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为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休闲已成为现时空中的一个主题词，其相关的知识注解也方兴未艾，正如衣食住行等迟早要贴上文化标签和应该的精神招贴，类似休闲的泛文化时尚在潜移默化的沿袭中，已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另一副公共表情。细观之，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使“休闲”更具“涵盖面”的同时，也似使大众的休闲时光凭添了“文化”的合理背景；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事人凭借“知识”而使这种矛盾中的自慰在心理上合法，这种涂金之风当然不只与一部分人永难割舍的附庸风雅习惯有关。
现在来看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式的休闲。广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即具有较高文化、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的，事实上你们也就是他们和我们，是所有可能的人，就本文而言，知识分子首先须是“所有可能的人”中的活跃部份。看起来，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位于社会中间部位，多属于城市，是无忧于衣食的工薪阶层，是小资，或中产，至少得有闲钱，对于更年轻的部分而言，钱则不算最重要，因为这是早晚的事，他们的精力、激情与知识和无家（庭）可忧本身就是休闲的基础。知识分子的信息吸收与消化能力相对较强，认真地讲，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谈休闲——难道主要不正是谈知识分子的生活？！作为体现文化流行部分的合适人选，他们的知识或受到的一定教育可以使他们的休闲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显得文质彬彬并的层次。不过他们的位置也颇值得玩味，他们的生活状态几乎可以尽显“时代风貌”，他们却又并非时代精神的主宰，他们确实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向至今仍然属沉默的大多数起到一种生活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隐身时光幕后的真正“手提钱袋的人”，他们被无形之手轻易地捏拿，作为消费的标本是再适合不过了。
“休闲”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大概念，无论理论和文化到何种程度，与经济消费紧密挂钩的它始终也都只能是与一部分人有关，对于群众，休闲也就是日出而作之后的日落而息、也就是夜生活，也就是生活等等各种状态的“过日子”，因此即使它成为了一门“新”学问，对于不学不问的普通的大多数人仍是无关紧要。近年来，将休闲视为时代明显特征之一，也正是从其前提也即是经济基础的变化的明显与否来判断的。如今，还剩多少物事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看的呢。
并不是以前的看法就脱离了经济基础。如今对它的重识总的看也不过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当然，酒水也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如所周知，休闲的形式与内容、隐约与彰显正不断随着经济变化而起伏，公然而系统的提倡已使得“休闲”下移至各种行政细节的精心扶持，大者则如一周五日工作制、三个旅游黄金周及劳动法规中相关条文的修缮尤其是文化娱乐的大力提倡等。闲时、闲人、闲情，必需相应的休闲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尤其是后者正成为当下社会或大众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
精神需要人皆有之，但可肯定的是知识分子的需要相对要文化层次一些，即是说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自己还有能力、有方式、有讲究地将这种精神需要有花样地表达出来——因此，至今人们所看到的关于休闲的一切说法，事实上也就是“一部分人的”感受与理解或以此为主的了。也因此，现下提倡的“休闲文化”以及关于“意义”、“人生价值”的研究事实上与8亿农民、几千万极贫者、近千万打工流动人群的闲暇并不真正地有效地挂钩。它事实上也使“休闲”无形中打上了阶层或阶级的烙印。
