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正伦：后非非诗群创作主体性审视(2)

　　二、泛诗歌写作：主体性的再度迷失
　　
　　大致从1989年到1999年，当代中国汉语诗的写作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也正是这一充满力量的话语成为了当代中国面貌的物质内核和精神内核，甚至成为判断真善美的首要价值标准和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的生活方式。有关这一点，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对这一阶段的反思总是显得力不从心，致使人们的主体意识重新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极端边沿化的位置。当然思考的头脑是一刻也不会停止运动的。事实上，周伦佑在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一篇题为《红色写作》的文章，就已经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写作状态给予了深刻而鲜明的揭示，甚至为挽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体作出了预言性的努力，包括实质性的非非诗人群的创作实践，但是物质社会的发展惯性由不得人们给自己留下哪怕一点的喘息时间。所以，直到1999年以后，《红色写作》的精神宣言才在人们的精神河床上再次涌动，与物质潮流形成并行潮涌的社会现象。
　　
　　对第二阶段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有人作过这样一种描绘：“ 9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种阻塞式的困顿。一种物质的强光突然将人们从一场恶梦之中惊醒过来，同时又将人们的精神安置在一个焦灼不安的困境之中，这绝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趋时附利，而是现实带给人们的艰难的选择。现实已经构成了这样一个二项对立式：一边是循环的、封闭的、保守的、暴力的、愚昧与民族的；一边是线性的、开放的、进步的、民主的、文明与世界的。这一二项对立式，给人们提供的，似乎不仅仅是一种震惊式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暗示了一种新的人文困境，似乎整个社会就是一部在记忆与遗忘中变得愈来愈艰涩而晦暗的文本。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描述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并尽可能寻找一种方式来逃离现实处境，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2]
　　
　　换一种方式说，20世纪90年代，人们处在一种主体意识失落的阶段，作为写作者的诗人也在劫难逃。“当我们走出人声鼎沸、音乐喧闹的咖啡厅或酒吧，走在霓虹灯闪烁的大街上，周围是滚滚无尽的人流，偶或有冷漠或艳丽的面容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在这个时候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我们发觉有一些什么东西已经被抽干了，我们失掉了细腻的感受，浮到了生命的表层，在已逝时代的苍白而又辉煌的背景下滑动着。我们意图想找出些语词来掩饰我们进退维谷、漠然的窘境，但终于我们发现我们浮夸的言词显得软弱无力。” 为什么我们进入了找不到词语的失语状态，这与我们被“抽干了”有关。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被抽干了，毫无疑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价值。精神价值被抽干，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失语，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处在失语状态的人们，其精神就只能处在一种被抛、阻塞的状态。
　　
　　令人迷惑与震惊的，不仅仅是失语现实的来临，而是来得如此突然和极端，同时又正是这种突然与极端将人们陷入到更加深陷的失语状态之中，人们无法找到主体的立足之地。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还在努力挣脱文革十年的政治幻觉，挣脱作为工具人格的影子。人们在面对语言时，也就相应地表现出走出“假太空”、“不健全”的话语方式。接着，便是以现代主义失语为启蒙的“新时期”文化活跃在中国大陆，诸如朦胧诗、后朦胧诗、寻根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但人们的现代主义话语依然无法进一步延伸。可以说，即便是90年代的创作已进入后现代时期，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除普遍意义上的失语和主体意识丢失状态，相反却在不断地加深这种人的异化灾难。
　　
