却日渐寡淡庸常，分行文字有气无力地焕散于普通的、常见的精神面貌与生命状态里。今天，不是物质挤压了诗性，而是诗人自己为了自我娱乐、为了对本来就不知为何物的“自由”调情而将诗性挤了出去。而诗歌媒介只能盲目地继续起着简单的装载作用。想想，北岛们的《今天》的影响至今，而今天为什么再没有了像《今天》的民刊呢？
原因不少，其中重要者便是因为没有了对自由的完好理解与信仰！还因为诗写者自身知识的局限与懒得“思想”。虽然自由、思想这类词像深埋在诗歌内部的宝石，也时常被人提及、被借用，然而对其的理解与认识却往往在被误解与弱智消解了。如此，诗歌民刊中若隐若现的自由探索与思想色泽也易变成孩童式的以期引起注意、或标新立异的破坏性行为。作为诗歌的常规抒情方式，政治激情是信仰之一，历史文化环境及其它特殊原因使之在宗教、知识信仰和爱情玩味中格外突出，然而——这里我又忍不住要用破折号了：很多时候我们对待某物某事实际上都是临空蹈虚，根本无法落实，仅仅因无法窥察实际而从“现象”进行议论，是诸多自由诗人的习惯（也是我的习惯？）。这就使得一些民刊的某种激情甚至不像是小孩子实施逆反行为——而是在茫然中模仿实施逆反行为的小孩子而已。
退一步，如果对自由这个词的注意还算应该，那么忽视或完全的误会，应该就是根本上的愚味。相对昨天，精神环境的自在宽松、钱袋的充实和意识形态的松弛，使资产阶层及知识分子中挨近金光的一部分误以为靠近了自由，这种所谓自由其实局限于物质感觉，它对诗歌开的玩笑就是把诗歌精神当作泥人般揉捏，并让诗人以为在政治之外，天宽地阔了，已然进入到了“享受”境界，殊不知经济的项链实际上已把脖子搂住了！
经济的背后其实又是什么？经济的改善，使精神可以愉悦，写作成为享受、游戏和有一定情感与知识者的娱乐，事实上就像上瘾于色情诗歌的人那样，他在游戏时已被游戏控制，并且他可能死于其中。这种控制，当然也包括其写作倾向、审美趣味与价值观念。
再扩大点看这种控制。市场经济时代有它的相对的审美标准，也是休闲标准或精神消费标准，有多少诗人与诗歌媒介能不在实际上从属于这个潜在标准的？以此类推，背景都已非昔日，诗歌在这个时代如何能够优秀或用以往的审美标准呢？诗歌民刊在这个传播盛行的信息时代又怎能真正体现自身的独特价值？何况，民刊连经济基础这一“基础”都未能解决。苦笑的是，正因此，经济的窘迫也与“自由”一起时常成为评介民刊时的某种精神的体现点，顺便也成为诗人精神的亮点，顺便也是诗歌的亮点了——这样的误读并未因多年前著名的“饿死诗人”提醒而减轻，是的，若是换言之：饿死民刊！又有多少耳朵会真正听见呢。
三、当下民刊兴盛的外因及其局限
当下诗歌民办报刊兴盛的外因主要有：
一是诗歌的话语权的有意无意的争夺。诗歌话语权这种以宣传为常规手段的舆论制造和印象施加，看起来这挺让人感到可笑和悲哀，却已是中国诗歌中人所不陌生的现象，原因不在诗歌而在于人、人性。至今，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开的诗刊在进行自我宣传时，仍有种中心的主人翁式的潜在意识在里面。同时，不少民刊也爱如此这般。为什么唐朝没有这种争夺？仅仅是最为初级的“文人相轻”的原因吗？它在后来又时常以生活作风为武器，其中会“上升”为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攻讦？以道德作为攻击别人的人，其实本身就不道德了，暂不讲这个话题。这种话语权的出发点起先应是价值观、审美观的差异使然，就民刊而言，它的假想敌首先是公刊，公刊的审美向度在后期几乎可能由诗人人际关系形成固定格式，其不良作用先是使刊物没有真正起到诗歌的普及、教育和启迪思想功能，同时还束缚了诗歌的发展，更培养了一部分有发言便利、并且代表诗与思发言的诗人的虚荣与愚笨。因此革命总在要在不满中爆发。
二是当下诗歌通俗化（无贬义），必也使得诗歌的流通走向大众化，这个大众化是共生的，诗写者成为文化艺术素质整体下降的诗歌大众，诗歌文本也体现出大众趣味。其实，这既是诗歌传媒的优势也是致命症结，通俗无疑普及传播了诗歌，但其大众化价值尺度却又使其力量不再，在表面回复中心地带的同时实际上更加边缘！这是个纠缠不休的老问题，不如这么说吧，写得要让街头老妪都明白的白居易与李白相较，汪国真与北岛相较，我们和时间会更认可谁呢？从这一前提来看，一份公刊、民刊，以及网络，如果以读者量、阅读量作为它是否具有影响力的准绳，是一直的矛盾——如果当代诗歌真的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它还是“诗”？它是什么“诗”？
三是诗歌的（有时是思想大于艺术的）主张需要强调和传播，这个相关过程当然也是必须的，也包含了诸种观念和概念的强行推介，只是，事实上由于诗歌艺术本身的难度和写作者思想的相对的必然局限，一茬茬流派、主义多是河面浮萍。当然，这种作用积极的一面是，它至少使民刊显出镜子作用，前行者的所有的错误与不足，对于后来人都是有效的借鉴与资源。