2
但附庸风雅与作为社会风气的泛文化时尚，只能是“休闲”被突出的或支撑的车轮子而非发动机。“休闲”表面看与“精神”联系太紧密，广泛地看似可把因生活、生存所需的工作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归为闲时，包括了休息、玩乐与吃喝；但这样仍又太笼统，就从文化角度而言，似应以精神的主动的找乐度日和宽松作为一个标准。至于在这找乐的过程里，诸如精神消费、感官体验、主观找累、修身养性或为满足好奇心等则属于具体的体会过程，这也才真正是所谓文化的烹饪或琢磨过程，或说自发的责任与义务，这时的它主要并非行政细节的而是文化关怀层面上的。
显然，来自文化界面的关怀事实上仍很被动甚至有些盲从，能够有能力休闲的知识分子因为置身其中而只能窥见斑纹，他们的拔高往往带有虚荣、被动与盲从，无钱称流浪，有钱为旅游，且在这过程中，不是文化引导了休闲的人，而是工商业怂恿着引诱着休闲的人进入早已准备的“套”、从而引起“文化的注意”，这种注意却又是非独立的。另方面，国内从商业角度、知识层面上早已对休闲的再利用、以游戏为主的休闲文化等开始了研究（这既是洋为中用的提醒也是结果），上升为理论层次的它无论如何对待、期望和重视，对于当代人、对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实际上真正成熟的休闲期只是略带畸形的萌芽。
实际上，这也是置身其中的知识者此生不得不接受的隐痛。如今谁能真正像前人那般“日落而息”并“采菊东篱下”？！来自当代社会的文明的你独自置身荒野旅游探险时，可以在此特定期间拒绝形式上的现代信息，但你肯定无法消除关于现代文明的若干记忆——关于欲望、关于有意无意中对比之后的一切——而你事实上更可能陷入这样的尴尬：探险、旅行和精神消费度闲的诸行为只是主观的心理调节，甚至潜意识里的这些行为也是为了“结束”之后的心理回顾与总结，这样你的行为的意义也就仅仅是有意地“休闲”了一次，成功越狱后的你最后还是得成功地返回牢中。
由于不由自主的心理的拔高，表面看当事人是满意的，但又常会使其显得不由自主的矫情，并发觉自己处心积虑的所谓探险旅行之类的行为，目的几乎不是为了休闲，而只不过是相对有效或自以为有意义地运用了（一次）休闲。而后新的不满又可能出现，这种发自内心的循环又会形成一种新的焦虑与欲望，所以说，休闲好像只是一个为了欲望为了下一个欲望的重新定义和实现——的被动过渡，虽然当事人会坚持自己是主动的。
常常如此，人们时时向往着“休闲”，又时时紧贴着“不休闲”，这种心理大约人皆有之。文明社会中，休闲看起来是个人的、“自由”和无规则的，它为精神生活赋予了新的内容，最终却仍是物质生活的附属物，是的，休闲实现的最根本前提是物质基础的可能，这常常又使它成为一个空壳的“虚词”，或是一种更新的物质欲望的分泌。
当休闲成为可能的实施之后，其“价值”的标准便不得不含混了。比如对于旅游，行政职能要求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可能的条件，并始终保障着这一过程的圆满实施，经济利润的重要远远重于社会效益，在一些地区还会有提高知名度等文化意味的粉饰说词。近年来，每个黄金周后的行政总结通常是以数据来表示成绩或不足，这样，如交通情况、门票收入、人流情况等数据就轻易地覆盖了昔日常见诸报端的“扩大视野、陶冶情操”之类的精神界字眼。
有什么不可以被覆盖？对于休闲，重要与否就看当事人如何消受。个体休闲的方式、需求、观念、心理、效果等问题是自身的问题。休闲作为一种本来的生命、生活现象，在经济有了发展后的中国，由于集中和大面积体现而成为新宠，被人重视，行政手段在其中一直积极干预和助推着。这里不难断定的是，就以旅游为例的休闲行为看，其拉动经济的力量、速度和效果，肯定远远超过“文化的拉动”，你们在之中的角色像什么呢，大约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了，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这种字眼似乎是失效的。而在当今传播业的强大作用下，表面看来“休闲”越突出，伴随出现的是对意识形态干预实质上的“回避”。
3
