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从经验现象中概括出资本主义从加尔文教中自发产生出来这样一个命题，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命题首先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加尔文教，资本主义是否会发生？这个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是韦伯思考的中心问题，但可以看到，韦伯最多是想说，在加尔文教区，资本主义自发产生出来，从现象的层面，加尔文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源起，是否有比加尔文教更深的动力，韦伯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直接思考。如果将韦伯的加尔文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延伸到没有加尔文教就没有资本主义产生，韦伯没有这样的立论。韦伯的本意在于，以加尔文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样的特例，说明这样的问题：从精神类型对自然的支配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具有本真性。
分析韦伯的命题有多少合理性时，首先要理清韦伯的资本主义概念的真意。韦伯主要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加尔文教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而天主教和路德教区就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总结出自己的资本主义命题，韦伯的命题是对现象类型的总结描述。韦伯运用的是新康德派对价值类型的本质直观的方法，一种精神类型的价值直观，韦伯这里不能做到完全价值中立，韦伯对加尔文教有很深的情感。韦伯这样的实证主义精神，回避了从先验的源起的立论方式，韦伯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人文科学的本质是具体的精神类型的分析，人文科学是一次性的、实证性的，自然科学是先验的、可以不断重复有效性的。韦伯的意思就是人文科学只有具体形态，自然科学才是纯形式，对人文科学进行纯形式的演绎没有实质性意义。如果韦伯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统一起来，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文科学的总体模式与自然科学的总体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韦伯的思考会更加彻底一些。康德在对天才的观点中隐含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的立场，新康德派也延续了这样的思考。韦伯的这样的立场间接阻止了韦伯从先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普范形式进行历史的追问。韦伯尽管受尼采影响很深，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韦伯没有表现出尼采对历史的精神类型的无畏的探索精神，韦伯可以说是比较保守的。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切入的视角就是现象分析，对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象的主要形态的分析，韦伯过于将情感倾注到加尔文教，没有对加尔文教本身的历史来源作谱系学梳理，这就令人感到韦伯的命题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所有本质，但韦伯命题又一直具有生命力，因为韦伯对资本主义现象作了创造力的说明，而且韦伯的出发点在于说明精神对物质的能动性和决定性力量。如果加尔文教不能完全道明资本主义起源的本质，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合理性”能够更大程度证明韦伯的命题。韦伯在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加尔文教的基督教精神之间来透视资本主义，这是韦伯的概念框架。韦伯如果对加尔文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断有偏颇，韦伯对合理性的分析可以弥补其不足。韦伯没有对希腊文化精神产生出来的合理性概念作更深的思考，没有对希腊文化精神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思考，韦伯从尼采那里找到一些参照，尼采表面上对基督教的猛烈攻击给韦伯产生了错觉，影响了韦伯在这个问题上与尼采的更广泛深入的对话。
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概念就是，理性精神和加尔文教，韦伯主要比较了天主教、路德教与加尔文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看到了只有加尔文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韦伯对加尔文新教的理性资本主义的描述，理性资本主义是一种合理性行为，以收益超过投资的盈利行为，韦伯特别选择了富兰克林的自传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尽量赚钱，规避一切本能享受，赚钱、获利支配着人，成为人一生的目标，富兰克林实践了他的信加尔文教的父亲的教导：“你见过在事业上克勤克俭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箴言22:29）理性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合理性行为，韦伯认为，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出现了一种世界意义的文化价值，也就是由希腊文化发展出来的理性精神。那么，韦伯的理论中就有这样的潜在的背景，基督教来自希腊精神的影响，韦伯没有说，基督教就是希腊精神的发展，希腊和基督教的关系，韦伯思考的重点不在这里，韦伯对基督教的情感，韦伯曾说，基督教是我们欧洲自己的宗教，韦伯这样的立场针对犹太－基督教的说法，韦伯认为基督教有其他宗教没有的优越性。基督教与希腊精神的关系就是一种精神类型中的不同形态的关系，希腊精神是由不同的精神类型综合而成的，基督教也就是希腊精神中生长出来的奇芭，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也就是在更深的意义上从希腊－基督教精神中生长出来的。韦伯的潜在立场就是这样的立场，可以看到尼采思考的特色，只是比尼采狭隘一些而已。