四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使自办媒介成为相对可能。这一点对于今日民刊的兴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兴盛的现象背后，从民刊的内容看，它们能达到体现、或反映一定时段的诗歌创作情况的作用，这个作用显然只在极少数民刊那里。更多的民刊都是小鱼小虾盲目浮游，起伏于多无创新也无创意的人工湖中相互复制，可说是闲人、闲钱、闲兴的体现精神“享受”的产物。显然的，今天民刊已起不到思想引领作用，不具备推出思潮的可能或能力，当人们精神生活已向世俗的物质生活倾斜，不要说思潮，思考都已是珍稀的了。
从民刊看，今天的诗歌至少不显得落后的是它还能与现时合拍，确实反应了现实。现实与现时的重量越来越大，实质上也改写了原来的诗歌的功能与性质，甚至是内容与形式方面所流传下来的长期性的印象。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这种变化只能是一步步地来，因此现下诗歌必然呈现出复杂，或说是古今中外在信息化时空中相撞时的前述“混沌”状态。
在当下诗歌的“混沌”状态里，和昨天一样民刊被看重的通常是革命气息，但它曾有的激进的、创新的、不同寻常的形式与方式如今不过尔尔，原因是：传媒时空的庞大，使这种当然有的“革命气息”被分散；诗歌与诗人的局限性在今天，表现得更直接，诗歌不可能承载太多太大的时代思想文化砝码，另方面是今天的优秀的思想者、文化者并不非得通过诗歌这一种载体。再说，当下时空里诗写者绝大多数是情绪青年、青春歌手，其所谓能力与兴趣多到分行文字为止；而少数诗思并行的优秀者，兴趣点并不真在所谓刊物上或由专门诗歌传媒来体现。
——这样，又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假定体制进一步能够容许，以及个人经济实力原因而实行稿酬制，那诗歌民办刊物将越发众多，也可能进一步对公刊产生围剿式排挤，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也将使诗与思更加走向廉价与平常！而可能的极少的有价值的部分，又可能因流通的限制，而只在内部出现并有效。
正因为体制的限止，民刊流通渠道的局限，也让民刊可以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和一定的受者那里继续出现，并且不断新生。同时就民刊印制数量与渠道的局限看，民刊种类的众多也算是对总发行量的弥补。很大程度上诗歌网络网站也就是一种民刊，只是网络的特性对诗歌的作用不一而足，网刊这种新民刊形式总体看现在还不够成熟。
四、民刊兴盛现象的背景及其危机
当下民刊兴盛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显然，当下民刊的盛行实际上缺少一个坚强的、成型的知识脉络与思想背景作为后盾。当下绝大多数民刊的滋生并不是思想的产物，也非革命的创新实践，它没有相对明确的目标，没有批判性与冲突性，其激情事实上与社会的内层和时政较远地拉开了距离。这就使得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诗歌媒介呈现出明显的幼稚、软弱和游戏，支撑其存在的，是常见的世俗需要，是相应时段里中国式欲望放纵的过渡。它们的兴趣部位和敏感点在于游戏本能与精神空闲交叉处：一种快乐的写、一种写的快乐。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具体物质生活状态胶着的观念表达，诗歌成为观念艺术，或曰诗与人合一的行为艺术（这么说时已包括部分公开刊物了）。
这是事实：世俗主义在精神世界的大面积茁壮！人文主义淡薄，终极感焕散，自我中心主义扩大过程中自私与利己主义飙升……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降落，形成的画面便是诗人手持着像是锋茫的东西——其实已是玩具而不再是精神武器。诗歌已如此，其载体亦当然。其作者更是。
今天，人、人性是最被强调的，好像它们以前并不存在似的；今天，诗歌中以人为本意识的强调，主要体现于自恋情感、自我意识和个性张扬等方面，然而事与愿违的不只是矫枉过正的问题，而是越发严重的溃烂：日常性的夸张代替了人性呈现的适度，“我不相信”——却又达不到“怀疑一切”的层次，“怀疑一切”——却又事不关己和无所依附！理性思维过多偏向物质的获取与使用，提倡自由与平等的同时却又假想着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狭隘秩序，个性的张扬被误解为纵欲主义的可行——这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这个时代的“脉搏”！
在一个有着长远思想背景的国度，在一个有着长远诗歌传统的国度，为什么社会的转型，使诗与思顿时显得如此软弱与无力应对呢？而这是现在才有的问题？真是物质的力量使然？
