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家卫电影《2046》中的慢板曲中，我度过了2008年的最后一天。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轻盈起来，身旁落叶纷飞。然后，我回想起我的童年，那一些黯淡而又宁静的日子。那次，也是春天，我在北大电影院看《2046》。节目结束时，发现只有我一人。人只有变老，才能够穿越时空回到从前。奇怪的是，只有这样的心境，我才没有寂寞的感觉，才不会忧郁。我爱上了这样一个“我”，一个柔软、温暖、轻盈的我。这样一个我——看透,放下, 轻盈，随缘, 从黑暗的深沉中来，走出黑暗的光体，不再依靠什么东西，走在有光的傍晚的河边，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伸展着，恢复了对天地的细微的敏感的感知, 一种温暖宁静的感觉，感受着生命中的美好并且处于这种状态不会坠落……
每到过年，一个人外面听着稀稀落落的鞭炮声，觉得伤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母亲让我和兄弟们大年初一在一起过年，可是兄弟之间未必都能说到一起，再者如今的春节越来越世俗，纠缠着太多的利益。我唯一想陪母亲，她又总唠叨，总是给我提一些其他话题，我很厌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了。我唯一想做的就是一人读圣经，或者休息，哪儿也不想去。其实，在当下中国生活，是很没有人情味的……又想起了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里的话，“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彷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我还有需要记忆起的人吗？只有一些伤心的人和事，提醒着我，日子在一天天地长，白昼在一天天变短。我这是怎么了？又变得和少年时候一样伤感。人可以对周围的一切愤愤不平，人可以诅咒自己的命运，但在最后一刻只能平静的撒手而去。请不要说一些劝我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过客，寂寞地走着自己的沙场……
在夜晚，一个人寂寞的时候，随意翻翻鲁迅的书。我已经很疲惫了。但是，我不想回转身。“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都忘却的，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经过了将近10年的生活、碰壁、历练和反思以后，精神上选择了信靠基督，颇不宁静的内心终于有了落定，然而，此后依然还有挣扎，许多时候，我的生命就消耗在“旧我”和“新我”之间。
又到春天，窗外下着小雨，S城的春天，短暂而又寂寥。城南的植物园，土壤松软，河水清澈。一个人走着，感到是那样柔软。2008年，是寂静和平静的一年。上半年里，忙着在北大听课，无暇顾及别的；到了下半年，终于有了闲暇时间，于是开始写作，完成了《北大的学而思》，算是对北大听课做了一次总结。接下来的日子，坐下来耐心地翻一些书，输理一些东西。2008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我告别“旧我”脱胎换骨的一年。这表现在：
第一，属灵层面。我信靠了基督，多年以来疲劳的精神求索告一段落。以前有许多错误的文化认知，我用属灵的我（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来更新“旧我”（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在这一前提之下，我把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以及现代文化之中的鲁迅，都看成是一种文化范式，这些对人格的建立和丰富心灵的维度很重要，我也不拆除，只是这些文化必须自我更新顺服于神。
第二，属世层面。写作对于我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一种职业，除非是出于荣耀神而非荣耀个人的缘故。是的，不能实现的善不是有力的善，只能说明自己属灵生命的弱小。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自身发光。为此，我抛弃了自己身上虚空的“知识分子立场”，真诚俯下身子，接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从这种基督徒的“痛”出发，看待自己和社会的病理。为了增强介入现实和做事的能力，为了做世上的盐和光，我也在研究这个世界的“狼道法则”、“厚黑学”、“潜规则”和所谓的人情世故，这样做不是说要做一个浑身充满“狼性”的人，而是出于更新社会的需要。
当下文化界流行的“狼文化”的本质是丛林法则、兽性原则，是为了人的私欲不择手段破坏人际、社会、环境和谐的产物。他指出，从《圣经》而诞生出来的“羊文化”的卓越在于它告诉了人们：人不是神，人自身存在着多种的罪性，人尤其是权位者必须要受到足够的监督和制约；而且人的罪性靠自我的道德修养是根除不了的，必须靠悔改和信靠真正的上天方能被清除。所以人必须谦卑、温顺、顺服规则、敬畏上天、制约罪恶、千方百计地用制度来制约人的罪性。他说，羊文化的精义就是：奉献、牺牲、担当、我死你活、爱、服务、双赢、敬畏上天、谨守规则、温柔、善良、宽容、多元、民主、圣洁、公义、慈爱等。
曼德先生指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并非个人自由的张扬，而是每个中国人需要养成尊重秩序和规则、对自己的欲望和本能做一定的克制的习惯。而从根本上看，就是每个中国人要深刻地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和罪性、悔改认过、敬畏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先生当年所提倡的“尊个性张精神”，显然还是理想了。鲁迅的文化哲学是“生命本位主义”，鲁迅和尼采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指出这个实体对人的压抑和强制，并且都认为这种终极虚构来自于生命的衰败，并且造成生命衰败。这样的理想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能做到。而面对更多的大多数，怎么操作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问题，从范美忠事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范美忠在网络发言论，因为某些言论而遭到批评和反思，本来是一件有益的讨论，可是，从一些“高调”地鞭挞范美忠的人们身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愚昧、虚伪、懦弱、无耻、专制、虚弱、自负……那种由对人性缺陷反思而带来的包容态度，还是太缺乏了。对于这样精神残废的乌合之众，我们还能鼓吹什么人自由的张扬和个人权利吗？