恍兮惚兮的游戏与享乐主义的鼓噪里，文化的品味亦即心理波动是被动的，因为它不是自发的。舒适其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部分与社会的中产阶层其时正尽情应付着这姗姗来迟的舒适。其间，主流意识形态划出的特定空间和时尚文化及传媒对于“休闲”也只能是溢美有加的。不过即便是这已成大势的颂扬里，也仍有着新旧观念的温和的冲撞，譬如：“休闲文化”也开始见诸传媒，要么和传统文化又拉上了“古已有之”关系，要么是保健角度，要么是修身养性之类论及休闲的深度与应该，而对于“钱”的问题，往往是回避的，或往往是揉成一团扔给“政府”为着“加大资金投入及开发力度”，往往，这样的“街谈巷议”显得知识，但对于这一部分先闲起来的知识分子，体现的并不是文化自觉，它是官能性而非神经性的。在其中，道德这个词恐怕是最为左右为难，但它又不得不紧跟着休闲者，（因为经济的自足）在摆脱传统道德与需要新的莫须有的精神准绳间，秋千般起伏。
依木而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大树底下好乘凉，也确实形象，隐约可见远离现代科技、环保的从前，某种精神的自在，其实这也是从前人们的自然生活状态写照而已。一般来讲“闲”应是文化创造的先在条件，衣食未足，大约是难有钻研雕虫之技条件或游山玩水之兴趣。而即便是衣食足，有兴趣，甚至也有一定条件，也不定真能知书达礼习六艺。那么，对于文化，休闲更该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复兴与更新的“环境”，但遗憾的是这个环境的设计与建设权力，却是由非文化的队伍来进行的；更由于国情所限，这个环境更多地体现着守成而非创新，经济利润与平安稳定成了两个主要的凸显点。
可以理解，在现下一切与经济挂钩的物事均可成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相对的中心思想了，更多地作为商业动作幌子的“休闲”更是，它在逐渐让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然的同时，在雅雅的介入、配合与参与中，在类似的高姿态投入到通俗的休闲世界的曲径上，价值观已然在摇摆，人文关怀不自觉地失重和淡薄了。不难看到，部分对休闲持肯定态度的知识分子立足点已经偏离，当事人实际上只是盯在了物质的尺寸上。
——而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仍又分为传统与非传统两种观念，这多少又代表了生命与生活的物质程度及价值观。因此可以分开分层看这个“休闲”：在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那里；在有一定知识的拥有物质保障的人那里；在无知识但有物质保障的人那里；在仍然维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那里——无知识无可观物质保障的人也可能做一个称职的休闲者，并且在置身其中时可能不去管什么意义与价值的；无知识文化者则可能塑造、支撑着休闲（方向、规模、内容与社会效果等）的建构，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
也许，像你们一样？绝多数知识分子在享受之余最大的感慨就是自然而然的鼓吹了。比尔?盖茨是可以有条件去月亮上休闲一把，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向他学习的，这是客观事实，但当休闲风生猛地刮起时，事实也会随着复杂的尘砾混乱，物质的力量将进一步让虚荣、攀比与一些本能的人性隐患崭露头角——这也是事实，至少在现在，中国人的休闲权或休闲观实际上比经济发达国家更复杂、矛盾得多，就现在看，你们对休闲的笼统赞成与倡导，既是不贴实际或人云亦云的老习惯使然，同时，大约也是知识阶层的生活理想与物质欲望所致，你们在有意无意中拥护赞成的同时，也反映出对这一实质上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向往或更加的向往；而在此向往中，知识能有什么用？
即便休闲确实可以是一门玩的艺术但也决不等于玩乐，想来就当前的中国，对于广大群众休闲还远远到不了艺术这一步，也到不了“休闲的技术”这一步。你们的休闲到底是需要什么？你们的休闲需要与别人有什么同与不同？这种同与不同重要之处是什么呢？类似无关紧要的问题看来多余，也像是一个脱离群众与现实的小知识分子式的傻问题——对于群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玩法，有可能成为其形象化的精神参照物，这也像是某种达尔文味道的剌激法，爱拚才会赢！而在知识阶层那里，所谓休闲文化的款式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攀比参照的既定标准，这样一看，休闲更像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消费间的一条变色的链条，它其实无标准，像“数据”，必须总在变化中。
