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化批判，对知识分子来讲，是独具魅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是以文化批判为天职的。知识分子总是坚信在文化上能够最终解决各种问题。但是，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大都流于空谈；而相反，由政治所发动的文化批判，往往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从建国以来，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所走的实在是一条文化批判之路。这条文化批判之路，虽非坦途，但亦绝非遍地荆棘。考察一下这条文化批判之路，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批判；知识分子；魅力；本质；偏激
Criticism of culture road
Abstract: Cultural Criticism, intellectuals, is charming. In a sense,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is critical for the duty. Intellectuals have always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cultural issues. However, the intellectuals carried out by the culture of criticism, mostly empty talk; but on the contrary, by launch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riticism, often have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From since 1949 until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are taking is a culture of criticism on the road.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he road is not easy, but it is certainly not going to over and over. Look at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he way, for our culture, no doubt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ultural Criticism; intellectuals; charm; nature; extrem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Xin Ruoshui, formerly known as He Xiaohui, Liaocheng in Shandong Province Dongchangfu District al battalion secondary school language teachers.
（一）文化批判的魅力
文化批判自有其魅力，如果它没有魅力，我们又怎么会走文化批判之路呢？那么，文化批判的魅力究竟何在呢？且听我细细道来。大抵知识分子都是爱做梦的，并且做的不只有飘飘欲仙的好梦，而且还有治国平天下的清秋大梦。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致君尧舜，或者为帝王师；帝王塌台了，但政治还在。政治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而知识分子参政呢，既不叫追名逐利，也不叫捞取个人利益，而是叫做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又怎样承担社会责任呢？首先要学会说漂亮话，冠冕堂皇的东西要张口即来，并且定要发自真诚，而不能够让人看出自己不过是“逢场作戏”。其次呢，要有战略眼光，同时又鼠目寸光，并且这战略眼光必须为鼠目寸光服务。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这样的，不是的，只有极个别的如此。知识分子为什么而生呢？我想，就是为文化批判而生。既然要搞文化批判，那就要与社会有点距离，而不能羼合一块儿，到时候，就没法说出公允的话来了。说实在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批判有许多迷信的，他们总以为文化批判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实际上，知识分子所搞的文化批判，其作用很有限的。就像写写杂文，指摘时弊吧，这作用实在不是很大。文章写出来了，时弊照样存在，那还是不写的好。但是，有一种文化批判，却是强大的，那就是由政治发动的文化批判。譬如从建国以来，对胡适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处理，直到文革，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黑八论”的批判，以及批林批孔，这走的全是文化批判的路线。对于由政治发动的文化批判，知识分子开始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它克服了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批判的局限，而能够造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的洗礼，那和知识分子搔痒痒式的毛毛雨，是不一样的。不只我们的知识分子兴奋得不得了，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也羡慕得直流口水。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不说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于是，有的知识分子便学了个样儿，那就是“全世界知识者联合起来”。