不，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与“五四”不同的是，我们的知识界今天不能再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而不去强调个人的道德、社会责任和义务，否则这就与唯我主义者和一般的个人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同。当知识分子议论的思想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时，议论就会变质，思想蜕变成自我，自我中权力和金钱的成分（所谓摸得着的东西）增加，健康的气息越来越少。不独中国有这种现象。早先读赫尔岑的随想录，那些本来是各国的精英的人作了流亡人士以后，也是逐渐变得一团糟。与其说这是知识分子的病，不如说这是专制下所有有想法人的病，是一种处于沮丧环境中的人的通病。我这里最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普通大众，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对于生活之中的苦难，不再如先前那样，从鲁迅那里吸取精神力量，纯粹依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艰难支撑着去战胜绝望。鲁迅选择自我生命的创造，这是他的自由选择。鲁迅那个时候，中国处于半殖民状态，所以鲁迅对国家主权的问题思考非常深入，还有他的实践行动，他负起了中国命运的烛火这样一个问题。而我所处的时代改变了，受到很多压制，这是我思考问题的一个背景。我并不反对有人继续当鲁迅，承担这么多的社会责任，只要他有这样的勇气，有韧性继续做，值得人敬佩。关键问题是，我不是鲁迅。我只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艰难谋生、目睹社会残酷黑暗、在冷漠人世苦苦挣扎的不愿放弃个人尊严的民间读书人而已。我从一些坚持虚空知识分子立场的读书人那里看到，他们没有鲁迅身上鲜明的人间情怀和信仰情怀，只有一些变味了的“知识分子立场”，我不要这一些高调的论调。
2008年，我陆续看了一些电影。比如《肖申克的救赎》、《耶稣受难记》、《十诫》、《阿甘正传》、《现代启示录》、《美国往事》、《美丽人生》、《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是《肖申克的救赎》，影片中安迪对希望作了很好的诠释：“forget that there are … place … in the world that are not made out of stone, there is something … inside … that they can not get to … that is hope ”（不要忘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这是一个最深刻的悲剧，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强加在人们的头上，犹如安迪没有杀人而在监狱里呆了20年。但幸好安迪还有着希望，还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只要心存希望，即便上帝已死，上帝亦在每个人的心中。在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和道德伦理体系中，我们都无法逃脱被监视的命运。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写的那种全景敞视式监狱的状态：在环状监狱里那无所不在的监视的目光，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的无处不在。一般的人只能在制度中慢慢地被同化了，最后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布。看过这部影片，你会再次认识这样一个哲理：执着、勇气和坚持是怎样使一个囚犯获得新生的。这个动人的故事让我很多次泪流满面——我其实就是安迪，也一直像安迪那样生活，有一对想飞的翅膀，有一颗热爱自由的心灵，也正因为此，没有什么能囚禁我的灵魂，自由就在我手里。在S城生活的10年时间里，虽然一度陷入软弱的挣扎里，可是我始终相信，应该有一种力量提升和支撑人类。现在，我终于确信，这是主的爱。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已经明了，苦难是神的管教，神这样做，目的是要我回转，离开背逆的道路。苦难是撒旦的攻击，在我跟随主的路上，撒旦常把手伸进来，叫人受苦，给我许多的折磨，挑起人的误会来对付我，鼓动人的怒气来践踏我们，甚至连我的性命也要夺去，迫着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使我丧失我们所有的，目的是要我活在伤心愁苦里，就背逆主，离弃神的道路。苦难是神的造就，人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少有机会经历神。没有几个人愿意丢弃安逸去经历神，但神却不愿人长久作个愚味人，永远在属灵的事上作婴孩，不能体贴神的心意去作成主的计划，神就兴起难处来造就人。苦难使我们配得神的荣耀，神要我们在受苦的事上，来学习接受神的美意，这就是苦难的价值。神就藉着各样的难处，各种的环境来对付我们，叫我们脱落我们本相里的东西，使我们增加属灵的份量，经过苦难使我们进到完全。
关于信仰
在当下中国生活，仅仅是生存问题就足以把一个读书人吞噬掉。在为生存而努力时，往往会忽略信仰的建造。信仰建造是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与神的这种生命关系时，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没有对永恒的关注。而只为这些暂时会朽坏的物质而奔波劳累，却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生存也就失去了意义。《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天上的飞鸟，不耕种也不收获，上天尚且要养活它；田野里的百合花，从不忧虑它能不能开花，是不是可以开得和其它一样美，但是它就自然的开花了，开得比所罗门皇冠上的珍珠还美。你呢，忧虑什么呢？人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多了，上帝会弃你不顾吗？”可能是我还没有完全否弃完全破碎“己”吧？还不能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样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主，我的内心还在为世上的事而忧虑……可是，有了主的大爱，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
