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还算有精神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精神生活有点古怪，就像你看家谱上某个贞洁牌坊的获得者，或者突然断后者那样“异峰突起”或者“突然消失”，甚至干脆如太监看宫女的意淫神态，还能找出他没去势时的活力，似乎不太有来由，却不乏蛛丝马迹。因为打小是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下成长起来的，号召得我们已经有点“瓜儿离不开阳”， 苗儿离不开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日不餐，饥渴难耐；一日不学习，便面目可憎。已成不折不扣的、地道的四川“瓜儿”。我已年届三十五周岁，一生不知还向伟大人物学习多 少回，真是麻木得可以用鲁迅砍瓜切菜之利斧来隆重修理了。这不，没有具体的人号召我们 向王朔同志学习，但我已经忍不住要向大家宣布我的独家学习心得，成为法国大众心理研究专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的一员欢呼起来：向王朔同志学习已经成为我们时代刻不容缓的重要事件——按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报道方式——便是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理应成为时代进步的风向标。
王朔同志，固然不是雷锋同志，他好钱好名，肯定也好女色——这点是根据他不坏的身体以及他写的小说搞的“有罪推定”——但王朔同志生得是时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向王朔同志学习，不是哪位伟人的急切号召，而是当今主宰我们时代生活的英雄——媒体向我们发出的无可选择的命令。因为各种媒体貌似有竞争，但给民众的选择权、知情权依然是很少的，不只是政策上全国人民一致欢呼，就是那些市场化了的搞笑娱乐，连抽筋起哄的方式都是如出一辙。似乎大家喜欢从众，就懒得去培养民众的怀疑精神。你看，王朔写了小说，不管小说写得如何的有才尽之感，媒体娱记的火眼睛睛立马观察到问题的实质——娱记肯定说，你他妈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要说这真是伟大、正确、光荣的言论，娱记立马变成了心理学的私生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老虎也比活狗有余威。王朔往娱乐圈里扎，马上就有人出来说，某某是他女友，绯闻到处传，流言满天飞。王朔开始骂人了，娱记便比王朔更热情高涨，真是皇帝急太监更急，于是炒作满天飞，好让我们整版整版学习他的精神。关于他的骂有无依据，倒是次要的，因此当有个别娱记问他的批评有无依据，王朔倒也老实，说没读完，或者没有依据，这种勇敢正如他的新著“无知者无畏”。过两天还不奏效，便找幌子自我开骂，像江湖跑滩者一样自抽耳光，以便博得看客的回眸注目，还不奏效，便与传媒体演双簧戏，说自己满身的食色之性，立刻拿掉，要去与和尚过招，还偷偷去观察，自己的煽情功夫，能否将隔壁的尼姑煽晕而得手。
王朔作为市场时代的媒体宠儿之一，他惯用的几招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概括专制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件法宝：“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断言法，他说话的武断，俯拾即是，不必费心；传染法，最典型的说法是“煽晕一个算一个”、“哭死一个算一个”，文字尽得冒似幽默实则油滑的“最高”境界。他常常使用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千万别把我当人”这种自损式重复法，他惯于从底限上玩他的花招，把自己先拿来垫底，就像杂技中的底坐，他一抽底，便全盘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稀里哗啦。换言之，“我是流氓我怕谁”，拿流氓作为社会的底座，那么这个社会的伪道德固然有轰然坍塌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最大的却是泼出脏水的同时，连婴儿也一同倒掉了。在我们这伪道德盛行的国度，他的这种自损式重复法，既可以达到醒人耳目之效，也可以起着消解泛道德和伪道德的功能， 其努力不当完全否定。但这样的毛病，就像国人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一样，总之，不善于有话好好说。这种耸人听闻的谈话或者写作方式，除了立异以鸣高以外，成为读者所热衷和接受的方式，这是深谙受众心理的王朔同志给出的妙招，他知道民众服哪包药，尽管他给的药可能有时免不了像胡万林开的芒硝。