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严格的纪律；可是，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就千难万难了，因为他们自由散漫惯了，除了打嘴仗，没有别的本事。知识分子的弱点太明显了，但他们最大的弱点却是，为自己向往的东西毁灭。由文化批判，发展到文革，既是历史的进程，也合乎逻辑的路线。由政治发动的文化批判，它的立脚点是政治，而不是文化；它所以发动文化批判，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而知识分子所搞的文化批判，其着眼点与归宿都是文化。文化能不能解决政治的问题，这很可以讨论，但政治要解决文化的问题，那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但是，我们一般不主张，用政治的方式解决文化问题，文化上的事，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文化与政治不免有些磕磕碰碰的，对于文化来讲，最大的护身符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政治正确，那文化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家和和睦睦多好，树和影子闹啥别扭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政治是树，因为政治不只是树；我也不是说文化是影子，因为文化不只是影子。树虽然瞧不起影子，他总是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但许多时候，影子还觉得自己是树呢，你看我，哪儿不和树一个样子啊？文化批判在开始的时候，确实魅力四射，批判跪下的武训，就是有理，站起来的中国人，又怎么能够留下一个跪下的影像呢？批俞平伯的红学思想，虽然可以商榷，但是实在给“小人物”长脸，甚至在文革，批《水浒传》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极其深刻的。但是，文化批判的魅力归魅力，它毕竟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大的创伤，许多人批胡适的时候，是很不情愿的，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同样很成问题。用雷厉风行的政治手段来解决文化问题，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文革是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但是冤案却不是从吴晗开始的，胡风比他要早许多。只是不知“三十万言三十年”的胡风，有没有勇气在九泉之下祭起文化批判的大旗。
（二）文化批判的本质
文化批判的本质是什么？这似乎是不需要思考的。因为它已经明确宣称文化批判就是政治批判。但既然是政治批判，为什么还要挂文化批判的招牌呢？看来事情决不那么简单，说实在的，政治一直想向文化修透的，政治的目的就是把文化变成颂歌文化，至于所谓的讽刺、暴露、伤痕，都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应该通通去掉的。政治在改造文化，并且是以一种伟大的真诚来改造文化。然而，我们一直忽略政治的这种伟大真诚，以为所有的颂歌文化，不过是奉承拍马。真心的歌颂，不仅有，而且是主流。虽然如此，政治把文化改造成颂歌的文化，从总体来讲，是不好的，因为这实在是使文化丧失了其根本的批判功能。揭露阴暗，指摘时弊，这究竟好不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批判过还是鲁迅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的观点。揭露、讽刺，是用来打击敌人的，如果用在革命队伍内部，确实很成问题。革命的队伍，当然是纯洁的，向上的，但是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些缺点或者错误；而这些缺点、错误，又如何得到弥补、纠正呢？捂着，盖着，当然不是极好的法子；但若去揭露，一方面不为人欢喜，另一方面也让人误解。比较保险的法子，大抵是沉默吧。如果像萧军那样，顶风直上，虽能得正直之名，却也会触霉头。王实味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搞什么野百合花，批什么新的等级制度。他虽然是义愤填膺，却也是过于天真。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朱德总司令的话牢记在心的好，八路军有功，为什么不能歌？共产党有德，为什么不能颂？当然如果你按着这话推下去，那就是：难道反要去歌颂反动派么？军人对文艺的看法，是直肠子：但是，这种歌功颂德的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面对着歌功颂德，文化确实陷入了两难。歌颂，那自然是真心的，但是让歌颂的对象改正缺点又有什么不好呢？然而，既然歌颂，那形象自然是高大全，又有什么缺点可言呢？建国以后的文化批判，实际上是延续的延安时代的传统。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那是作为敌人打击的。虽然毛泽东说：如果胡适过来，可以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馆长；但我们熟悉历史的人，却很清楚，实际上，是牛棚、批斗会在向他招手。然而，胡适毕竟是聪明人，溜得快；以致于对胡适的批判，成了缺席批判。这边硝烟弥漫，那边却叼着烟斗，呵呵地傻笑，在傻笑中，大抵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吧。“我胡适何许人也，竟值得他们万炮齐鸣”。在当时人们眼中，胡适自然反动透顶，，可我们现在，却又宝贝得不得了。有人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则是胡适的世纪。想来，这胡适是能够压倒鲁迅的，但这也只能在一些人的理论想象中吧。