这几乎是一种宿命，人类都是在一直面对生存的切实问题又在思考着终极的问题。不可能给你一个象牙之塔，让你在那里面思考人生，设计人生。面包和信仰，总是纠缠在一起。我不做什么“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儒家“君子”，而要做一个大写生命的人，至少——不仅要做一个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的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还要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
捷克总统、思想家哈维尔说：“……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前些年里，我过多注意外部世界的作用，现在明白了建设精神主体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刚皈依的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还比较弱小，还需要用主的话语喂养自己，主的话是我属灵生命的粮食和营养。于是，我经常读《圣经》，不断祷告，还在福音影视网收看了大量牧师的讲道证道信息，比如远志明、唐崇荣、张伯笠、刘彤、赵莉、江秀琴、李慕圣、范学德、杨义谦、曼德……特别是江秀琴牧师的《内在生命的建造》和唐崇荣牧师的《21世纪的问题和困惑》，尤其让我难以忘怀。感觉江牧师讲道更感性，她多以身边的事情为例子作讲解，而唐牧师的讲道更有逻辑，更有条理，而且旁征博引，以其自身对信仰的成长体验，使原本艰涩的神学理论很平实地被听众理解，并发出挑战，激发思想，进而在圣灵大能下接受救恩，听起来的确受益很多。前一阵读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 看到一半, 觉得索然无味, 不知所云。虽然他从小受的是基督教的影响, 但后来被其他的文化所冲击, 再到老年又回到基督教上来。他的情形就如亦工所说: 是文化基督徒。将基督教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 择其一而从之, 似乎都谈不上信。现在看来，林语堂还是信仰上的混合主义。当然在神的启示下，关键在于自己。我一直觉得信仰还是要自己的心灵直接和神的爱亲近，牧师不过是引导很多观点，不能因为牧师而遮蔽了一些我们的认识。我固执地以为，学会认识下层工人的苦难生活和工作状况，才会增进我们的信仰。愿我多多蒙福，以文字和自我的行动做一点一滴改良人心的工作。我必须在圣经话语的基础上，借着祷告以及生活中经历，触到那位真实的神，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我的生活要学会依靠他，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靠着自己或周围的人来生活。我在生活中经历到的神，能够使我建立与他的直观的信心，因为我真实的触到了他，这不是从任何别人的口中见证建立的信心。“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太7:25】
过去，周围环境让我痛苦，我的思想认知也让我痛苦，我已经付出了代价。如今，一切都应该结束了。佛教密宗中有一个理论,一个忧郁的人和想自杀的人,是因为另外一个世界不好的生命体在侵蚀他,我们要接近阳性的,驱除这种阴性的东西。不断重复阳性的思想念头心理,成为习惯。我们就会远离负面,让习惯痛苦的心来习惯幸福。学会用阳光躯散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吧，把受伤的内心复原。的确。能伤害自己的只有自己。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积极的生活，可是，在很常时间里，丑恶的现实吞噬了我。是我还没有参悟人生，走出不良文化信息对我的束缚，回到自然状态的我，成了一种必然。散播阳光还是散播黑暗负面，的确需要强大信仰的支撑。不断重复正确，直到习惯、相信，到改变自己。
停止心灵的痛苦吧，我的问题还是太执着“旧我”。男人的痛苦就是与社会的竞争，几番沉浮,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我的伤源直接来源于苦难变态的现实，有一点，诊治的很有道理：多情就是我的病根，对这个世界无法放下。环境太恶劣，人的素质确实太差。人生的种种享受是需要好的心境的，而贫困会剥夺好的心境，足以扼杀生命的大部分乐趣。解决痛苦，确实不太容易啊。“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希腊和后来的哲学家喜欢引用来规劝世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认识你自己”理解为认识你的最内在的自我，那个使你之所以成为你的核心和根源。我认为，人的基本性格是难以改变的，也不必刻意改变。性格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正确地使用，使之产生好的结果。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认识承认人类自身罪性与有限性的事实，是拥有博爱、诚实、圣洁与良善。人如果不信靠上帝，只注目于物质世界，就会“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传道书1章18节）
我的痛苦表面上来源于社会的失败，深层次上来源于一种价值的被破坏。表面上的失败，容易修复，深层次上的破坏不容易修复。真正的痛苦乃是葡萄枝无法住在葡萄树上的痛苦……对此，我一面寻求个体的独立生存，一面寻求精神的超越。既然我无法改变荒漠的人心和灰暗的现实，就只有一条路：跳出渺小的自我，认识自己的有限，摆脱“小我”的控制，活出生命的快乐。用基督在生活中去行，而不再“执着”。这是一种明智和自知，而不是自我安慰，再说，我在自我担当自我生命的创造之路上，经过了艰苦的实践。一个人成长脱变必然要有所经历,上帝通过苦难来管教人。基督信仰让我明白解救的力量来源外在，而非自身。《坛经》主张顿见自性，因此，也大力宣扬自力自度的主张，如“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照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佛学让人智慧，基督信仰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佛学看世界很透彻，可是，我们不仅需要透彻，更需要道路。佛学认为，修行,就是远离痛苦和烦恼,得到幸福和解脱。心修好了,智慧自然开启。慈悲柔软,是学佛的习性。可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总在和世俗人生交道，我们无法回避。佛学我们放下苦乐，放下执着，佛教禅坐的终极教导是“放下”。不去牵挂任何的事物！分离开来！即使连定( 平静 )都不该去执着。佛学认为，醒悟，并不表示对世间的憎恶，而是心的清清楚楚，了解到事实是无可挽救的，世间本来就是如此的。明白了这一点，你会放下执着，以一种既不是快乐也不是悲哀的心放下，透过智能观察，了解到“诸行”的自然改变，而住于宁静中。佛学启示我，先学会内心的宁静愉悦。不要去想以前,不要去想以后,不要去想将来,不要去想占有,就感受现在的愉快, 丢掉所有所知障，丢掉脑子里面所有负面的垃圾，停在这个美丽的时刻。人生苦海无边，假如你喜欢寻找痛苦，那么菩萨也无法拯救你了。