就在这种主要与心理有关的变化过程中，本（可以）是个体生命自然生态过程的休闲，本（可以）是个人因文化、民族、地区、性别、年龄与生活习惯形成的对“八小时之外”的自在状态，完全可能因为来自传媒、社会文化、行政指导、商业因素等合力剌激而被撩拨起来，有了反应，而后靠近并参与。这样与其说像上述的盲从与被动，还不如说“模仿”更贴切些。是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在休闲中是无用的。
这样，本是个体自我身心调节的行为，由于外力综合作用而被附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由外界施加的内容，它们分散装填成为一只只肉眼看不见的思想小包袱；虽然人们还是会坚持以为休闲是个人的事，但严格讲来你一旦意识到休闲，一旦实施，规则便同时出现，就身不由己，不得不像一块砖头悄然砌进了休闲主义的大墙。之中，知识分子则既是制砖者同时又是砖本身。
而部分知识者比如文艺工作者对休闲的关注，表面看是出于文化关怀角度，毕竟“休闲”在表面看来确实是一种涉及“精神”的实在的东西，但这个“新事物”体现出的仍然是部分知识分子常犯的不由自主的“以为然”老病，可以在斯时“报告文学”一下诸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劳动最光荣”，又可在此时高扬休闲主义彩标，在物质和意识形态的翘翘板上摇旗高噪。
不过，现在作为知识分子的“你们”的呐喊越来越只像是一种呐喊的表演了，昔日经济欠发达时，琴棋书画还能是主角，到了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如何花掉闲暇时间时，倒一下像找不到目标了。目标变了！真正知道群众休闲目标或物质文化需求的人，已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商人，“手提钱袋的人”，这类人又是如何休闲，如何认识自身的休闲呢——依木而休变成了依钱而闲？这，大约就不是知识分子所能解答的问题了，历来都不是。知识分子手中通常只有钥匙的图形但缺乏制造的材料。当然商人其实自身也不能解答或根本就意识不到。答案一直在隐身人那掖着。
4
对于休闲，讨论似不应局限在这种“新事物”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是应该还是不应该这一点，但，是非观、是非的辨析却永远必须，它也必须成为行动的前提，虽然它永远没有标准。当下谈休闲的“是非”也确实不是件讨好的事，一不留神还会落入老套路里，如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荒淫无度无所事事饱食终日间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却又是不能忽视的，它不仅仅是贫富的差别问题，而就休闲中城乡差别则中国休闲必须面对的。
今天，与休闲同步明亮的新标语是“城市化”，休闲同是城市化的结果与前提。它确实是休闲的相对更大的具体的实践和实现空间，虽然人们可以认同这样的事实：乡间休闲可以与钱无关，或只花小钱，贫困中的知识分子仍可以像孔乙己那般尝尝小酒嚼几粒茴香豆便心满意足，城中休闲动辄是要触及到钱这个老冤家的。
在广泛意义上中国农村的休闲作为一个特殊板块，早已纳入城市的运行轨道，像一个魔方的一面或一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正是这样的延伸，这个对地球上的8亿人进行的物质与精神环境的改善工程，看起来似乎也是个新时期的人工奇迹，只从休闲的角度看，它是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千江万河归拢合一的新希望工程。流向只是大方向，具体的运作需要具体的人手，就文化的角度看，年轻的农民们纷纷流入各级城市，进入了现代或后现代的空间却只是“远距离旁观”，知识青年们却不可能再到农村去，他们与乡土中国的距离越发的明显，除了探险猎奇与乡土采风旅游，他们其实连旁观的精力与兴趣都谈不上了。
就文化的角度看，后来乡间农闲时的主题似已一分为二，以前主要是传统的文化生活的一茬茬重演与沿续，万变不离其宗，如今则是现代与传统连袂并行。这种“现代”又是以明暗两条线相济，一是直接的对具体物质的享受与接纳，比如电视；二是建立在具体物质成果上的精神享受，比如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信息”，它，是一种“远距离旁观”。类似的“休闲”作为现实又有些不好界定。科技越进步人们就越能偷懒有闲，科技的发达使其结果成为了休闲的内容之一。如果旅游是实地的实际的行为，如果中国城里人的乡间旅游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那中国乡间对城里的旅游（类若通过电视的“远距离旁观”和浏览）则显得现实中的不现实。这也像是休闲里的“城乡差别”。显然，知识分子正做着这样的“差别”展示或是精神救济的工作的志愿者。