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并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相反，倒是胡适的那些反动思想死灰复燃了。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文化批判，虽然本质上是政治批判，但毕竟还有一点文化。而只要有一点文化，知识分子就可以翘翘尾巴，觉得自己有多粗多长。在文化批判中，最能翘尾巴的，大抵就是胡风了；像俞平伯这样的老前辈，早就把尾巴藏起来，或者割掉了，在人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副温柔敦厚的面孔。如果把胡风的悲剧，全往别人身上算，那是不怎么对头的。他的悲剧，75%是自我的，只有25%是别人强加的。我们现在自然可以说，胡风忠肝义胆，一片赤诚，可当时，他确实有自身的问题。一则，他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确实曲解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二则，他讲以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旗帜，更是胡闹。鲁迅本人是不喜欢做什么旗帜的，即便被奉为旗手，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可能以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旗帜呢？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旗帜，这才叫政治正确。胡风是没有必要上三十万言书的，知识分子的狂妄与自大，害苦了他。可以说，胡风是在最为根本的文艺思想上提出了异议，我们现在说“异议”，而在当时，就是唱反调。因为触及了根本，所以才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胡风的价值，确实不是很大。他所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实在了了。文化批判，在胡风这里到了极致，也上了绝路。胡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而并不是时代的、民族的。
（三）文化批判的合理性
文化批判的合理性安在呢？其实，文化批判的合理性就是改造国民性的合理性。在我们现在看来，改造国民性虽然不过一个神话，但这神话却曾经为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信仰。知识分子较之普通民众，总不免有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不是来自人格魅力，而是知识本身。知识能让人感觉到优越，我想，这是知识本身的罪过。什么东西，让我们找不到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这种东西，才应该成为我们真正的追求。以为自己有那点可怜的知识，而觉得高人一等，那实在很可笑的。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高人一等的人存在。如果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定然是被魔鬼盎惑了。改造国民性本身，就渗透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但是，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成效是很小的，所以， 鲁迅 先生讲，只能从知识分子入手，至民众，将来再设法。所以，改造国民性就成了知识分子自编自演的戏剧，和民众并不相干。知识分子脱离民众，是很常见的；并不只是知识分子瞧不起民众，民众同样瞧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因为有点知识，所以好高骛远；而民众呢，虽然书本上的知识不多，但社会上的道道，却懂得极多。无论是让知识分子去改造民众，还是让民众去教育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放下架子，那民众的架子就端起来了。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讲，知识分子和民众，还是各安本分，谁也不改造谁的好。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文化批判也就丧失合理性了。其实，文化批判的合理性，是不能在理论上空对空的，而应该放到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建国以来的文化批判，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都是政治大批判；况且，即使是政治大批判，我们也不能够一棍子打死，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其合理内核。对于别的批判，我且不说，我只重点考察一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不是宣传了封建的思想，这并不是核心问题；真正核心的是对武训这个人的评价。如果勉强和武训拉关系的话，我和他也算得半个同乡，但对这个只爱下跪的同乡，我并没有多少认同。不过，看在同乡的面子上，我抄一段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为他唱的赞歌：“至于武训，则虽不必有上帝之信仰，然而他以一乞丐，而念自己未能求学，即终身行乞，以其所积蓄设学校，以使他人受教，则正表现一宗教性的至诚。……他为了办学校，完成他人之教育，而向老师与学生拜跪，望他们专心教，专心学。他在此不向神拜跪，他为完成学生自己而向先生向学生拜跪。这些学生、先生们之人格，无一能赶上他。但是他向他们拜跪。他向人格比他卑下的人下跪，为的使比他更卑的人上升。这个伟大，在原则上，高过了对与我为敌的人之宽恕。这是一种同一于上帝之精神。向人下跪，可以说是上帝向人们下跪，……这是上帝之精神之匍匐至地，以恳求人之上升于天之象征。上帝化身为空无所有之乞丐，莫有父母，莫有妻子，莫有门徒，莫有群众。更重要的是莫有知识，莫有受教育，莫有灵感，莫有才情，不自知为英雄，不自知为豪杰。