从近年来的中国诗歌中某些取向的消长可以看到：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全球化的影响、城市化的必然行进和文化及信息环境等因素，使诗歌在这短时间产生了相对飞速的变化。问题在于，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形态上！这似乎也与我们这个时代里流行的某些渐被默认的时尚相合拍了，如人造美女、舒适家居的营造、时装的精益求精及旅游等——这些均表示出外在的精神体现方式、方法的重要与可行（从民刊过多重视外包装宣传而败絮其中的情况也能看到这点）。是的，时间终会告诉你：诗作者、受者与诗媒介的众多，不等于诗歌大省的真正出现；诗歌大省的人为定义或一时现象，不等于文化大省的真正出现；文化大省的热闹与虚妄，不等于思想大省的真正存在。以此类推。
具体在诗歌方式上，则是难度的消失！难度的消失实际上就意味着诗性的消失！诗意可以长存，诗歌或后来被称为诗歌的东西可以常见，写诗的人或能写诗的人可以走马灯式的层出不穷，但思与想被抽空、被悬空——诗歌便成了另一种情感快餐，一支支空虚的刻度已然多余的量筒。写作方法上，叙事一度被推崇，它发展的后果是诗歌的散文化痕迹的浓重，其时，诗意依然，却平淡无奇，文字仍在，却空虚无力。虽然，在诗人的写作实践中，会产生对知识的依赖和崇敬，语言狂欢自然而然，“说事”情不自禁……这些在日常性写作者中最为滥见，对物质环境的单方面认同与崇拜之外，相当部分的诗者难以想到其中的罪与恶，对物质的偶尔审视，也局限于浅层的自我物质占有的“不平”感觉和感慨上。是的，今天，对物质的享受、对享受中涌现的种种情绪感觉处都处理不完，乌有之乡变成实在的乡村旅游他们，哪里还有空去猜想世界的尽头。
社会转型的一个实质结果便是一代有钱阶层的凭空出世，在改革开放前期，有钱者总会要想法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钱，到现在，国民知识文化素质相对从前有了变化，物质的提升需要精神的相应，诗歌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一部分人精神的某种消费可能，这种消费包括人的（欲望）在语言上的自我实现，这种实现对于诗歌，则体现出观念的相对改变，诗歌不再是神圣的，其社会地位已边缘化，但它仍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消遣方式——抒情的需要，它早已开始欢叫或呻吟着“回归”了，越来越多的人也正把它只作为消遣方式。作为载体的民刊也便嫁鸡随鸡了。
从人文角度看，今天的诗歌无意中便婉拒了思想解放与启蒙作用，虽然大变化未见，小变化不断，这种变化也只是内部的几乎等同于技艺方面的。诗人的个人作用不明显，在一片平民的自我命名中，确实没有了巨人，有的是诗歌媒介的圈子内的对巨人的命名，或是对多年前的诗写者进行再命名。苛刻些看，今天的诗歌，似乎已不属于曾经所特有的文化的高精尖部分了，虽然它依然对精神世界进行呈现和触碰，却少了探索与追究，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均被物质基础之上的无为和游戏精神取代——民办诗歌媒介反映出这些、同时又无形中促进着这些来源复杂的“危机”。
五、当下诗歌民刊产生的实质及媒介写作时代的开始
在发表、被认可与交流的自然需要之外，在经济基础有了相对保障、在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宽松、在信息时空及传媒意识的启发、支持和推动等客观原因之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民办报刊活跃涌现的根本原因：是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发现的实践性体现，或是这种体现的某种过渡。
这已然是大势。从中国社会转型期后关于人本身的观念诸种变化，如个人的价值和个体地位得到尊重，个性趋于自由，重视人的价值，俗世享受成为生活主旨，向往物质的幸福，在精神境界的开放里，肉欲的满足及各种生命本能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是必须肯定的，又是规律的。肯定“人的尊严”也因而进入了国家宪法，法律的力量正逐步取代道德的作用，如果不很恰当地比喻，诗歌媒体（包括诗集）的力量也像是种对诗歌写作的“法律”认定，一种方法或标准，体现个体的意志。
在经济进步中，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世俗快乐的重视及实践，本身就是正常滋生的，本身就建立在反对权威（思想专制、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上的，当代诗歌、部分新状小说、针贬时弊和社会现象的小品文常用讽刺、反讽手法，亦正是人们体现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只是在诗歌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换成了“世俗享乐”这样的说法而已，偶尔的置疑也渐成了墙上芦苇，萎缩于市井乡野的人云亦云里，这是诗歌应该却往往没能留神的遗憾。