先前，我的心理充满不平和暴力,不和谐不幸福。社会的问题比较大，比较多,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在此，我无意开什么药方。我研究鲁迅时忽视了一个前提：鲁迅在成为鲁迅以前，他也研究了诸多宗教。将鲁迅打回原形，找回自我。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鲁迅才有于世搏击的历史机遇，而现在呢，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体制化和商业化的社会。再用鲁迅式的面对人生和世界的方式，显然是不行了。我从鲁迅所讽刺的老庄身上，找到了认同的精神因素，从鲁迅所无法皈依的佛学和基督信仰上面，重新找到了启示。
我过去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我研究鲁迅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的过犯行为，我的导师找错人了,所以到最后我痛苦。鲁迅就是我的过去，鲁迅实际上肯定了痛苦，而没有超越痛苦。社会不美好的现象始终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我就近距离生活在其中，没有人能做到过而不染，只是要做到不让他停留在我的内心，的确不容易。我们不要放大错误和黑暗,要放大光明和正确。这就需要感悟到自己身上的佛性和神性，而佛学和基督信仰给了我亮光。
佛学认为，幸福不是我们的归宿,忧伤不是我们的归宿,内心的宁静和快乐才是我们的归宿。佛学不压抑人的欲望，而是转移人的欲望。而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不是转移，而是直接面对。所以，我对佛学总是不能真正接受。
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有血肉的俗人，而欲望太强烈，是痛苦的根源。放弃欲望谈何容易？心中充满世俗的欲望的时候,带给我异常的痛苦。“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基督徒Y表面上是有信仰，也喜欢俄罗斯文学，写小说，一度为我所欣赏，但是，我发现她有一种自我圣化的倾向，自命属灵,排斥异己，成了拯救别人的天使了，多少是虚幻的。她那种回避自身问题，“唯我独尊”式的高高在上的布道，让我厌恶。因为，我从她的自恋倾向观察到，她对现实的困境不去正视，她口口声声“只为主的道争辩”，感觉很空。才女G的文字风格自恋，封闭，阴郁，缺乏健康积极的向上力量，而且，冷冰冰而僵硬得没有一丝生气，这都是与我生命互相背离的。G有种“才女式”的自恋情结，虽然有文才，然而，像温室里苍白的花束，缺乏生命。Y有种属灵的骄傲，她的信仰无法深入落到现实生活里，缺乏生命力。我均不认同。在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为何德米特里不能爱卡捷林娜，虽然她是那么高贵、富有、美丽。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没有燃烧的热情和在爱里的真正的卑微。我更重视文字背后的真挚、细腻、质朴，那是基本的健康人性的流露，而不是才华的炫耀和自我内心的骄傲。爱是卑微的，就像基督为了爱人类所做的一样，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卑自己，是为了高举爱，而不是高高在上去挥洒爱。神叫人明白，生命是因为高举爱而高贵和永恒的。那样的爱情是神爱与人爱的结合，世俗男女之爱，不过是情欲的宣泄。我认同鲁迅，向来反对取消价值关怀。也因为此，我对文字的作用产生疑问，文字虽然可以写得很美，但不能让人的心灵也变美。我讨厌被世俗化和知识化污染的成年女人，这与我的真性情有关。
而我和M的问题，仅仅因为不得已的环境没有遇见合适的知己有关，都有生命的热情，都有渴望自由生命的心态，所以，心灵相通。尘世间的绝大多数男女，都喜欢别人爱自己欣赏自己，而自己却不愿意如此做。但是，真正的爱是需要付出的。比如G和Y，都想从别人那里自私地索取爱，而不去付出。如此下去，怎能获得真爱？ 我喜欢的是才女不假，可是我是不会和一个不愿意付出的才女在一起，这是由于我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的。我一直尝试剖析自私自恋的“己”，努力依靠信仰提升自己。我不能容忍一个自私自恋的“己”，所以，也不能容忍同样的知识人。我反复问自己，爱就那么重要吗？我现在的回答是“不”。爱可以抚慰孤独，却不能也不该消除孤独。如果爱妄图消除孤独，就会失去分寸，走向反面。一切人间的爱都不能解除形而上的孤独。然而，谁若怀着形而上的孤独，人间的爱在他眼里就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深度。我发觉，世俗的感情如果不在主里安居，就不长远。人的情感太有限，单薄了，很容易消耗。神是爱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心和灵只有被神所充满，才不会孤独。神是第一位的，与神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亚当夏娃，本来是爱情甜蜜，二人合为一体，但犯罪后关系破坏，互相指责，推卸责任。我固执地认为，如若没有灵里相通的爱，没有主的做保，任何婚姻感情都不牢靠的。一般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丧失最初的新鲜感。如若没有灵里相通的爱，没有主的做保，任何婚姻感情都不牢靠的。只有二人一起追求神，最终才能到达二人合为一体的境地，灵与肉的完全联合，那是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的状态。我们的罪和一切的痛苦都源于我们跟神关系的破坏，违背神的诫命，离开神。所以追求与神关系的恢复和亲密是我们首先应该做的，然后是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我在认识神的过程中，认识自己。
站在基督信仰的角度，我开始反思某些狂妄、自负、冷漠、世故和傲慢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这一些人以将来能够成为“海归派”、官僚阶层、“民主斗士”、知识精英为荣，他们知道如何冷嘲热讽地批评社会，却不愿意出让自己任何的一点利益。事实已经无数次雄辩的证明，高等教育只能让人拥有渊博的知识，却不能让他拥有高尚的灵魂。在人性面前，卑微和高尚都会集中出现在一个知识人身上。只有经过社会生活的历练，并且在神的话语的启示下，而不是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不是仅仅从西方教科书中获得力量，知识人才可能使自己的一点理念变得具体和深刻，变得丰满和世俗。才不至于使自己成为空洞的高调者，甚至最终成为社会大众的反对者。