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合理性，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合理性行为，康德的理性批判已经做了对理性的现代性反思的工作，韦伯的理性概念也离不开康德的思考。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也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两个方面，对自然的态度上的为上帝的行为和为世俗的行为。韦伯的精神气质与康德有相似性，是一种新教虔信主义的禁欲传统，韦伯的价值理性也应该就是一种虔信主义的价值理性。韦伯的合理性的概念处在世俗化的工具理性的范围，韦伯的工具理性本来是寻求与上帝的联系的理性，但由于加尔文教的上帝与人的绝对的隔离的关系，工具理性就处于无着落的途中，怎样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一，有待信仰的更深的关系的揭示，韦伯看到了异化物化的合理性现实，处于现代虚无主义的人类需要先知来传达天使的声音。
合理性就是对达到一个目标的最有效率的合目的性的理性，理性资本主义就是追求利益的社会系统，投资者体现出最大可能的以盈利超过投资的合理性的精神。达到最大的盈利需要一个理性精神管理的社会，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的高效系统，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理性严谨的法律体系，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没有理性的精神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理性精神是韦伯思考资本主义精神的出发点，韦伯认为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大前提，但有了理性精神资本主义不会自发产生出来，韦伯认为，加尔文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这里做的是经验分析。韦伯只是描述了他自己定义的加尔文教的理性资本主义，韦伯并没有描述所有形态的资本主义，如果将所有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分析全部纳入韦伯的解释系统，韦伯的理论就是片面的，韦伯解释系统还有持续的生命力在于，韦伯理论的经验性，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经验现象的描述，韦伯理论有合理性。
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应该在于：韦伯的理性概念应该理解为一种精神，加尔文教的意义在于加尔文教也是这种精神的一种表现。韦伯的资本主义的起源的解释就转化为为什么只有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这是韦伯真正想思考的问题。作为整个西方的大传统的理性精神怎样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更为客观地看，加尔文教应该只是起到了一个环节作用，加尔文教避开了天主教和路德教对理性精神的压抑，加尔文教将理性精神入世化，将理性精神转化为一种在世的能动理性，客观上将一种无限的能动性力量现世化了。这样有相关的问题出现了，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最本质的必要性条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异教希腊精神发展的产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将物化和异化的源头延伸到《荷马史诗》是有合理性的，希腊理性精神中本来就含有异化和物化的资本主义精神。基督教如果是拯救希腊精神的局限性的一种行动，在人的主体性的现代性异化激情面前，基督教作为一种总体形态就不能完成对人的异化激情的提升，加尔文教只是顺应了这种异化激情，有限地与人的异化激情取得了平衡。只是加尔文教没有阻挡资本主义的产生，所以反而使加尔文教得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延续下来。
桑巴特的奢侈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现象分析，一种享受欲望的无限渴求促发了资本主义的发生，桑巴特的理解实际上来自人的世俗化欲望的无限膨胀产生了资本主义，文艺复兴之后人的欲望的现世化力量。特勒尔奇认为的，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理论总体上是没有道出历史的秘密，特勒尔奇认为，资本主义应该归因于文艺复兴后欧洲的世俗化的发展。在这样的对比后，可以看到韦伯的命题的意义就在于韦伯实际上进行了一种经验分析，韦伯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与特勒尔奇和桑巴特的分析是统一的，韦伯与他们的区别在于韦伯强调了加尔文教的重要性，韦伯的问题在于，加尔文教是在一种强势的外在形态下对现实的支配性力量，但实际上加尔文教在世俗化的总体趋势下本质上是被动的，立论的重点，就成为希腊精神发展出来的异教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中，异教的世俗化力量处于对基督教的进攻之中，韦伯错误将加尔文教看作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而没有看到实际上异教的世俗化力量才是资本主义起源的真正原因，韦伯只是分析了加尔文教的强势的外表，而没有更加深入分析其实加尔文教只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韦伯对加尔文教的情感使韦伯在现象面前止步不前，加尔文教在希腊理性精神面前总体上是一种退守的力量。