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艮:坚执在锋刃上的后非非写作(2)
2013-01-28 09:0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邓艮
枪声响过之后
鸟儿依然在飞
在负重中坚守,在坚守中承担,在承担中提升;拒绝不再是一种姿态,而是行动,是介入,是坚守,也是希望。不仅《刀锋二十首》,在跨入新千年后,周伦佑又以三部倾心长诗《遁辞》、《变形蛋》和《象形虎》,它们一起构成后非非写作的动人景观。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非非写作继续以动词非非的姿势冲行在体制的刀刃上,明确标举“体制外写作”,目的仍在于为真正的文学和自由写作恢复合法性,“把文学写作从体制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还原它独立、自由的品质”,但它“与体制(官方)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7)有时候,它也被表述为“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在接受《亚太时报》文化专栏主持人肖芸女士的采访中,周伦佑谈及新世纪《非非》再度复刊的使命和意义就在于要重建体制外诗歌运动、拒绝通俗文化及商业心态,为先锋写作注入新的活力,并倡导“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理念,推动深入骨头与制度的“21世纪写作”。(8)后非非写作在新的世纪也以优秀的文本为自己做了很好的证明。
陈亚平的组诗《网体的语言制度》直接介入和处理当下现实和题材,“在字,词,句上落脚,大面积勾勒”日常生活表象背后“那字词中的织物,网体的语言制度”(《总编日志》),冷静、不动声色的纯客观视角同样动魄惊心,在避开花语句式的叙述中直抵事物的真相。《房产广告风波》写以女人身体和尊严来吸引消费者眼球的房产广告,在商业轴心的运动中,道德已经失去了“本源和界限”,女人在广告语言辞的暴政中变形为“修辞的消费品”和“肉欲的符号”。另一首《芙蓉的陷阱》同样直击楼盘“广告幅员中的修辞天空”不过是美丽的谎言,在无事的悲剧中以冷白的书写透出无可奈何式的反讽:
我透过窗外枯骨的树端,核实暗行的言传
缺水,停电?与广告词矛盾的无穷数集合
词饰将现实和痛感强加给梦想,一颗心
发挥其美,可以使处境
超俗,而又附加
致幻中的田园风光,乡镇闲展的德克斯
当一切成为商品,在物质与金钱的漩涡中,人们的心灵深处是否应该还有一道最后的底线?“仿真,是市面风行的自然气氛/深入到与表面均等的内在部分”(《农贸的在场》),而“那些看不见的不合理的组体/在移离的,不透明的空气之内”(《急诊室走廊》)。这个时候,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被消费者而言,“欲望的中心是双重黑暗”(《欲望的中心》)。而可怕之处就在于,对市场与欲望趋之若骛的人群,双重黑暗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谋,那些强大的“不合理的组体”被合理化。
陈小蘩大型组诗《正午的黑暗》从自身多年的中学教育工作体验出发,反思当下教育体制的积弊。在把“成功积在分数冷酷的光芒里”的校园中,教师的脸在严肃中含着深深的疲倦,“这张格式化的脸上写满作业、试题和校规/红的脸色已被面具埋葬”;更令人心痛的是,在学生们更年青的面孔上,“面具开始留下生长的痕迹”(《带着面具穿过校园》)。学生就是那棋盘上的棋子,“游戏规则在全部棋局开始之前已经制定”,一旦“智慧的棋子走出棋盘,它发现在棋盘之外”的自己就无所适从,因为规则在棋盘之外失去了意义,而制定规则的人却以“棋盘外的存在”控制和操纵着棋局(《中国象棋》)。分数的刀子既决定教师教学的优劣,又割伤学生的心灵;搏杀出刀林的,成为天之骄子或体制的宠儿,但更多的学生只能生活在分数的阴影中(《分数的刀子》)。这实在是一个积弊难返的恶梦啊:
面对鲜活的生命,你知道任何失误都不容许发生
可很多事并不按你最初的设想
你的心总在迟疑,事物的发展与良好的愿望
做着飞快的离心运动。你在其中
无法停止
——《一双明亮的眼睛日渐黯淡》
如果说陈亚平《网体的语言制度》与陈小蘩《正午的黑暗》等组诗是从形而下切入当下现实,那么孟原的《南方歌词》则企图从形而上来一次对黑暗事物的穿越。然而,在孟原那里,黑不仅是一种破坏性和压制性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抽象乃至理想主义的信念。“黑在黑暗的背后,吞噬整个的黑”,“刀锋的光/是对某个中心的破坏,一种黑的继续/延伸到黑暗的内部”(《黑暗的风景》)。以黑为黑,以黑进入黑,既是战斗的对象,又是坚持战斗的动力:
一粒种子的内核,最终是旋动
世界的力,突破黑的中心。把这粒种子
抛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见
或听见,它破裂成长的声音。某种
对种子逆反的力,使种子变得强大
正如我生命的内核被世界反动
——《我对力的一种理解与阐述》
意识形态作为元语言,总是企图为自身所在文化的一切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但正由于阿尔都塞所谓“缺场的原因”,一切意识形态、欲望和历史必然性等都只能是文本化的再现,并且不是真实的再现。或如阿多诺指出的,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本身不真实,而是说它自命与现实相符相一致这一点是不真实的。后非非诗人坚持以美学形式去揭示那被压抑、被掩埋和被伪装的历史和现实,比如袁勇《一只豹子闯进广场》、《蜂巢从灰色的树枝上跌落》、雨田《黑暗里奔跑着一辆破旧的卡车》、蒋蓝《酷刑及其他》、龚盖雄《小康社会的花朵》等等,都是后非非写作中这方面难得的文本。