我开始反思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是万物之中心（出发点）。《圣经》创世纪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从这里看出，人是受造之物，并非宇宙中心。平等、自由、博爱这口号很好，但总觉得不太现实。陀氏也怀疑人文主义。李零先生把孔子从圣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清理，是把几乎所有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丧家狗”。这种去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的清醒，也让我认同。是的，谨守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要心存幻想，制造圣人，或者假托道德为稻粱谋。知道这一点，可以让已经礼坏乐崩的世界不会变得更可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哪种知识分子的品质比有自知之明更重要，这大概是李零心里最想说的话。孔子还算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现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失败感看起来带有调侃的意味，其实是沉重的。我从鲁迅那里，也看出了知识分子命运的失败。在病态的“国学热”兴起时，给“知识分子”还原，也是必要的。我也在反思，作为存在主义者的鲁迅实际上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宗教情怀和人间情怀。“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这一些引进来过来的概念，如果脱落了基督教知识背景的话，就会变质。“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很让人误解为自私主义和不负责任，即便我们这里没有神学的背景，但是，我们有儒学的背景。我们不能推脱自己基本的道德责任。林贤治先生说：“鲁迅有一种很强的自我反思的能力，这就把他跟一般的唯我主义者、一般的个人主义者区别开了。”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写了一副对联给他：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托尔斯泰代表了人道主义，而尼采代表的是个人主义。鲁迅对这个评价是首肯的，个人主义（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在鲁迅那里是非常突出的。
最近以来，我浏览过的一些关于基督信仰的书：
《圣经》（中英文对照本，中文采用简化字的“新标点和合本”，英文采用新修订标准版即NRSV版）。（我也参照了恢复本《圣经》）
(俄) 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本书第一部分为《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第二部分收录的是《无根据颂一一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次。
[美]G.F.穆尔 著,郭舜平等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五次印刷。
孙毅：《〈圣经〉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1版1次。
索伦•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
葛培理：《人啊，你往何处去?》，江西省基督教协会发行，199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里程：《游子吟》，校园书屋出版社，2001年4月简体字五版。
盖恩夫人：《馨香的没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1996年5月出版。
鲍伯•班福德：《人生下半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辛杰米、梅定恩：《疾风烈火》，吴氏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2月修订搬。
艾米尔.路德维希：《人之子——耶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2版。
宋尚节：《喻经故事》，星辰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陈泽民：《基督教常识答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美]华理克：《标杆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第一次印刷。
[荷] 赫尔曼•巴文克：《基督教神学教程》，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卓新平：《基督教知识读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2月地五次印刷。
罗明嘉 黄保罗主编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汤姆•华森：《系统神学》，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莱尔：《暗夜大光》，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赵松编著：《〈圣经〉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计文：《跨越死亡》，中国基督教协会发行，199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弘文主编：《圣经精语及灵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次印刷。
王怡：《与神亲嘴》，自己印刷文集。
希克：《上帝与信仰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次印刷。
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
何光沪：《天人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任清编著：《世界名画中的圣经故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加)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寥诗忠：《圣经智慧》，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董子竹：《圣经东方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