韦伯的这样的理论的困境在他自己的分析中就显露出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清教徒的创业者坚守的新教伦理在第三代身上往往就不存在了，“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样，在韦伯的理论的背后应该有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的更宏大的源流，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西方的合理性精神，韦伯的合理性是希腊精神的新教化了的变种，不是对整个希腊精神的现代形态的总结。韦伯的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韦伯的复杂性又间接弥补了韦伯立论的不足，尽管韦伯有时是无意识中达到这种状态的。
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解释所有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定义了一个并不能涵盖所有资本主义现象的概念。韦伯的命题就显示出两面性，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只是韦伯关注的现象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主要形态，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所有形态的定义，这样来看，韦伯的命题就存在很大的片面。另一方面，韦伯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种主流形态，韦伯对这种形态作了透彻的描述，韦伯的命题这样就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标准的资本主义的定义，可以包涵所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就遇到一个对资本主义的现象的定位问题。广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之后的一个社会阶段，如果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作为资产阶级走向历史舞台的标志，那么，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这几百年间，就是资本主义出现的酝酿期。韦伯的资本主义出现在加尔文教出现的时期，路德教的天职观念结合了德国人的身份stand观与上帝的召唤，这样两种两种元素，但路德教没有完全从虔敬主义的神秘性中解放出来，路德教没有对现世的支配性这样的一种动机，这样路德教就失去了将工具理性外在化的力量，路德教与天主教的来世的禁欲主义有更亲和的关系。韦伯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始于加尔文教开始后的时期，充其量，韦伯的资本主义分析就是一个延续了几百年资本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的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现象的分析，清教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主流形态，韦伯是从历史的一个断面进去的，其片面性和合理性就这样表现出来。
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的韦伯已经受到尼采很深的影响，韦伯以欧洲的精神谱系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本来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的一种补充。尼采在1881年西尔斯－玛利亚森林悟出的永恒轮回思想主要由是这样的观念：欧洲精神由几种基本的精神类型综合而成，韦伯后来将其形象说成为诸神之争。尼采将每一种精神还原为基本形态，欧洲精神就是这几种精神形态的对立统一：尼采将每一种文化精神看作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每一种精神不会生成成为其他精神，生命是自身内在的自在自为的行为，所以尼采不是英国式的进化论者，英国式的进化论者只看到地球表面的外在性联系，没有看到一个整体的生命形态是不会突变成其他的生命形态，除非这些演化的生命形态本来就存在于一种本源生命的深处，斯瓦宾格从这个角度分析了歌德和达尔文的本质区别，尼采也延续了歌德的立场；另一方面，尼采认为不同文化精神可以统一起来，尼采提出了“综合”这样的一种文化态度，尼采认为希腊精神就是综合周围东方精神产生的，怎样综合产生一种新的精神？尼采认为每种文化精神合而不同，相互激发，希腊本土的精神在这样的激发中提升了自身的境界，综合不是互相成为一体，而是在外面刺激，每一种文化精神从外面吸收营养促使自身生长。那么，从尼采这样的德意志的思维方式，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异化物化行为，在希腊精神的内部就潜藏着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就是希腊精神的现代性形态。尼采对西方精神的谱系学梳理就是将现代性定位，而且预言现代性的未来走向。尼采这样的思考运用到欧洲几乎所有的精神谱系分析中，尼采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精神一直到现代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精神全部梳理了一遍，未来欧洲的精神走向也就万变不离其宗。
