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底线与责任
──从莫言领奖谈起
许纪霖
编按：12月5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应“Co-China”的邀请，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演讲.早前，许教授曾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评论，引起内地与海外关注。演讲当天，适逢莫言启程赴欧领奖，许教授即从莫言谈起。他认为，莫言代表了当下内地知识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铁路车厢内的电视上，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莫言。他启程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我想从莫言谈起。
批评莫言内地不刊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批评莫言〉。人家喜事的时候我去冲喜，结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围攻。这条微博被转了3万多次，评论有近万条，是我发微博以来回应最大的一次。
后来为了澄清为什么要批评莫言，我又在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鸡蛋与高墙〉。莫言获奖后，反对的声音在内地报刊出不来，所以我只能在香港发声。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里有一种很强的中国农民的原始欲望，通过这种文化对当下的批评和反抗，这是让我们对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来最大红大紫的时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动的、没有人逼迫的他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说他不关心政治，对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表现，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两人。
莫言坦率地承认，在作品中他是“胆大包天”、“色胆包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孙子”、“懦夫”、“胆小鬼”。这样的“双重人格”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和我们说的“底线”有关.
当然，莫言是不是“知识分子”，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不是学者，而是作家，比如刘宾雁、刘心武、王蒙。他们继承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作家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认为他们和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和良知没有关系了?他们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从莫言谈起，是因为如果莫言只是个案，真的不应该把他拉出来讨论，这对他不公平。问题是我发现，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为什么说是“主流”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堕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来以后，很多人为他辩护.有个也是手抄〈讲话〉的作家，他觉得很后悔，但是他想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去抄呢?他说，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泽东时代的迫害，照理说他是不应该抄的。他回想说，他好像觉得手抄〈讲话〉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吗?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许很见外。
莫言曾受过迫害
今天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过去所说的很多底线──包括道德的底线、政治的底线、学术的底线──都在被突破。大家觉得薄熙来可怕，是因为他是个没有底线的人，跟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现的情况是，很多知识分子，照理说是对底线问题最有自我意识的人，今天却失去了底线，底线变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线。有个评论者，如此嘲笑对手抄〈讲话〉的批评者：“我们早就放下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放下呢?”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放下的是底线。被轻描淡写地、非常优雅地放下了，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行。问题很严重，这是时代的病徵。过去中国古代士大夫是最讲道统的，道统和伦理、道德的底线有关.这些人都放下了，还指望谁去坚守呢?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两种放下底线的知识分子。
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这种人觉得什么都放得下，是非善恶已经说不清楚了。抄〈讲话〉怎样?歌颂“唱红打黑”又怎样?这是“识时务者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场游戏而已。他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对待一些在我们看来和气节有关的问题.有人为莫言辩解说，莫言当年发表《丰乳肥臀》后，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风顺的，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亲身感受过〈讲话〉所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危害。但莫言是从那个左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痛，难道就这样轻易地“放下了”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有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走了一趟重庆，没人逼你，就主动出来唱讚歌了。我发现，如今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瀰漫着浓郁的价值虚无主义，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奖，是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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