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正伦：后非非诗群创作主体性审视

　　写作的代价
　　——后非非诗群创作主体性审视
　　
　　邱正伦
　　
　　我之所以以写作的代价来触及后非非诗人群的创作现实，其目的就是要在当代写作的丛林中，重新寻找到当代诗歌的根系、土壤和水源。客观地说，这种代价的付出主要集中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主体性精神层面中。主体性精神从艰难的苏醒，到再一次彻底地丢失，再到缓慢的自觉苏醒。主体精神的这种失而复得，对当代中国汉语诗歌的写作来讲绝对不是一件一语带过的小事，也不仅仅作为汉语写作的一种风格记录，而是当代中国人在写作过程中出现出来的精神历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风向标。事实上，当代诗歌的写作早已成为一种缺乏根性的漂浮状态，失去了血涌的热力，一种精神的极度下降姿态，心甘情愿的堕落。人们在论及当代诗歌的写作现状时，又总是习惯于借用西方的文本阐释理论，总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借题发挥，事实上，对当代诗歌写作的主体，诗歌写作的人的因素一直采取回避的方式，致使当代诗歌一直在主体性失落或者缺席的局面中走向了泛写作状态，甚至沦陷到与诗歌的本质精神，与诗歌写作的主体意识毫无关系的泥沼之中。
　　
　　周伦佑早在上一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就曾经对写作的普遍状态进行过切骨的总结，将当代写作概括为红色写作和白色写作两种最为基本的写作状态。我深信，周伦佑的用心是良苦而又致命的。其绝对不是简单地从一般的归纳着想，而是出于更深更尖锐的意图：一种面对写作的精神沼泽地伸手救援的行动。事实上，写作暗示的精神状态是极端贫乏和无望的，但精神救渡者的意识也同时是虔诚与执着的。为什么这样讲？一方面，现实的写作事实上一直处在精神下陷之中，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另一方面，周伦佑画定的后非非写作疆界，就像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圈地运动，集中一批尚在挣扎的头脑，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做精神的上升运动，借以暗示红色写作的后继有人，精神香火的依然缭绕。但是，在这种普遍流行的白色写作潮流中，在这种精神上普遍失血并心甘情愿做下降运动的现实中，要捍卫自己沉重的头，要守住一颗心，守住灵魂的家园，保持救渡者的身份，保持血性的写作，有关这一点，注定了写作主体要一直承担和一直付出必然的生命代价。
　　
　　在面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艰难形势，一种顽强的主体精神拯救行动也在艰难而持续地进行，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同样是在这种艰难形势中的希望与福音所在。就整个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状态而言，我们所在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情景实在是脆弱到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危险，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主体精神的救援者一直没有松手。所以，获救的希望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1）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主体精神下滑的趋势究竟有多严重，（2）精神救援者豁出去的血液能否重新返回到最有力量的地方，（3）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的精神景象能否重新出现，出现了又是否能持续下来。为此，打量和巡视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前沿，在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潮涌之后，洗劫与消退的事实不容争辩，留下来的精神河床才是我们真正有勇气面对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真正理由所在。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从洗劫和消退之后的现实中，找到两根木头。看得出来，这两根木头在中国汉语诗歌的丛林里，毫无疑问，应该是现有的能够找得到的两棵参天大树。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两棵参天大树重叠起来，或许能够真正成为当今时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定海神针，或者打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诺亚方舟与十字架，为当代中国普遍的写作灾难实施应有的救渡计划。
　　
　　这两棵参天大树就是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后非非诗群写作。在我看来，这两个诗歌写作群体，正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领域中主体意义上的真正觉醒者，也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担当者与救援者。
　　
　　回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历程，可以说没有一次诗歌写作的繁荣不是因为与写作者主体的真正觉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没有一次诗歌写作的萧条不是因为与写作主体的退场与失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诗人的写作与时代精神之间具有不可回避的深刻相关性。民族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志的强化，是促成精神文化上升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概括新时期以来中国汉语诗歌，其写作大约经历了三种方式：文体演变线索；主题迁延过程；阶段划分式。然而我们不能忽略贯穿其中的核心线索，这一核心线索则是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动。换一种方式说，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觉构成了中国当代汉语诗写作中民族精神思维的最高存在方式。
