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现象是，在研究郭沫若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将鲁迅和胡适作为价值参照。鲁迅的精深与独特，不同于郭沫若的驳杂和变化，而胡适的自由与理性也是郭沫若所欠缺的文化个性。如果偏爱某个作家某一方面特性，就会形成某种理解的前结构，从而影响到对另一个作家的客观与公正的评价。评价或分析一个作家需要有比较思维，但比较不是为了单一的肯定，而是对双方不同特点的确证与把握。郭沫若是一个丰富而驳杂的精神体，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色彩，有两面性和多样性。对其研究应从驳杂中发现统一，从多样里阐释其独特性，如对郭沫若人格个性的分析，学界所提出的“青春”、“政治”和“分裂”等说法都有部分合理性，如果只从单方面看，又会遮蔽了他的另一面。郭沫若的精神个性和文化成就有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所谓综合性，即缺乏某一方面的纯粹与精深，而具有某种包容与驳杂；所谓复杂，就是由时代规定和主体选择所形成的矛盾性。
我们应坚持时代与个人的统一与互动性，有这样一个时代创造了这样一个人，反之，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离开历史和时代语境，是难以将郭沫若说清楚的。认识和准确评价郭沫若，要有社会历史态度和丰富的时代感。郭沫若的文化思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随着社会权势的变化而变化，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新传统。可以说，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化大师，他的文学创作、文化学术都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态势，这种变化又与现代中国社会权势的不断转移发生着密切联系。现代中国的人、事、物都无法绕开世界与中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西潮的冲击促使中国自身的改变，在传统之外常被置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和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积极去应对和思考，寻找解决现实困境和文化危机的观念和方法。科学、民主、进步、自由、革命和宪政等等，都曾是现代社会追求的摆脱社会危机的基本理念和方式，科学、民主、进步是现代中国最为基础性的知识概念，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观念谱系，革命和宪政也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方式，郭沫若一生始终坚持科学和民主，崇奉理想和进步，投身于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由于社会权势的不断转移而带来郭沫若思想、情感的不断变化，更影响到他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实践的丰富与复杂，甚至是两种或多种不同乃至完全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共同存在于郭沫若身上。他的每一项工作都取得非凡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既赞颂者提供了依据，也为批评者提供了理由。这样，郭沫若研究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既需要有回到现场的历史语境意识，取同情之态度和眼光，设身处地理解郭沫若，同时还要立足当下，要有个人体验和现实立场，让郭沫若的丰富意义不断向当代敞开。郭沫若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不能将其与历史场景、社会时代和个人感受隔离开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郭沫若，也有一个时代的郭沫若研究，包括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问题。郭沫若研究应主要是文学、思想和文化的历史研究，当然，是由现实而激活的历史，是向不断现实打开和释放意义的历史。历史不是单一的，有着人物和事件的普遍和特殊，必然和偶然，延续与断裂，整体与碎片的交错与杂糅。发现和解释历史，既不能盲目崇拜遮蔽，也不可简单否定，更不能以反思和解构的名义将历史虚无化和碎片化。以“对着干”的“逆反”思维，对历史说“不”的心态难以发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是”的合理性。另外，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审慎的分析比斩钉截铁的判断更接近历史，判断相对分析来得容易，判断是简单的结论，分析则要具体、深入，判断有情绪因素的参与，分析则需要理性的力量。郭沫若的研究如果需要重新出发的话，则应该增加理性的分析，一味的颂扬和简单的抛弃都无法满足人们对郭沫若丰富性的认知和期待。
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应着眼于个人与时代、审美与功利的复杂选择，他有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历史贡献，在一个历史不断发生转折的时代，能开风气之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也就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无法作为师法的楷模，成为经典的范本，但他的开创与后来者的建设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国新诗史上的郭沫若就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物，尽管对他的诗有争议，褒者认为是开了一代诗风，贬者则斥其为诗的口号派，显得平庸。但无论怎样评说，都不能抹煞郭沫若在新诗发展中的开创者地位。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第一次亮出了新诗创作的旗帜。次年的1月，《新青年》杂志4卷1号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以白话文创作的几首新诗，可说是新诗的一次集体“亮相”，标志着新诗写作正式进入了它的“尝试期”。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诗人因其艺术的粗陋、诗味的寡淡和情绪的简单而缺乏诗的感召力。恰在此时，郭沫若的一系列诗作出现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如同横空出世，引起了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女神》的出版奠定了新诗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其雄浑、自由的风格有力地推动了新诗艺术的发展。
大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传统诗歌精深纯美、源远流长。现代新诗形式自由、意义丰富，它呼唤并表现着自我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追求并创造着形式的灵活和意义的繁复。就其意义和文体形式而言，它行走于自我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的夹缝之间，彷徨于选择和创造的两难。现代新诗生长于晚清的“诗界革命”，偏重于文体形式变革以适应社会时代和自我的双重需求，实现“我手写我口”的声音与文字的统一。途经“五四”时期沈尹默、康白情、刘大白、刘半农等白话诗的实验与探索，新诗走向直白与自然，真正实现现代诗歌精神与形式大变革的则是郭沫若。他的意义在于为现代诗歌“松绑”、“解套”，以形式的自由和抒情的自我为审美目标，引“太阳”和“大海”等意象进入诗歌构思，并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郭沫若有着不计审美后果的大胆和真诚，是他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从而也就具有可以超过而不能越过的伟大的历史地位。郭沫若的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了“五四”的时代精神，也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五四是一个打破偶像、讴歌自我的时代，崇尚科学、民主，赞美创造、青春和力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和《匪徒颂》等作品，为那个时代的“狂飙突进”提供了最富想象力的证明，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标志。郭沫若在《女神》中对自我的歌颂，对创造与新生的崇拜，对科学的肯定，对理想和进步的浪漫设计，都传达出丰富的现代性精神观念。