最重要的是，不自知为圣贤，且亦莫有使命感，而只自知为一乞丐，在一切人之下之乞丐，以肯求人受教育，而完成他自己。这是上帝之最伟大的一表现，人类宗教精神之一种最高的表现。他是为了完成世间人之所要求，而崇拜文化教育之本身。而武训之这种精神，则是从孔子之圣贤教化，对人类教育文化之绝对尊重之教来的。”（唐君毅《孔子与人格世界》）唐先生对武训的吹捧可以说是到极点了，把下跪的武训等同于上帝，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吹捧，更见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我们并不是说武训的人格成问题，他的人格没有丝毫问题，他真正的问题，不是人格，而是下跪。下跪，成了他的行为艺术；对于这样的行为艺术，我们怎么能够认同呢？我说过，站起来的中国人，不能留着跪下去的侧影。唐君毅先生吹捧武训，完全是从象征意义上吹捧的；而我们对武训进行文化批判，也是从象征意义上着手的。而实际上，武训除了下跪，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只是一个乞丐，而且是死后为意识形态所玩弄的乞丐。
（四）文化批判的偏激
其实，文化批判都不免偏激的。也正因为偏激，才会深刻；也正因为偏激，才能够唤起人们的激情。如果都是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允执厥中，那也就不叫文化批判了。文化批判并不是多么可爱的东西，而毋宁是一种武器，也即是那个时候常讲的：“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延安时代就讲，党有两支队伍，一支拿枪杆子的队伍，一支拿笔杆子的队伍。在战争年代，笔杆子要像枪杆子一样打击敌人；而在和平年代呢，笔杆子则主要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表面看来，文化批判应该是温良恭俭让的，而实际上，却弥漫着硝烟味。更何况，人们直接声称，文化批判就是政治批判，那硝烟味就更浓了。文化上的问题，怎么讲都好讲，可只要牵扯到政治，就一头虱子怎么也搔不清了。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正确的底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视为反动阶级。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化问题，当然很有效力，也非常简单，只是，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成了门面话。不过，说实在的，由文化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如同由吵嘴到谩骂，都是合情合理又顺理成章的。知识分子除了打嘴仗就是打笔仗。如果我们看了知识分子所编的文学史，总以为文学文化是受到了政治的茶毒。可稍微一寻思，就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外在的政治又怎么可能虱搔清楚知识分子内部那多事呢？都是知识分子在挥舞着大棒，横扫别的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自相残杀的责任，推卸给政治，这也确实很成问题。这哪里还是什么文化批判？和打架斗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是悲剧，那最大的悲剧就在这里。在偏激中，在自相残杀里，文化批判的合理性也就失掉了。其实，我们考察一下文化批判之路，似乎看不到多少悲剧的存在，而只有许多深刻的观点在那里熠熠生辉。我们可以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错误的，但却不会否认批判本身的深刻；我们可以说对胡风的处理是不合适的，但却不会否认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可以说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冤枉的，但不会否认这种批判服务于更高的历史目的；我们可以说对“黑八论”的批判是荒谬绝伦的，但却不会否认这是为了实现文化的创世纪；我们可以说对水浒的批判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却不会否认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打中了要害；我们可以说“批林批孔”不过是打倒孔家店的翻版，但却不会否认，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历史的进步。可以说，建国以来，直到文革结束，所进行的文化批判，都是带有两面性的。在一面是偏激的，在另一面，又是合理的。现在，我们对文化批判的认识，是带有偏见的，仿佛所有的文化批判都是知识分子的噩梦；其实，即便真的是知识分子的噩梦，也不是别人造成的。把一段历史完全抹黑，自己也未必就多光荣。对于偏激的东西，我们是有很多警惕的；对于文化批判的偏激，我们的警惕性更大一些。因为，我们实在不想吃那么大的亏了。然而，有一点，又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往往偏激的东西促进历史的进步。开始觉得偏激，后来也就觉得正常了。从根本上讲，是无所谓偏激不偏激的。就像五四时代，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当时何尝不被封建卫道士认为偏激呢？可我们现在呢，到处都是自由恋爱，也就无所谓偏激不偏激了。提倡白话文，不同样被认为偏激么？可我们都用白话文写作了，以前的偏激也就变成现在的正常了。文化批判，当然比较偏激一些，但是，它的成果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观念里，我们也就觉得很正常了。历史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孤立的看。静止的真是真非，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是非，都是动态的。开始是真的，后来会变成假的；开始是正确的，后来会变成错误的。就像文革吧，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全盘否定，就会落入十八层地狱。以后的人们，会逐渐地认识到，文革并不是地狱的；它同样是人造的世界，可以为人理解；甚至人们会觉得，那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时代。虽然历史有赖于人们的书写，但是，我又觉得，真正的历史是永远无法用文字书写出来的。甚至历史本身会化做一种深深的情感，徘徊在人们的心头，久久不会散去。