这样的差别对于当代中国农民会起什么作用？如果说比如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时空距离，将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与生活方式摆在了眼前——这如果就是结果的话，显然没完，它不可能只到一声声啧啧之后、熄灯之后对欲望与梦想的心理演绎为止，这种“剌激”所起到的效果，远比村头广播的号召来得更直接有力。
这种力量当然也不只在城乡之间。内地城市对沿海城市的借鉴、沿海对发达国家的借鉴等类似关于“休闲”的借鉴总的看虽是积极的，然而，在大同的内在功能之外，一个城市与一个城市的外在景观的相似亦如那个年代的这件或那件中山装，外观的大一统对于多彩的梦想当然会有约束，这已不只是偷懒而是脑袋的闲置了，没有创造力的脑袋当然就是休闲的最佳器官！而当现代传播诸手段又将这种大同的“特色”传递开来时，至少地又让农村方面以为，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原来美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美的空调美的电视美的手机美的床垫，就是美的“巩莉”阿姨。
如果当年的“大寨”精神带着忆苦思甜滋味，充满在迈向物质富裕征程中的自力更生的乐观，如果前些年“大邱庄”模式多少反映出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对休闲生活的不适，那当下呢？号称中国第一村的某村负责人在传媒上操着吴侬软语味的“普通话”说道：城里人有的我们都有！城里人到我们村民的卫生间，不知道怎么用！富裕是好事，不过看起来中国第一村的目标是如何与中国城市攀比，城市的标准成为其奋进的最大理由与动机了。而这样的说法比“超英赶美”看来也还算朴实。
那么因为先天的地理优势而富裕了的该村人（中国新式农民）又是如何休闲的呢？其负责人说：我们每家有一至三辆车；我们每家都是均为4百到6百平方别墅；以及我们的企业等等，云云；享受自己汗水浇灌的物质成果纯属自然，其居住占地在人口密集的华东的奢侈、汽车尾气对空气的影响也都可以不管，但钻进牛角尖一看，又别有滋味：看上去该村不是农业致富的，村民也就是工人或所谓新型农民，也是一个个股东（却非一个个知识者）……光就从休闲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占了天时地利的村庄的休闲并非中国化的（当然中国化也并非在门上倒糊一个“福”字就能体现的）而且，就该村而言，某种物质化（标准）气氛异常浓重。即使说它的“休闲”体现在可以轻松地享受文化了——这种文化也是外来的，别处的，它在目前只能被动接受，但不能自已创造——在这里，往大些看，现在中国城市上空盛行的种种休闲文化如影视美音难道不也是外来的别处的？
——在这里当然不能苛刻一个1500人的村庄，却不能不苛刻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休闲，本可以为轻松下来的心灵带来宽慰，然而事实上却又不是！它依然像诸多人造的寓言一样，一旦出世或再生，便不得不被改造和继续。当你自以为拥有休闲权利时，以为达到了自由自在之时，你不过像是乘着想像的公共汽车或大或小地梦游了一趟，也许你还会喊累说闷……当代国人的休闲观暗里几乎等同于一种持久于焦虑基础上的变态的物质观？
——这是因为没有文化？因为没有同步的可供选择的文化，因为没有创新的文化？这里，一个常见的词组就不能不充满疑问意味了：文化复兴，复兴什么样的文化？复兴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复兴？说复兴，是讲文化衰落了？显然，这些问号至少对于身临休闲之境的大部分人，大约仍像斑马线对面的指示灯往往无效。对于大众，一贯的要求也只是衣食足，不违法便是平安，于是，一代接一代人便沉湎于法律边缘的诸多游戏里，最为著名的便是闲时抽空中的搓麻甩牌传统了。上世纪末，有着东方休闲之都的成都某报曾载：从大清早始，该城母亲河两岸便摆满了一张张牌桌，千桌排列万人齐搓的壮观一幕被上班路过的市委书记亲见后大为“震惊”……其实这只是母亲河边，如果深入街巷，那一座座各种级别茶馆里的麻朋牌友数量，当然不知要翻多少番！二十多年前颇具标志性的家喻户晓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里的“精武馆”，如今已成为内地也号称休闲胜地的贵阳等城市群众性麻将场所的代称，它们无论由社区居委会或私家个人开设，都显得是那样有组织有纪律，合情合理又合法。