郭沫若以大胆而无所顾及的抒情方式表达着对时代的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而这又恰恰成为后来者所诟病的地方，说他的诗有滥情的嫌疑。诗的表达在抒情，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常识，也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抒情的方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启功先生就曾说过，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歌则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①。从“长”到“嚷”，再从“想”到“仿”，简单地看是从胸腔到头脑再到手的过程，实际上，它表明诗歌越来越远离人的情感和心灵，而走向了智性和模仿的道路。郭沫若让诗歌回到了抒情的基点，它的诗歌的抒情方式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时代——在声音与自由里实现诗歌写作的天马行空地和完全自由，始终洋溢着自我和时代的气息。传统知识分子不可能写得出这样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近似疯狂的话语不但冲击人的神经，也考验阅读者的审美经验。阅读郭沫若肯定不能采用传统诗歌的欣赏方式，不能采用“吟”、“品”和“悟”的方式，应该大声地呐喊和狂吼，声音来自胸腔而不是口腔。郭沫若诗歌的局限被诗论家朱自清、废名等发现并作了指正，认为它实现了诗歌的白话和自由，但没有完全体现诗美的创造。稍后出现的象征诗派、新月派和现代派诗对他都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补充。
现代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而流动的世界，有其基本元素和演进线索，但没有恒定不变的基因和主题。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任何传统的恒定的东西都受到了时代的质疑，变得烟消云散了，时代本身最终成为了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吸附、裹胁人们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与时代同行，将进步作为了一种价值图腾，约束、规定着人们不同的命运遭际。郭沫若的人生之路和文化、文学创造也随着现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演化出多样而驳杂的意义，出现了文化的郭沫若、文学的郭沫若、政治的郭沫若、历史的郭沫若以及家庭的郭沫若，它们同时存在于郭沫若身上，使他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如学者、诗人、战士、戏剧家、知识分子、革命者、官员等等。不同的文化身份既是郭沫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证明，也表明他有不同的人生欲望和追求，这些又规范着他的思想观念、价值心理和语言想象。
比如作为“作家”的郭沫若就具有多重涵义。事实上，“作家”这一概念是在新文学中被建构起来的，它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并在历史处境中得以清晰描述。作家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启蒙者到革命者，从职业写家到文化商人，新文学不仅收编了各行各业的人，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生制度的建立，现代都市的发展所带来的大众传媒和文学机构的云集，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人员的快速流动，它们为现代作家群体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吸引着那些有着政治的梦想、经济的苦衷和文化诉求的人们，只有文学才能给他们提供自由倾诉和表达的时间和空间，只有文学才能让他们获取生活的信心和构想未来的途径。他们将自己生活融入文学，将感受化为文字的表达，他们的思想和生命最终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与作家是完全一体化的。但郭沫若并不只限于“作家”或“诗人”这样的身份，他还有其他的身份，其他身份比作家身份在他身上体现的更为鲜明，也时时被阐释者所强调和凸现。它把郭沫若看作是知识分子也不完全准确，新文学的发生有多种机缘和力量的参与，其中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是其重要力量。知识分子是一个模糊性与暧昧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当初是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属于上流社会阶层，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对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丑恶与不合理现象持强烈批判意识，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知识群体。同时，它还有第二个来源，与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宣言》，这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为“知识分子”。这里的知识分子带有贬义，多指具有浪漫、自由、有理想和热情，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喜欢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以社会良知为自己的担当，批判社会，讴歌光明，思想左倾的一群人。路易斯·科塞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②，艾德华·萨依德界定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就被政府或集团所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依据普遍原则：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③ 萨特也说过，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就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显然，知识分子在西方不仅有知识的权威性，更有公共情怀和社会的良心。
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士”阶层的崩溃，新学的兴起与崇拜，在中国近现代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阶层——知识分子诞生了，它一出现就承担重要的社会功能——思想文化方式启蒙社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急先锋，它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知识、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在社会各阶层中处领先和引导的地位。新文学作者是新式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以思想的批判性、价值的西方化和立场的现实感作为价值立场，将思想启蒙、现实批判和个人体验转化在文字的书写，并以文学创作推动社会现实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参与社会其他实际的具体工作，如商人、军人和职业革命家等，于是就出现了新的社群。思想启蒙、革命斗争和政治期望是中国现代社会重要的时代命题，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无法避开它们的存在，相对而言，郭沫若偏重于革命和政治斗争，弱于思想启蒙，他所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所指向的完成革命的任务和政治的斗争。