陈俊伟、谢文郁、樊美筠：《灵魂面面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次印刷。
以马内利修女：《活着,为了什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孙尚扬、刘宗坤 著 汤一介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关于文学
我是个性情中人，中学时候写诗歌，敏感，多情，执着，求真，理想主义，天性善良，早年文弱，工作以来，经受历练，饱经忧患，是痛苦的精神求索者。除了鲁迅以外，在现当代文学作品里，根本缺乏像我这样性格的文学人物形象。
我经常想，中国作家根本无法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作品，也很少有人用心能读懂伊凡的痛苦。我们的文学作品里不仅缺少伊凡这样真正痛苦的人，也缺乏德米特里和阿辽沙这样的人。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是一个苦难哲学的守护者，但是，他没有伊凡那样的高度。我们的读书人或者作家，多的是怨毒、自私、冷嘲 、清高、抱怨、矫情、感伤和哀怨类型的。
因为信靠基督的缘故，我也做一点基督教文化关联中的鲁迅思想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和儿童文学产生了兴趣。
像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有时候，因为他们的思考的丰盛程度，使他们甚至可以抛开文体上的思考，而洋洋洒洒。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小弟弟“阿廖沙”、《罪与罚》里的“索妮娅”，《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里的“玛丝洛娃”，都是善良和爱的形象的代表，让人感到非常有力量，有温情，有爱，有希望。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里特别多，在整个欧美文学里也非常常见，尤其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等，更是这里面的最高、最美好的理想化身。俄罗斯文学中的善的人物形象有很多，中国文学之中这类人物何以如此少? 中国的“好人”形象，几乎都是在“世外桃源”中完成的。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桃花源。在中国，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坏人的小说，写得好的情节都是“尔虞我诈”。“好人”形象，难道只能成为我们的想象吗?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和欧美作家的差距所在。中国作家似乎更注重描写现实社会、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写这样的东西，自然很难发现“好人”。俄罗斯作家除了描写现实，还写自己的理想，比如理想中的人物。曹文轩下面一段话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当陀氏被“不朽”、“意志”、“上帝”、“原罪”、“神”、“魔鬼状态”、“人”这样一些念头所纠缠时，中国的小说家们还在为“粮食”和“房子”操心，为下岗女工、通货膨胀、交通混乱、洪水暴涨、官僚腐败而焦愁，在想厂长之想、村长之想、小民之想。油米酱醋柴，毁了我们的文学--即便是没有被毁掉，也使我们的文学陷于格调低下的困境而显出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这反应了中国普通人生存的焦虑。文学所要关注的问题,与政治家和老百姓,以及知识分子关注的都有所不同。当然,有些作家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重叠的。我的看法是，要把中国作家描写现实的特长发扬下去,在此基础上关照形而上的问题。当下中国的作家能否从政治、社会、尘世、物质等的局限里突围出来，进入到一种心灵和信仰的纬度上来观照，从而写出善的人物形象呢？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任务。无奈的是，油米酱醋柴问题,或者说馒头问题，至今仍然困饶我们，压制我们的精神空间。从这些局限里突围不是很简单的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再准确一点，就是要有信仰。
几十年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最大的缺点是片面性，特别是对欧美文学传统的认识有片面性。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学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莱、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神曲》和近代以来的弥尔顿、班扬、歌德、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骚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雅尼、雨果、诺瓦利斯、施莱格尔、霍夫曼、霍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们的创作，与《圣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非常紧密的联系。
下面的书单，是我浏览过的一些关于基督信仰与文学传统的书：
朱维之：《圣经文学与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次印刷。
金丽：《圣经与西方文学》，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三次印刷。
陈召荣 李春霞：《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古敏 云峰 ：《圣经文学二十讲》，重庆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次印刷。
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第一次印刷。
梁工 卢龙光：《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四次印刷。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四次印刷。
卢军：《救赎与超越——中国现当代作家直面苦难精神解读》，齐鲁书社，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次印刷。
齐宏伟：《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二次印刷。
