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决定脑袋的人
另一种是“犬儒主义者”。这种人内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时比谁都明白，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上就做什么事，在什么山唱什么歌，随波逐流。这种犬儒哲学如今在大学生当中相对普遍。谈到现实比谁都愤青、愤世嫉俗，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比谁都主动积极地去适应自己所痛恨的体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恶体制，一方面主动适应体制。钱理群老师对北大、清华所代表的学生精英有个批评，他把这些人称为“精緻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这个体制里，通过什么方式，能获得最大利益。
今天，这两种人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里已经成为主流了，这是让我很忧虑的。底线，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来愈模糊；虽然存在，却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是用来衡量别人的标准。
过去孔子讲“狂狷之道”。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今天，我们不能对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为善。但是有个标准，在我看来不是逼人为善，而是底线，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要求自己成为“狷者”。
谁既憎恶又主动适应体制
做“狂者”很难，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应当做的那条底线。简单地说，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首先是不作恶，或不与恶为伍。如果与恶为伍是被逼迫的，那还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今天很多时候不用付代价，很多人却做不到有所不为。比如，不加入手抄〈讲话〉，并不意味着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两位当代女作家王安忆、方方就拒绝了。但近百位作家却做不到，失去了底线的判断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圣人，不是君子，只是个“正派”的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守住本分。作为学术人，不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说假话，作假证.作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线。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恶人，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平庸。平庸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汉娜.阿伦特所批评的“平庸的恶”，他只把自己变成执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积极主动。莫言还算不上“平庸的恶”，他属於另一种类型：“平庸的乡愿”。
“平庸的乡愿”不主动作恶，只是好好先生，识时务，随大溜，消极地附和恶，但“平庸的乡愿”是与“平庸的恶”一样，都是恶的体制之基础.薄熙来事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文革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文革怎么搞起来的?不是一两个领袖脑子发昏，而是下面有群众基础，有一帮“平庸的恶”，也有更多的“平庸的乡愿”。这些平庸者，内心没有底线，只是“识时务”者，跟着最有权势、最有市场效应的人走，於是一场悲剧就发生了。
体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们要改革政治体制，这当然很重要。但不要以为体制是外在於我们的，所有的黑暗都是体制造成的，好像我们个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负任何道德责任，黑暗在的时候一个个都跪着，黎明来临之后都一个个站起来“控诉”。其实，体制的黑暗就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体制在今天已经内化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们当然要争取体制的变革，但是在体制暂时还无法改变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原谅自己，什么都行。不，即使在某个岗位上，都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责任。
改变自己，要对各种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说“不”。如果有更多人这么做的话，我想体制的黑暗不会这么猖獗。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进步很多。过去是你没有不作为的自由，今天不作为的自由还是有的。空间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人家恩慈给你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内心的蜡烛，就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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