如果按尼采的思维方式来看韦伯问题，资本主义也就是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的后续事件，资本主义也就是随着中世纪之后的人的主体性建立起来的历史形态，社会的运作方式的形态，资本主义的理论思想家就是培根、笛卡尔、霍布斯为代表的，随后有康德和黑格尔等。基督教来自对希腊精神的一种发展，希腊理性精神和基督教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基督教精神经过尼采的还原也就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在现代性时期，基督教精神在超越希腊精神时没有现世的超越性可能，一旦现世的欲望被唤醒，基督教就失去了根本的抵抗力量，基督教只有通过压制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样在主体性唤醒的资本主义时代，基督教就面临根本的困境。上帝之死就是已存在的基督教之死，怎样走出现代性也就是呼喊更本真的基督信仰，使欧洲理性精神达到更高的综合，这是尼采对现代性出路的思考。韦伯基本上接受尼采的这些思考，但韦伯对新教有很深的情感，韦伯没有延续尼采的未来思路。从尼采的分析角度，加尔文教只是与世俗化的人本主义趋势相协调，加尔文教在基督教的价值内在转化方面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加尔文教客观上规范了人的世俗化的欲望，填补了价值转化时期的空位，这样加尔文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获得了平衡点。加尔文教表面上看是一种强势力量，本质上是一种被动性力量。韦伯为什么对清教有这样的情感，韦伯的母亲是清教徒，韦伯对母亲的道德实践在内心充满崇敬；也可以看到，韦伯对英美的清教资本主义充满情感，对俾斯麦的民族国家主义充满厌恶，韦伯情感的重点在于为德意志寻求现代性出路，韦伯不像尼采那样对欧洲的整体的未来性进行思考，这样，韦伯思考的关注点就有别于尼采，韦伯更加关注了德意志现代性的细部。
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有两个关键成分：欧洲理性精神和加尔文教；欧洲理性精神，韦伯实际上指的就是希腊文化精神，基督教在韦伯看来，也是从希腊精神中发展出来的。加尔文教是路德新教的发展，加尔文教形成了一种清教精神。韦伯的这样的谱系学梳理延续尼采的思路。韦伯的为什么只有欧洲才产生了一种普适性的理性精神，也就是说为什么希腊精神才是普适性的世界精神。这是韦伯真正想思考分析的问题，在这样的提问的前提下，韦伯分析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是希腊理性精神的现代表现。韦伯的立论中，理性精神是第一位的，也就是希腊文化精神，基督教精神是建立在希腊精神之上的，加尔文教是基督教中促使理性精神对现世的支配性的能动力量。理性精神决定了行动的合理性，算计的工具理性，以保证获益超过投资；清教的禁欲主义保证获益行为是一种入世修行的内在伦理行为，获益是为了映证被选。这就是韦伯定义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加尔文教的上帝与人的绝对的差异使人在世界上的生活成为了孤零零的苦行，加尔文教的预定论没有确定的外在证明，只能求助于入世修行的功绩，修行和信心相互加深是入世修行行为与理性精神相结合，得救的渴望与被弃的恐惧这样一些情感控制在理性精神之内，理性精神使加尔文教徒将现世的经济行为作为一个长期的理性的有计划的稳定的行动，这样使理性的资本主义自发产生出来。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赚钱本身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行为与纯粹的获利行为区别开来，赚钱行为不是为了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天职，是一种入世修行的内在个人伦理行为。韦伯将加尔文教的对世俗的支配的积极行动作为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也就是说，韦伯分析了加尔文教为精神内核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态。
看到了清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不能完全概括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态。韦伯的立论只是对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谱系进行了分析。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的分析作为一个扩展开来的话题，应该定位在理性精神这样一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关系之上，在加尔文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普适性这样的角度，韦伯的分析只是局部分析，加尔文教是理性的宗教。韦伯强调了加尔文教的去巫魅，去偶像化功能，加尔文教徒的旷日持久的信仰虔诚，如果这样的旷日持久的修行没有建立在坚信自己被选的前提下是很难解释这种现象的。上帝对钱财的看法虽然影响了加尔文教徒的钱财观，作为钱财的获取只是映证被选的证明，占有财富的渴望也应该是入世修行的基本动机之一。韦伯的加尔文教的盈利行为与禁欲的矛盾也就是人自身内在性欲望的矛盾，富裕的清教基督徒将欲望限制在财富的积累上，这本来就是一种欲望的扭曲形态。韦伯过于美化了这样的一种形态，一种禁欲的欲望满足，上帝只是充当了最后的自我说服的通道。
尼采对基督教的理解看到了欧洲不同民族对基督教的接受产生了不同的基督教，基督教在欧洲南北方的不同形态往往是不同民族对基督教的接受方式不同，基督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不同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韦伯说，基督教是纯粹欧洲的宗教；韦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对东方说话。韦伯对清教的态度是对德意志的未来命运的一种态度，韦伯对德意志的复杂情感，韦伯的入世修行是希望为德意志寻求振兴的良方。韦伯的德意志的本位立场，也使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考打上了这样的立场的印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韦伯向更博大境界的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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