搓麻甩牌传统其实都很落后，因为它和当事人经济利益挨得太紧，“不道德”，不高雅，不宜倡导，不像食、住、行、娱等能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至少可以陶冶情操，至少，可让知识分子有用武之地：塑造食文化、辣椒或西红柿等相关“文化”，文化当然也就是这样产生的，但这样为了文化而文化的噱头，却已成为当前中国若干文化迹象的主流或产生方式了。
真正致命的贫富差别是精神上的。城乡的休闲差别表面看是物质的原因，其实从大的层面看远不仅于此，而现在看“休闲”也正好把同一物质层面上的精神差别摆出来了，同时也把“知识分子”内部的精神差别摆出来了。相对于城市，乡村的休闲是“贫困”的，相对于物质变化后的精神文化的新变化，传统文化格局里的休闲是“贫困”的，相对于西方的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休闲亦是“贫困”的？而正由于物质的暂时主导作用，在以物质拥有程度体现精神贫富程度仍成为了潜在准则。
转型期以来，因物质欲望而致的屈从、忙碌与疲惫使人的精神世界虚无而冷漠，休闲，则可以是种弥补修复，只是人们并未充分地认识和运用到它。由于诸多原因，包括知识分子的“人们”对于休闲，实质上仍是某种对物质的继续追逐，感官的反复刺激，而这又有什么呢？它就是所谓“全球化”之一种呵，全社会不仅在认同且争先恐后身体力行；信息发达的结果，更使原在的生命与生活观念被浓墨重彩地附加上了“时代特征”，重新组合成与时俱进的新“观念”，再通过信息传播的力量，对一个个无辜的生命个体实施着实际上的影响，当知识分子享受都来不及之时，谁还有闲心再去关注所谓自由民主之类的言词。
5
转型的社会步入一个相对的稳定期后，经济社会变化后，人们生活的平缓使得精神领域的完善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休闲”也就几乎等于精神的再建设与完善，它已组成一个庞大的环境，或说是现下中国不容忽视的新精神环境。也许对于知识分子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如何在中国环境中来认识。其实，认识环境，或对环境有了意识，本身也就等于对“自我”的认识与意识的开始，而在目前的中国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异这种认识与意识是分层分级有差距的，知识分子们则在懒惰或比懒惰还利害得多的习惯里，自得其乐并只是自得其乐。
当然你也可以问，如果我们都同样置身了休闲开始了游戏，凭什么指责评判别人的休闲与游戏呢？这样的反问看起来的确比任何批评都有力，但问题是无论如何休闲与游戏，我们的目的都不仅仅就是它——这是起码的自觉，必须的理性，它如今并不多反而是越发少了。如果你们不能或甚至已不想指证别人的是非，至少，你们也应随时指证自己的是非，这已是一个底线。就以文艺创作而论，要留神的是，人们在貌似主动休闲的同时其实并不是主动的，更多的写作行为呈现的是“适应”，而非“创造”或以及（自我的）改造，这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正好反映出当下休闲环境里知识者为人与为文的难度及其标准的混浊。
不能不理解已成为共识的休闲与游戏的合情合理与合法；而在其中，知识分子除了身体力行又能真正做些什么呢？当然，经济基础的相对好转，“闲人”与“闲暇”的量正改变着物质文化的运行与精神文化的实施与体现程度，作为变化中的意识形态这其中当然亦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这也是需要一直辩证认识的。
享受中的大众可以啥也不论只管休闲着，正如“我们乘坐有轨电车的人，谁也不知道电车是如何行驶的，除非他是位机械专家”（韦伯），当事人以电车的运行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行动，确实也已够了，但知识者若也如此那又与植物人何异？而在休闲的暖风中，相当数量的乐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及一部分“素质有了提高的国民”正被“休闲”这个镜子反映出某种尴尬，往严重处说，这类位于时代与社会前列的人对休闲的一味认可、肯定与拔高，正光明正大地体现出精神价值的隳沉，善与美便发出了异味，而真虽然更可能存在，但与善和美拉开距离的真确实已不可能再作为一种深刻的力量。而至少在现在，经济基础后面的那只老手，暂时不会考虑和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考虑不到吗？从某种角度看，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休闲时空和陶醉于享乐主义的酒桶里，传媒在成为百姓白日梦的最佳消遣工具，看起来思想空气如此宽阔，昔日的政治标兵和公共道德模范已转成“感动中国”的时代“超女”及全身镶金镀银的成功人士，文化艺术实际上已被抽去筋骨，余下软绵绵的只会不定期排卵的肉体，一代人正成为金山下的新“愚”公？