他曾主张：“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要做自己的艺术的殉教者，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的改造者”④。他将自己置于多重社会力量，多重文化场域的张力之中，特别是文学创造与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身处文学与政治、文化与革命之间，从而使他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在自主与依附的矛盾中挣扎与超越。周恩来曾从赞颂的角度说：“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⑤这是往好的方面说，事物也有另一面，学术研究（包括文学创作）与革命行动之间不能兼容，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郭沫若那里，实际上也是存在的。郭沫若在矛盾中不断超越，先倾向某一方面，同时尽可能地兼顾另一面。一旦矛盾产生，又偏向另一面，兼顾这一面，似乎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但就政治思想来说，革命民主主义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以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主要特色的民主主义，当时已开始受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所烙下的深刻印记。在《女神》中，郭沫若彻底反抗黑暗现实，热烈追求个性解放，进而歌颂十月革命及其领袖，歌颂“均贫富”、“茹强权”的斗争。虽然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同时存在的这些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却反正是后来诗人思想能够向前发展的最初起点。从哲学基础上说，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强烈的个性主义。由于时代条件的区别，这种个性主义同欧洲十九世纪的个性主义已经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内容。对于郭沫若来说，正如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先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个性解放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而是把它当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种途径。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⑥，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⑦。1924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郭沫若因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这年4月赴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自己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⑧ 1926年，郭沫若曾赴宜兴调查齐、卢之战的战迹。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1925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的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1926年3月赴广州，写作了《革命与文学》一文，从阶级本质划分了革命文学与反革命文学的界限：“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对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⑨这里的郭沫若运用阶级观点从文学和革命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以正面申说的方式批判了文艺的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观点。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入了战争的洪流，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1928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创作主面，除写了《战声》、《蜩螗集》等诗集外，还配合现实斗争创作了不少历史剧，这是郭沫若创作中又一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继续不倦地进行多方面的著作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郭沫若的贡献和成绩不属于某一方面，就文化思想而言，他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者，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者，更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有丰富的个人体验，也有现代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时代的规范和选择，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巨大的历史变迁在郭沫若身上均有或多或少的投身和印记，郭沫若也主动投身于这个时代，参与了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大合唱。如果依照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所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著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著人类的道义。这样的知识分子定义用来衡量郭沫若，显然有些苛刻，郭沫若显然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他所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启蒙主义的，也不同于保守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坚持革命功利主义传统，所捍卫的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社会、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吊跪的是，他又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在新文学运动中起扛鼎作用的大作家，他的处身方式又是文学创作，以学术研究，是文化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恰恰是在审美、形式、自由、独立等价值目标中去完成和实施的，并烙上了浓厚的西方审美主义和自由主义痕迹，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
有了这样的话语范式，郭沫若很容易遭受非议和批判。并不说，郭沫若不能被反思和批判，而是应该采用别样的话语范式。
① 启功：《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第16—17页。
④ 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⑤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⑥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
⑦ 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
⑧ 郭沫若：《致成仿吾》，《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
⑨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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