赵林：《暮色中的十字架》，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孙彩霞：《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叶舒宪：《〈圣经〉比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次印刷。
俄国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要著作很多为宗教小说，且直接引用了基督教中的许多神学思想和《圣经》话语。他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圣经》之影响。所以，针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的阅读下了工夫：
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次印刷。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中短篇小说选》
2-《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3-《死屋手记》
4-《罪与罚》
5-《白痴》（上、下）
6-《群魔》（上、下）
7-《少年》
8-《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
9-《书信选》
(俄)罗赞诺夫: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冷满冰：《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
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边12月第一次印刷。
(美)马克.斯洛尼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德)赖因哈德•劳特 著,沈真 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赵桂莲：《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法]安德烈•纪德,余中先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德] 赫尔曼.海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此外，还有：
雷永生：《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次印刷。
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6月第2次印刷。
(俄)列夫•托尔斯泰：《生活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2次印刷。
关于儿童
佐西马长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光辉的圣徒，他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临终感言向人民昭示了上帝救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佐西马长老临终训言的爱有四个类型：爱罪人，爱儿童，爱自然，爱上帝。陀氏在整本书中对儿童的大量描写就是要强调童年生活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多么大啊！善待儿童就是在维护一个生命能健康地长大。那些深陷罪恶的人们的内心都埋藏着童年所受的创伤，这些伤痕是一生都无法消失的。
在路上，阿辽沙见到六个小男孩欺负一个小男孩，他们在互相投石块。阿辽沙就去保护那个受欺负的小男孩，结果出乎意料，他却狠狠地咬阿辽沙的手指，血都流出来了。为何他恩将仇报呢？这又是一个咄咄怪事。看来世间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阿辽沙的大哥德米特里为一些私事在一家酒店当众殴打和羞辱了他的父亲----一个退役的中尉。这个小男孩拼命地呼求有人站出来制止这样的恶行，却没有人理会，他积蓄的满腔的愤怒和仇恨今天就集中地发泄在阿辽沙身上了，因为他知道他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一员。一个孩童的心灵是明净的，一旦被暴力侮辱的乌云所遮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悲哀呀！他会带着复仇的眼睛来看世界，最终他会在失望中宣告，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没有任何美丽高尚的东西，他的人生也就没有了航道和灯塔，这种人性的迷失，是谁的罪过？我们能谴责他的父亲吗？他也是为了维持贫困的家庭才答应老卡拉马佐夫去为他办事的。我们能谴责德米特里吗？他也是在命运的紧急关头被别人伤害而羞恼成怒的，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他打的人是个父亲，是个丈夫，他只是倾斜着对命运嘲弄的反抗和抵制。我们能谴责这个伊柳沙吗？他只是个懵懂的孩子，心灵已在目睹父亲受辱的过程中，失去了孩童的纯真和应有的善良，他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们能谴责老卡拉马佐夫吗？他本来就是个恬不知耻的小丑，如果谴责可以发挥作用的话，他早就改邪归正了，他把自己的羞辱当做自己的荣耀，甘愿沉在罪恶里，就是天使也无法唤醒他的灵魂，更何况是谴责呢？那么，我们该谴责这个世界吗？世上所有的被造都闪烁着上帝的荣耀和光辉，除了从人类心灵溢流出的罪恶的毒液，谁能无视这纯净世界的吟唱呢？就是人类灵魂的乌云足以遮蔽太阳的容光，整个世界的一草一木，日月星辰，小鸟麋鹿仍在歌唱上帝的慈爱和宽恕，谁能阻止呢？我们只能谴责和诅咒那个旷野里聪明的精灵，它诱惑了夏娃，它试探主耶酥，它控告约伯，它在人类的灵魂里播下的毒根，搅扰着爱和友谊的萌芽，最终将在上帝的恩典和同在中，被焚毁，被替代，被遗忘，那时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人类，将诞生。在废墟上，将有幸福的玫瑰快乐地绽放，也将迎来永恒的和谐和没有罪恶缠裹的幸福。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阿辽沙在伊留沙墓前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段文字是我曾读过的最感人的文字）：