而就休闲而言，对生活方式的审视与对休闲的认知本身也能反映出其他方面。譬如，近来年称作休闲学的新学科及相关知识开始现身传媒，西方的研究看起来又成了国内休闲理论的活教材：“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其标志。尽管，当时凡勃伦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从上述及多见于时尚传媒的关于休闲的介绍文字看，它们着重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定义及探究上，其立论基础及针对对象是一部分小康的地球人，在此即便不用细究它们的是非与实用性，它们一摆在“国民素质”这四个字面前就明显地“无力”，对于从事各种职业的中国人，要将“休闲”上升到上述理论层次，也还有待时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值得警惕的是，正如经济是休闲的基础，休闲也仅是生命意义及价值的实施的基础之一，而“休闲”在中国境内正被演绎成为阶级分层的温软外衣，表面上则主要是职业行业的差异。
其实，就上述对域外关于休闲的“理论信任”，在理解之余，它难道不也指出了另个局限：如果一个人、群体、一个民族的闲时空暇都不知如何消受，不知如何自行支配，仍然需要向大洋彼岸借鉴，需要引证外域的例由或国际标准来说明其可行、必须、合“法”和意义，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是说了“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可是他也说了，“为消遣计而努力和工作那是无聊的和十分孩子气的”！
知识分子的对于休闲的积极，是什么性质的闲不住呢？显然不单是习惯性的对自我位置和身份的重新审视，即便是，这种习惯确实也偏离了人文角度，疏远了终极目标！在改革开放前期，盛行的知识分子或文学边缘化论调，其实反映的更像是特定时段精神的“位移”现象，高雅文化与纯文学相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处于边缘位置；在后期，类似的腔调似乎有了转换，相关的目光主要体现于知识分子、实则也包含了高雅文化与纯文学及相关媒介的生存方面，如今看来这种生存的难关似已过去，教授可以在卖大碗茶的人面前坦然了，但，“经济”的影响却阴影般留存下来了，在知识分子与文化、文艺界，在大众心中，这个令人心有余悸的词同样顽固而蓄势待发。藉此我们又似乎能够理解，休闲对于包括整个社会人类的知识分子，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形的深不可测的“市场”，同时针对着又检测着个体的物质与精神需要。
因此，知识分子有意无意中也投身陷入了大同的游戏化、商品化和消费化倾向中，这种投入必然是要以抹掉意义及价值为代价的，或说公共的世俗的价值取代原来的价值，否则就达不到“休闲”的标准！也即对于文化休闲既是因也是果；对休闲的态度可以看到置身其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当代的中国特色的“休闲”中完全有可能恢复告别“边缘”回返“中心”的错觉，对于他们以及“文化素质”有了提高的更多数的人而言，维持这种错觉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休闲、继续享受下去。
在这过程中，肯定我们中的一部分应是矛盾的：身心的“休闲”似乎有了凭经济的改善便可达到的本能的愉悦感，而也正由于知识的作用——它亦如一种药，一有可能便要激发、催动和提醒受者。虽然，这一部分人的数量与质量，都实在太不令时代感到乐观，但这大约是一个民族的真正“触角”，虽然相对于全体它是那么少、那么小，那么柔弱和珍稀，但它至少证明，在“休闲”这个四周堆满玩具的摇篮或是转椅里，不都是同一个品种。它还证明，休闲有理，但不是真理，对于人类中的极少数，游戏不是目的，身心的休闲不等于思想的休眠——而他们——如何找到他们，他们都是些谁，他们现在和后来在哪里？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