　　
　　宋耀良曾在《十年文学主潮》中对这一状况做过这样的描绘与概括：“横空出世突兀在文学荒漠上的那种恢宏阔大的气度与鲜活洁亮的生机，仿佛不是凭藉历史逻辑演绎出来的。由神坛引燃的那支冲天火烛，曾经被感觉为一次文化的壮丽日出；然而真正瑰丽灿烂的日光，却是在昏暝的世纪黄昏之际姗姗而来。世纪初的那一抹曙光尽管短暂，却唤醒了黑沉沉的中国文坛。如今，风雨激荡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度驱除弥漫在诗人心灵之间的暮色霭气，以日渐生长的勃然雄姿，迎接文学新世纪的来临。”[1]
　　
　　这一描绘和概括之中，已经透露出人之主体意识觉醒的端倪。我们知道，伟大的时代并非必然伴随着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但产生了伟大文学的时代，在其精神底蕴处，必定属于一个变革深刻的历史时代。历史上不乏有政治上轰轰烈烈，而文学上却仍然处在冷寂沉静的时期；但我们这个新时期却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状态到心态，从现象到本质都体现出黑格尔所表述过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相一致的状况。认识的逻辑历程，尤其是审美认识的轨迹确乎那样合节奏地与民族内在主观欲求以及社会时代的客观发展历程，呈现出深刻的相关性。文学对人自身的本质的观照，也使得人的本质折射到文学观念与形体之中。在从物化的观念而产生观念的物化过程中，在精神现象的对象化之时，诗人之中的主体精神，诗人之中审美自主意识，也被启悟和萌发，浸濡出诗人对社会生活的独自认识和独特表达方式。人的解放和主体意识的自觉，同时构成这一时代精神的主题。体现着时代最高哲学认识的理性思维，照射进了这片历尽苦难的苑地。苦难只是熔铸了其独立不羁的骨架。当新的转机来临之时，诗人便以空前未有的姿态，体现出生气灌注和繁富纷纭的气韵色泽。
　　
　　诗歌，以这种盛况和生机，奉献给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事实上，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汉语诗歌的写作来烛照这30年当代中国有关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意识迁延的历程；事实上，汉语诗歌也正是以丰富的心灵体验方式，记录和书写了这第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30年。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与时代迁延的步履都被凝结在这具有永久意义的现代诗歌写作的文字符号的燃烧之中。
　　
　　一、毁灭的生长：主体意识的觉醒
　　
　　为此，一个不容忽略的现实是：30年的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差不多也正好经历了每10年经过一次转换的三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审视这30年三种不同的写作方式，笔者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1）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大致出现了三种迥然不同的诗歌写作文体形式；（2）穿越这三种迥然不同的文体形式，我们明显地触摸到写作主体三种截然不同的主体意识心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写作观念的变动；（3）正是在这表面上看似文体形式的变动中，我们的汉语诗歌写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惨重的代价是否能够有所收获，还得看站在写作背后的诗人，其主体意识能否真正重新站立起来。
　　
　　在第一个10年期间，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发韧于一片文化焦土之上。被误认为日出的那场燎原大火，烧却了文苑的一切。从1976年春天“天安门诗歌运动”之始，文学似乎重新开始了在漫漫几千年历史中逐渐成就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诗人进化历史，只不过这种进化被浓缩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先是诗歌的崛起。“四五”运动的诗歌，不啻是全面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全面恢复了诗歌直面人生的态度以及鞭挞丑恶、讴歌光明的神圣使命；北岛的代表诗作《回答》也是写就于“四五”期间。这意味着包含有当代意识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思考也开始以新的文体形式体现，而这种思考和新的文体形式可以被视作为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当代性的某种契机与端倪。
　　
　　对当代诗歌写作的描述和阐释必然离不开“文革”诗歌。我们到底应该从什么角度或哪个层次去看待“文革”十年的诗歌运动呢？我们可以否定这个政治运动，也很容易批评或嘲笑那种千篇一律的诗歌作品，或者我们可以干脆认定它们根本不是艺术。然而，这些“伪艺术”在当时却是由许许多多怀着虔诚信仰的诗人、作家创造出来的，于是，嘲笑它就是嘲笑我们的父辈或我们自己。与其如此，还不如首先深刻地分析和反思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文化、怎样的社会心理和怎样的人性所导致的怎样的诗歌写作。
　　