如是说余秋雨还在扮演传统精英和精神领袖的面目的话，那么王朔便走的是反传统精英的路子，更为讨巧；余秋雨的世故和煽情的民族主义情结很能讨得那些书没读通的“两脚书厨”的喝彩捧场，而王朔的扮酷，却可以获得造传统之反的小青年的青睐。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他们却尽得在商业社会，进行自我炒作的奥妙，在利用主宰现代生活的传媒上，招数却是相同的，第一不得罪传媒，第二不得罪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不得罪传媒，是因为传媒是现代商业和文化造神运动的策源地。与传媒过不去，就像专门跟金钱过不去一样可笑可怕，那是傻瓜都明白的道理。心想宁愿自绝于人民，也千万别自绝于传媒呀。巴不得直接跳将出来抒情：传媒啊，我的亲爹呀。至于说批评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余秋雨和王朔都没有什么激情，因为这一批评不管正确与否，都要丧失银两，这点算度和世做他们都是有的。他们宁愿批评那些不痛不痒的小人物或者日常琐事，即便批评著名人物，也是小骂大帮忙，王朔的骂大多如此。余秋雨和王朔自然不愿引火烧身或触雷遇礁，像何清涟、 朱学勤、秦晖、徐友渔等学人那样用说理的方式，去批评不按牌理出牌强势群体，不仅不可能招致众多民众的围观和叫好，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而且会遭遇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的打压，金钱大哥就会离他们远远的，这是余秋雨和王朔断不认可的。古人是聪明的，先在《 战国策》里就说过了“焦头烂额者”为上客，“曲突徙薪者”无人理睬的局面，两千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在这方面，又何曾有丝毫的改变呢?简言之，大多数中国人，要么不说话， 保持沉默，这样便于做一个奴才，而且特别幻想有一个包医百病的美好社会和完美政府；要么在多事之秋，说话不负责任，或者干脆起来作一暴民，幻想向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因为我们已经不习惯于，或者不能争取做一个现代公民，由此选择一个公正公平有效率的小政府。这就是造就余秋雨和王朔的土壤。余秋雨或许会说，我是到处造桥的，文化的四座桥——至于说是不是彩虹桥就另当别论了——不屑给你们那些浅薄之徒脱光裤子，让你看我文革时的作为，那样的话我被人追捧和商业卖点往哪里找?王朔可能会说，丫的，你好歹毒，你把我往火海中推，你为什么不去呢?笑话，又风光又保命，你丫的还得向我学两招。
几年前，读陈村先生的《开导王朔》，至今认为仍是调侃王朔的妙文。我无力做到，只好给人说王朔活着的土壤。据说他曾到过美国找过感觉，好像并不妙，因为在美国人人都说得比他还大胆，反而大家都必须说得更理性，我相信他无法在那里脱颖而出，钻回我们这个只有少数人拥有话语权的土壤里才更适合他，被追捧的感觉，犹如雀巢加啡，味道好极了。没有谁有权剥夺王朔说话以及在哪里生活的权利，不管是一本正以或者是异举以鸣高，我们都得尊重，我想说的是，不能接受传媒的号召，因为民众的知情权极为有限，没有多少精神资源的选择余地，别把自己建立在枯萎的精神领地里所取得的武大郎式的胜利，看得太重要。王朔是自嘲大师，在自嘲上余秋雨可能是王朔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但王朔这个老师招数太过怪异，也弄得许多人真的学习无方。一个好端端的老师给糟塌了，实在可惜。朋友给我说了个故事，有人跳进粪坑里跳舞煽情，以求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当然有许多人鼓掌喝彩，这其中也有个别人士打了119或110报警，说有个人在粪坑里又跳又闹，又唱又笑，不像是神经有问题，你们赶快来救救他吧。消防队员和巡警都及时赶到，赶快劝他上来，他死活不肯上来，因为旁边围观鼓掌的人很多，鼓励他呆在粪坑里，说不定可闹个吉尼斯记录也未可知。 警察说，围观者再鼓掌嘛，要是出了人命，谁鼓掌，谁负责。听这故事时，我真的一点不觉得幽默，就像没有感觉就勃不起一样，责任在对方。
2000年3月21-22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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