有一个误会我觉得有再加以澄清的必要,即认为后非非主义时期尤其是二度复刊后倡导“体制外写作”,是与现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姑且不论我们人人都处于一定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之中,那种政治对抗论未免也太高估了非非主义的武器功能,其骨子里仍然是把文学紧紧捆绑于政治战车上的陈旧思想在作怪。非非主义只是一个颇具实力也大有潜力的先锋诗歌流派,它对文化和体制的质疑和批判恰恰是在履行先锋艺术的职责。用赵毅衡先生常常讲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一个文化不需要批判。“一个无须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一个无须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9)可以说,诗人就是文本化的工具,因为他生产出文本,生产出美学形式。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封闭的,是沉默的,我们只能通过文本形式,并在文本的缝隙和沉默处发现被意识形态掩藏的真实。皮埃尔·马歇雷在其《文学生产理论》一书中就曾谈到意识形态是由没有说出的东西构成的,“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不可说的东西存在”。所以要理解它的含义,我们必须站到意识形态之外,“从外部攻击意识形态,尽量赋予无形的东西以形式”。(10)后非非写作者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他们每每以自己的形式生产出文本,以美学形式的变构体现着真正自由创造的充沛激情,《变形蛋》、《诗史:当代诗歌经典》、《黑暗之书》等文本都是很好的说明。
其实,这一点早在1992年《非非》复刊号中就写得相当明白:“红色写作强调的则是形式的介入,在纯化艺术的前提下,通过写作激活人类的自由梦想,以形式更新的革命使人们对生活更新之必要保有坚信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11)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里,周伦佑再次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非非》对政治的关注“主要是在写作中,即在把‘政治’作为一种写作素材和其他的写作素材同等处理时,决不回避政治。所谓的‘承担’,所谓的‘介入’,所谓的‘深入骨头与制度’也就是这个意思”,并明确地说:“我们必须介入——但我们只能以写作的方式介入;我们当然要承担——但我们只能以诗人的身份来承担。”(12)后非非写作的立场已昭然若揭,它必然是以文学为形式的文化批判和思想建构,以自身的表现形式警醒主流文化体制不要一条直路走到头,因为直路常常是通向历史的陷阱。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后非非写作在坚持以诗歌言说的同时,有着一定的泛批评倾向,即在改变《非非》杂志的纯流派刊物性质时,“使《非非》成为21世纪坚持体制外写作的民间思想者的自由论坛”。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因为这种改变显然流露了后非非写作一定的理想主义情结,即“非非主义源于诗,包含诗,但高于诗,也大于诗。它的更高目标是文化与价值——即通过语言革命和价值革命以期最终实现的文化与价值的彻底变构”。(13)虽然非非主义流派的作品会不定期的集中推出,但由于更高目标和更多理想的旁骛,可能影响后非非写作的纯度和质量,也由此导致它的乌托邦色彩。当然我们也看到非非无门,它的开敞与通透拒绝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和限制,其内部成员的创作也是各显神通,彰显着不同的创作个性与才华,使我们对后非非写作期待更多。毕竟,当“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再是一个问题时,“写得怎么样”的重要性便日益凸显出来。
先锋往往是孤独的,而孤独是必要的。我们有理由期待:后非非写作必将生长起21世纪汉语文学写作的更大空间,并为此而继续非非。
注释:
(1)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前言一》,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
(2)(6)(11)周伦佑:《红色写作》,《非非》,1992年复刊号,总第5卷,第11-15页。
(3)周伦佑:《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非非》,2000年总第8卷,香港新时代出版社,第24页。
(4)周伦佑:《非非主义小词典》,载《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4-385页。
(5)周伦佑:《拒绝的姿态》,《非非》,1993年第6/7卷合刊,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第134页。
(7)周伦佐、周伦佑、龚盖雄:《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非非》,2002年第10卷,第459页。
(8)(12)(13)周伦佑:《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非非》,2001年第9卷,第1-9页。
(9)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10)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