“诸位，我们快要分手了。我现在暂时还要照顾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就要去流放，另一个病得快死。但是不久我就将离开这个城市，也许长久地离开。诸位，我们快要分离了。现在让我们在伊留莎的石头旁边互相约定，第一，永不忘记伊留莎，第二，永不互相遗忘。以后我们一生中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有二十年不见面，我们也仍旧要记住，我们是怎样殡葬一个可怜的男孩，他曾在桥头被我们用石头扔过，你们记得么？但以后我们大家又怎样爱起他来。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善良、勇敢的孩子，感到父亲名誉上所受的痛心的侮辱，因此要起来反抗。所以首先，我们要一辈子记住他。即使以后我们忙于办重要的大事，有了显赫的地位，或者陷入了某种巨大的不幸，——你们也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这里感到多么美好，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由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在我们爱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或许会使我们也能变成一个比目前实际的我们更好一些的人。我的小鸽子们，请你们允许我叫你们小鸽子吧，因为你们全很象鸽子，很象那些美丽的蓝灰色的小鸟儿，现在，在我看着你们善良、可爱的脸庞的时候，我的可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们还不了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因为我的话往往说得很不清楚，但是你们一定会记住，而且将来总有一天会赞同我的话的。你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高尚，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的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美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嘲笑人们所流的眼泪，取笑那些象柯里亚刚才那样喊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的话的人们，——也许我们要恶毒地嘲弄这些人。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怎样坏，只要一想到我们怎样殡葬伊留莎，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天里我们怎样爱他，我们怎样一块儿亲密地在这块石头旁边谈话，那么就是我们中间最残酷，最好嘲笑的人，——假使我们将来会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也总不敢在内心里对于他在此刻曾经是那么善良这一点暗自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最大的坏事，使他沉思一下，说道：‘是的，当时我是善良的，勇敢的，诚实的。’即使他要嘲笑自己，这也不要紧，人是时常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的；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诸位，他刚一嘲笑，心里就立刻会说：‘不，我这样嘲笑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不能嘲笑的呀！’”
我的女儿也已经6岁了，属羊，可爱，活泼，聪明，淘气，性情。回想起我那匮乏单调的童年，我越来越重视儿童的教育。我的指导思想，培养健康独立的人性。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独立、善良、细腻、真挚、修养，都是不可缺少的品质。
我给她精选了动画片和童话，给她买的故事和学拼音碟子，她都喜欢……现在，我给她看了《人鱼公主》、《海底总动员》、《快乐的大脚》、《功夫熊猫》、《阿甘正传》、《虫虫特工队》、《狮子王》、《宝莲灯》、《白雪公主》、《哈里波特》、《龙猫》、《千里千寻》、《阿拉丁》等。纵观中美日动画片，我发现了不同之处：中国动画缺乏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不缺好的动画制作技术，然而对环境、人物的表现单一，不能很细致逼真地描绘场景和人物，也缺乏夸张惊险的动作，含蓄有余，动感不足，缺点是缺乏人文思想；美国动画的特点是，人物形象细腻逼真，环境更是恢弘壮观，哲理强，人性化，但是不唯美；日本动画片里的矛盾冲突不多，画面干净唯美，无一不服从于美的需要。根据女儿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我让她重点看《人鱼公主》、《龙猫》、《千里千寻》和《虫虫特工队》、《狮子王》等。比如在《龙猫》中，宫崎峻打破了自己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类私欲导致人类毁灭的传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那单纯而懂得给予懂得去爱的一面。影片之中有这样一个感人的镜头，妹妹先随着会直立行走小龙猫钻到草丛与灌木组成的绿色长廊里，然后掉到洞里，最后掉到了龙猫神奇的森林世界。去魔幻世界是孩子们的梦想，宫崎峻在尝试去圆孩子的梦想。当女儿看到这样这样的场景时，她竟然告诉我她也想居住在里面。看看金色麦田的舞蹈、听听松涛草浪的声音、品品清风细雨的低吟……自然是那样的可爱，人与自然能如此的和谐。当人们疲惫于城市的喧嚣之时，若能静下心来看看《龙猫》，一定会有回到童年的感觉。
童话故事方面，我则精心选择了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中的名篇，《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已经都给她讲过了。
现在小孩子都压力不小，要学很多东西，我注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相比一般小朋友，她的启蒙教育不错，都是在我指导下进行的。我想，不能因为出于对现实世界丑陋虚假的瞒和骗极度憎恶，而不对孩子进行真善美的教育。我坚持认为，正是因为现实生活的虚无和人性的全然败坏，才必须对孩子进行真善美的熏陶。
于仲达 ： 1974年10月出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近年以来，从事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圣经文学研究。著有《坚守与突围》（2004年已出）、《后鲁迅时代的精神突围》和《中国式生存——一个奴隶的手记》、《北大的学而思》（待出）。作品散见报刊杂志和网络。代表作品： 《当代中国文学灵魂纬度的根本欠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导读》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等。QQ：357101154
2009年2月9日 写在去杭州前夕 安徽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