（五）文化批判的末路
我们讲文化批判的末路，实际上是指政治批判的末路。因为建国以来的文化批判都是由政治发动的；文化本身是没有力量发动文化批判的。文化批判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然而，文革结束后，以政治批判为本质的文化批判，就不再为人们所认同，也可以说是走向了末路。虽然也有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热情，甚至有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警惕这种以政治批判为本质的文化批判，他们担心文革会卷土重来。虽然雷声大，雨点小，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一些人还是噤若寒蝉。其实，所谓的精神污染，也是很模糊的概念。究竟什么是精神污染呢？这和环境污染不一样，废气是可以呼吸到的，废水是可以看到的，而噪声是可以听到的；而精神污染，就只能凭感觉——即政治感觉来判断。若说色情文化是精神污染，我想，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色情文化，几乎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构不成对政治的威胁。所谓精神污染，大抵即是指从西方传入的那些思想、主义、学说，这是为正统的马列所不容的。那时候，全盘西化的思潮，也是存在的，所以清理这些西方思想的污染物，也就显得极为重要。然而，这些文化批判，虽为政治所发动，但却局限在了文化的范围内，而没有发展成政治批判。这当然是与警惕文革的错误相关的，但又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所成就的思想解放的功劳。把文化问题局限在文化的范围内，用文化的手段，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对知识分子来讲，确实是极好的事情。然而，文化批判走向末路，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文化批判的末路，会使知识分子从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而再也找不到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知识分子虽然做不了英雄，但也不会成为祭品。其实，在建国以来直到文革结束的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是扮演了两种角色的，一种是英雄的角色，一种是祭品的角色。批胡适，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海瑞罢官》，批林批孔，批水浒，在这些浩大的文化批判中，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或者说“小人物”，都何尝不以文化英雄自居呢？批人家的时候，自己是英雄；挨人家批呢，则又变成了祭品。文化英雄的感觉，固然好；可祭品的滋味，不仅难受，更让人觉出了许多悲凉。正所谓“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既然明知道自己也会被批判，那又何苦去批判人家呢？若人人都这样想，那文化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知识分子不总想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么？可为什么要投入那么疯狂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呢？也只能说不得已吧。明摆着，有政治的大手，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你若不批，那就先批你，于是便有了许多违心的表态。论说，违心的表态是不必负责任的，可真正有文学良知的人，譬如巴金，就不停地忏悔。而实际上， 巴金 先生是不必忏悔的，因为他没有做什么错事。该忏悔的不忏悔，不该忏悔的，却在那里撕心裂肺的忏悔，这真成了咄咄怪事。以政治批判为本质的文化批判，确实该结束了，而实际上，它也走向了末路。其实，对待文化批判最好的态度，就是让文化批判真正成为文化批判；把文化批判变成政治批判，并不是全无好处，但是，这样实在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文化要发展，定要有比较自由、开放的环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才不会有思想罪。因为思想而被定罪，这可以说是心灵的专政。我想，认同心灵专政的人，不是很多吧，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是认同的。其实，对心灵的专政往往有极崇高的目的。文革的目的，就是非常崇高的，文化批判的目的，同样是如此。我不能说远离崇高的，因为人们都有崇高的诉求；但是，远离心灵的专政总是可以的。我不想因为以政治批判为本质的文化批判走向末路，而欢呼雀跃；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说实在的，对于所谓的文化批判，我还有自己留恋的。我知道客观公正的态度是什么，但我又有自己的喜好与偏爱。我总以为，文化批判可以发展得很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方知识分子不就对我们的文化批判非常着迷么？在他们，文化批判不过一理想，而在我们，却是曾经的现实。“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文化批判的冷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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