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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阅读”与“阅读史”

2022-01-17 09:14 来源:文学好书榜 作者:洪子诚 阅读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大家能够多读一点书。

——洪子诚《“阅读”与“阅读史”》

《 “阅读”与“阅读史” 》

个人阅读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

过去,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对于“阅读”这个问题,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我们很少会想到。

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历史变迁:“阅读”在历史上的变化,纸张、印制、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如在欧洲,专门供书写、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阅读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

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记录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

读者和书本建立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质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感状态……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与期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过去,我经常去北大旧刊阅览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当然,现在旧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精装本跟平装本,横排或竖排,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书的厚薄程度,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比如说,诗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现在有些诗集很厚,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觉得很不舒服。

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是纪念福建的一个诗人的。他一辈子热爱诗歌,不仅自己写诗,还为培养当地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活动,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省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会,出版他的诗集。他健在的时候,没有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所以,这次就将他全部的诗都收进去,有六七百页。这当然是好意,但是对读者来说,就有点尴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诗人的创作,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从头读起吗?读了六七百页你还有没有感觉?选读的话,又从哪一页读起?座谈会上,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我说有点怀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常常几十页,一百来页。我说读诗的时候,手中应该是轻的感觉;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留。薄的诗集,拿在手里,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说的也许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个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读选本还是读全集。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大家不会去读《全唐诗》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赶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是读《莫言文集》好呢,还是读他的一些选本?其他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读。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选本不大放心,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因为有的选本带有历史的、个人的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大信任选本。

另外,我们读书有时候可能会“想当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他山的石头记》,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时代,写作、阅读是怎么进行的,采用什么方式?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现代社会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在先秦、战国时代,写作是刻在竹简上,那么,一部书他要刻多长时间?是写作者自己刻还是雇人来刻?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文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一部书要多少竹简才能容纳全部内容?这些竹简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能够读到它?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细想。“书籍”的物质条件,对写作跟阅读肯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制约。

开玩笑说,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和情绪。我前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阅读史》,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个人类乎读后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编辑说,书的质量一般般,你们就别定价太高,要不读者不愿意买。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二百多页吧,定价38块钱。38块钱多还是少啊?其实我真有一点内疚,会问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钱吗?2011年我应广西那边的几所学校的邀请去讲课,住在南宁的一家旅馆里,晚上没事就翻看他们放在房间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单”,里面有一个鸡蛋炒饭,定价也恰好是38块。这样一对比,我就放下心来,无非就是一份鸡蛋炒饭嘛!不过,现在也有相反的:有的书定价如果太低,销路也不好。因为有的人有很多钱,喜欢买漂亮的书。读起来感到舒服,即使不读,摆在书架上,也显得漂亮气派。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书籍有一种“饥渴”感,现在这种感觉已经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们的李保民老师聊天,说80年代初他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在听完课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钟时间,赶紧跑到书店看今天有没有来新书。现在谁还会有这样急迫的心情?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被大量的书包围,每年出版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获得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我也是这样。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钱,第一次买的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那种拥有自己的书籍的感觉,那种快乐,现在的人不容易体会。所以,就是刚才所说,现在是书籍拥有人的时代,而不是人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就像现在有钱的人被金钱所拥有,当权者被权力所拥有。当人被书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非常渴望读书的心情。

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时候,那时CD唱片在国内还是稀罕的东西,价格也昂贵。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出借。我就到图书馆借回来听,或者复制在录音带上。借到一些心爱的唱片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现在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乐的引进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当当网”看到一些引进版的古典CD在降价,5块钱一张。而以前同样的进口CD要卖到一百多。所以,东西来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轻易获得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书的重读

有些书我们可能读一遍,有的可能会重读,甚至会读多次。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来说,对重读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有点害怕,怕重读可能会破坏当初美好的感觉。读巴金的小说是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新中国又刚成立,对未来有一种热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爱那种激情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写作,当时很对我的胃口。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小十来岁。他是岁数比较大的时候才读巴金的,因为在国民党政府“解严”之前,大陆作家的书籍在台湾都被列为禁书;所以他读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后。他就提出一个疑惑:巴金为什么评价那么高?在他看来就跟中学生作文一样。他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艺术性,包括文字,确实有许多问题,有的文字比较粗糙,感情不够节制。但是我初中读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有的地方还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汉语课,选用巴金《家》的鸣凤自杀的那一段,有一些词句的解释他不太拿得准就来问我,我就重读一遍。我顿时对年轻时候的痛哭流涕产生疑问,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所以这次重读,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觉得如果不重读的话,保存50年代的那种心情,在我这里就是一笔财富。但是重读就把这个“财富”丢掉了,有点可惜。所以,有的时候,就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重读过去喜爱的书。

不过,总的来说,随着知识、鉴赏力的增加,重读通常还是利大于弊。不知大家有没有读过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几年前我到俄国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列捷尔金诺的“作家村”参观他的故居。有人说他的诗比他的小说写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诗人。不过,他的长篇《日瓦戈医生》反响更大。这部长篇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国,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出版社。当时是冷战时期,因为它的出版,也因为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部长篇,引起了轩然大波,《日瓦戈医生》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角力的平台。结果在苏联当局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写了检讨,发表公开声明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我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是因为1958年读了《文艺报》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这部小说很反动、很恶毒。可是当时,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大陆都没有中译本,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没有读过这部小说。中译本在中国大陆1987年才出现,1987年读的感觉,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反动”“恶毒”。当然,它的确是对苏联十月革命的质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贵族出身的医生,开始的时候,也是对革命很向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为旧俄的专制制度非常黑暗、腐败,许多人都认为需要一场革命来改变这个旧世界,改变人民群众痛苦的生活。但是,革命之后,日瓦戈发现情况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主要是从精神的角度,来观察革命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症。他发觉空谈、说大话空话、说违心话和做违心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日瓦戈把这个现象叫作“心脏微细出血”

我想,这是这些知识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当然,在冷战时期,这种从精神层面对革命的质疑,在当时环境下面,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批判它反苏反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重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执着于一个点有关系。我在《我的阅读史》中的《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有提及此变化。我觉得里面也不只是被动地忧虑革命产生的精神后果,也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尽管是微弱的。在强大的历史和相对无助的人的生活关系上,书里似乎也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历史”虽然拥有巨大的对个人生命的裹挟、吞没的力量;但是,个体生命的“节律”,也不见得就能被取消,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恒性更为重要。

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

而且,我也对书里写到的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有了当初没有的好奇。感觉大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就融合在里面,形成他们有关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理解。所以,日瓦戈最后因落魄而死,他的恋人拉拉并没有过分悲伤。书里这样写,“植物王国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近邻,在大地上的绿色植物中,在坟地上的树木间,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转化的奥秘,这正是我们一直要解开的谜”。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不仅包含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命题,而且有更丰富的内容。重读中这些跟过去不同的发现,来的虽然有点晚,但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阅读是一种“克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印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西川

西川

智利有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聂鲁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影响不小。我们上大学喜欢诗歌的,都读过他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这首诗写于1948年,袁水拍当年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是歌颂社会主义苏联、谴责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政治诗,但艺术水平的确很高。在50年代,聂鲁达在我们眼里是位气势磅礴的革命诗人(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共产党员);但是到了80年代,通过翻译的选择和阐释,聂鲁达就变成一个爱情诗人了。在80年代,中国有一个“告别革命”的潮流,聂鲁达被革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删除”的大量爱情诗,这个时候就被重点选择、放大。现在大家记忆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按照西川的说法就是,一个聂鲁达受到太多的赞誉,另一个聂鲁达就无所收获。关于这个问题,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滕威教授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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