　　“文革”诗歌是与那个时代的造神文化相符合的特定文本形态。它表明了那一时期人对外部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和人自身的解释。文本形态与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不论是天空中的太阳或人间的太阳，其目的都在于制造一个替代自己主体意识的“主体中心”，即人间之神，“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是其表现模式。于是，个体的人在自我淡化，以趋向“中心”，而作品中的“现实”、“世界”却成为人们的浪漫情致的载体。现实在这里已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生活现实，而是被人间之神替代了的唱诗班的“情感现实”，这里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被红色涂抹之后的颂歌现实主义，其对真正的现实生活完全视而不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在此之前开展的“实践标准”的讨论，似乎使诗歌界猛醒，开始反省这一阶段的后文革诗歌。在以北岛为代表的一大群诗人集聚在《今天》周围，形成了朦胧诗人的前崛起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宣告了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人格的努力崛起。北岛的《回答》、《一切》，顾城的《一代人》、《生命幻想曲》，舒婷的《我的祖国》、《致橡树》等等，这一系列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和陆新华的《伤痕》一道，从伤口鲜艳的疼痛中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存在主体。
　　
　　几乎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理论批评界对钱谷融先生1957年《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重新认识与肯定，在文学思潮中站立起一个“人”的身影，在席卷而至的“伤痕”写作中，许多是属于诗人写作中低品级的作品，但它们的一个共同倾向却是明确而且有意义的：作品都已无意去处心积虑地表现外部生活与世界的丰富繁杂，而把诗人之笔集中在人的身上，着意缕析诗人内心的痛楚与创伤，并着力发掘其在审美意义中的价值，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
　　
　　这个姗姗来迟的“人”，无可抑制地在诗歌写作中愈显明晰高大了起来，诗歌作为文学由此真正回复为人学，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神的人化，由对一种外力的盲目崇拜转而对人的讴歌；英雄的世俗化，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英雄”跌落到凡人琐事之中；生活的心灵化，庄严火热的生活内容被溶解在心灵中而得到表现，以往其役使人的那种力量消失了。就美学上来说，人的本质力量完全外化消溶在被表现的客体之中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转，客体只有在更深刻的程度上体现展示出人的本质丰富性或自然的人化进程时，才能在诗人表现的范畴内占有地位。这种审美认识与人性化的时代以及人性化的时代哲学，融汇成强大的社会人文思潮，这正是1979至1989年间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之一。
　　
　　既然人在审美中确立了其地位，那么这万物的灵长所根本区别于其他族类的那种能思维和意识的特性，也一定会在诗人中体现其存在并应得到重视的权力。这种体现是颇费一番周折而后得到认可的。经过无数次的批评、反驳、商榷、争辩，诗歌作为文学还是依照其自身发展规律往前更推进了一个阶格，由着重描写人进而到注重描写人的心理。人的本质随着这内在丰富性的揭示，更显出其本质存在的价值意义。
　　
　　但这一时期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人格的崛起，还仅仅停留在伤感的人道主义阶段。换一种方式说，这一时期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人格的崛起，还仅仅是对人性灾难的直观反映和情绪表现。也就是说，这里的“人”还不是明显的自我意识，而是先前群体意识的反映。这里对人和自我的理解，就象布克哈特笔下的宗教化时代的人那样，“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这种对人的理解成为1979年至1989年“人道诗歌”的核心。这种“人道诗歌”，与此后在哲学界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就人道主义问题进行的讨沦有某种共同之处，即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是借助于青年马克思带有超阶级意味的或者是共产主义意义的人而展开的。同时，也正如人们曾把马克思对人的理解误认为是非个性的那样，这时所追求的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崇尚，也并非足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只是矫枉过正的意向，人们仍受着深层心理中群体意识的束缚。如果我们看—看布克哈特描写的意大利人主义者们那种追求个人完美、性格高度自由发展的以至争强好斗的形形色色人物时，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时追求的人性不足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的自爱的人性，而是后来“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人性了。“人道诗歌”更多的是对后者的朦胧表现，它又是情感型和直观式的，而且其情感又是从“伤痕”文学的愤怨转为人性普遍丢失的伤感，这种伤感出于人的价值与判断转换期导致的若有所失的怅然。
　　
　　也许在当时，人们无法预见到这十年结束之后的下一个十年新时期的文学将如何发展，更无法预见到这一切都是写作者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正如十年前，人们无法预见到十年来的文学会如此地兴旺繁富，诗人主体意识的青春勃发会再度在这历尽沧桑的古老民族的生机中显现。然而，当我们现在回首30年文学艺术走过的每一个历程时，由北岛早在1976年创作的一首小诗《回答》中就已经闪烁出了一种天才的预见和深刻的乐观：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南方评论

主页 > 南方评论 >

邱正伦：后非非诗群创作主体性审视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