与此相关又相反的表现则是，物质的成功意味着事业成功和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有钱人成为一个受到尊敬的阶层，而这种尊敬实际上又是与“人”、“人性”无关的，于是，人类某些必须的重要的原生态的精神本能也被混淆，人生观、世界观被改造和诱奸，对知识的渴求充满着功利与实用态度（相当部分高等院校的院系改设也体现了这种急功近利之道），几乎的每个文化活动都依赖着经济同时又以此为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在其中，一份民刊的初期虽然稚气，但可能相对纯粹和真实，只隐约有着轻微的可以理解的功利性，由此亦可说，一份所谓成功的、壮大的民刊，也相应要对更加的功利和经济利润有了更大的要求。这是民刊的一个精神瓶颈：随着目标的变化而膨胀而实际上地衰老。
近年来，（以民刊为主要现象的）诗歌媒介的逐步兴盛，是特定时段内一种文化甚至是社会现象，也是诗歌对社会的重新渗透，但却是那么被动和滑稽。诗歌开始自然地涉及人体、色情，对日常生活及平常人生的描述，体现出某种前所未有的大面积的现实、现时与现世倾向，所有这些亦非自发，而是社会变化的直接产物，也是意识形态的战利品，如果以往的它像一个贴身的随时捏在手里的小挎包，那现在它便像一个可以遥控的大口袋或魔毯，或者说像《西游记》里如来佛的手掌，手掌时常显示出的另一面叫做（文化）市场。因而民刊也可以归为这个前所未有的传媒时代的分娩物，或是若干产物连带出的附着物。因而把民刊的茁壮视为诗歌的活力、精神的胜利、思想的勃兴，至少有一厢情愿或言过其实之感。
相对而言，人们受到的箝制与束缚主要是物质需求的不足，在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提升的今天，精神的需要也提上了日程，这也让诗歌、诗歌媒介广泛出现。然客观地看，诗歌不会绝迹，也不会发迹！它是文明社会特有的一部分人的特殊精神民俗。从来，民俗就有着种种局限，就只能对特定人群有作用。将民刊纳入当下传媒发展图景，至少在当下，是可以理解却又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毕竟，诗：本身就表明了这种不可能。
但当代诗歌传媒不仅没有注意到或修缮这一局限，反而在一片歌舞升平和赞不绝口声中，拓展开了这一致命局限。这是当下及今后诗歌民办报刊不能不注意的。我们需要赞扬与肯定，我们更需要掌声之外的安静与清醒。实际上，这样的局限，就是诗人自身的局限，如果我们将诗歌媒介与诗人合二为一来看：那么诗歌媒介的制作实已属于诗歌的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看“个人写作”也有必要在当下的诗歌传媒时代里重新审视。诗歌媒介的兴盛，使个体的写作不能不融入、并较快地呈现于相对公开的视野，换位来看亦即个体的写作有意无意也会考虑到传媒作用或受其支配和影响——这却是很多写作者并未真正意识到却又身体力行的事实。如果浏览一下当下诗歌信息，这样的事实又是充满着危机的，诗歌传媒的种类和数量的上涨，以及各类征稿、比赛、集会活动和其他媒介的不断介入，在使诗歌在当下显出“活跃”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与诗歌特性有关的问题：诗歌的产出难道可能像流水线上的日常用品的生产数量和速度吗？诗歌媒介的发展，起初是因官方媒介稀缺及“当时”传媒相对稀少为潜在前提的，并也因此被人叫好，然而当这一问题渐渐不成为问题时，问题集中到哪里去了？
就在诗歌媒介活跃的同时，我们更该发现到来自诗歌本身的其它信息。就从表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解部分似已昭然，域外文化正在这个信息时空中随意而至，这是一个混沌中的文化融会过程，在此期间，一代聪明的头脑要钻研究物质带来的新感觉的同时，已不太可能重新构想、探索和开创新的思想体系，大家都徘徊于同一个水平面上，因此在诗歌界，主要体现于模仿与复制的写作的技术被突出了、作品传播的手段被高度重视了、对西方文化有着近水楼台之便者可以显要一时，同时，一些写作者则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外宗教文化中翻找寻根，以期寻获应该的思想武器……由是可见，特别是社会转型以来，中国诗人、诗歌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传媒时空时，其原本就成为局限的思想深度更加显现出了局限，若干的相关问题也因而更加层出不穷。
——综上，民办诗歌报刊作为一种实在和实体，在其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的过程里，我们应该理智而清醒。寻找可能的缺陷是为了弥补的可能，我们唯可希望的，是在感动、理解和新一轮信任中，期待着更应该的、更好的、更力量的精神图景。
2005年于贵阳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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