　　在我看来，谈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写作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谈论这个时代人的主体意识状况问题。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写作从总体上是呈直线下滑趋势的。因《棕皮手记》被推到近乎神话地带的于坚，因《大雁塔》声名雀起而快速闪躲到小说界的韩东，因《车过黄河》而钟情下半身事业的伊沙，一直缺少主子而大骂天下的垃圾派诗人。这一切，在我看来，也许很多情形都不相同，各有各的下降与堕落方式，但有一点是无须置疑的，那就是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脊髓早已被自己和这个社会抽吸罄尽。因而，在诗歌写作上的精神佝偻症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其实，解构也罢，打倒也罢，后现代也罢，下半身也罢，只要从根本的意义上保持了人的主体性存在，都还可以拯救，即便是宣布自己已经成为野兽，那也还没有达到无可救治的程度。最为致命的，就是精神上的羊癫痫。反映在诗歌写作上，不仅口吐白沫，而且全身痉挛；不仅会间歇性地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不仅不好医治，简直就是不治之症；不仅在病发期间出现失语、失忆，最严重的后果还会发出咩咩咩的声音，据说谁想帮助病人，弄得不好会被羊癫病人咬死，甚至你连捂耳朵的时间都很没有。这种羊癫痫并发症已经在当代诗歌写作界普遍爆发，并且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讲，不仅颠覆了当代汉语诗的写作本身，甚至从根本上颠覆了诗人作为人的任何可能性。
　　
　　这里引录下半身写作的一段文字，我们即可以看到作为写作者在失去主体意识监控之后的肉体弥散状态：“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就是你写的诗与你的肉体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它已经不纯粹了。而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上半身的东西包括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等等。坚持下半身写作的诗人叫下半身诗人。”
　　
　　当然，对下半身的阐释是一回事情，其诗歌写作则是另一回事情。下半身诗人为了将下半身的写作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写作始终紧紧围绕着肉体做超低空飞行。请看沈浩波的《一把好乳》：“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三、后非非诗群，站立在刀锋上的写作
　　
　　也许有人会质问，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全息触及后非非诗歌写作群体，难道后非非诗歌写作群体是突然迸发出来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后非非诗歌写作群体决不是继非非之后的另一个诗歌写作群体，而是非非主义诗派全新时期的诗歌写作群体。这个写作群体，既包括从前非非状态中转型而来的诗人，也包括后来众多的加入者。后非非诗歌写作群体本来从1992年第一期《非非》复刊号就出现了，为什么本文又没有将后非非写作群体放在主体丢失的第二阶段来予以思考和分析呢？原因非常简单，在商品经济疯狂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写作主体的自我沦陷和被淹没无疑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逻辑必然。
　　
　　正如周雷所言：“精神速度放慢的内态，是人的精神普遍涣散。体制话语鼓动的商业竟争及其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狂潮，淹没了人们心中微亮的启蒙灯盏，精神自我转而在幽暗中逐流而行，任理性、人格、道德一并随波漂流。人生再也无法振奋。新人本诗歌将存在的撑竿直插江底，坚持逆水行舟，在苍茫的水面上奋力划行。众多在物欲的浊流中失去高度和亮度的面孔，对它的光照自然只有冷漠。这是少数人孤岛式的坚持，以人性的造型和理性的高度。众多艺术门类――小说、戏剧、绘画、音乐，竞相随波逐流，即使有少量先锋，也还在后现代的浅水里扑腾。整个公共话语空间，除了思想界和散文界的自由之声，只有诗歌坚立对抗的姿态。尽管它迎风击浪的动势战舰般指向精神的港湾，但在涣散如沙的现实世界，孤独与冷寂依然不可避免。80年代那种期盼的心情和关注的目光早已散场，场地上只剩下散乱的石头。精神涣散必然造成中心的消解，这是后极权时代的又一特征。是的，进入90年代，人们心目中除了外在的权力中心和内在的利益中心，已经别无中心。80年代的精神激奋普遍消退，中心纷纷坍塌。众人的注意力除了还被权力和利益吸引，几乎看不到其它的存在――包括曾被视为神圣的精神文化。随着体制意识形态在人们头脑中的中心地位大面积崩溃，体制外话语也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平台。”[3]
　　
　　所以，尽管后非非的创作自觉和理论自觉早在第二阶段初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坚持从写作主体的精神层面予以着手和捍卫，但就这一时期的整个精神情景而言，那绝对是不合时宜的举动。如果将整个这一阶段的商品经济大潮比喻为一场巨大火灾，那么杯水车薪的救火方式就只能是先知者的一相情愿了。因此，直到2000年，后非非诗歌写作群体才随着新旧世纪和整个社会的再次大转型而再次复刊。在我看来，这决不是非非诗派掌门人周伦佑一厢情愿的复刊举动，而是对后非非诗歌写作深刻的社会启示和新世纪的精神象征。
　　
　　我之所以将后非非写作群体一直推迟到这一时期才全面出场，除以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动机，那就是后非非诗歌写作群体的出场与诗人主体意识的再次觉醒保持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血脉相连。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诗歌写作的两极互逆现象。从1999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仅没有因种种因素造成停顿或者减速，相反社会经济的速度以比20世纪90年代更快的速度发展。一方面，物质因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而极大地丰富，生活方式因网络的快速发展而带来极端的便捷；另一方面，精神在加速发展的时代而快速贬值，生活方式因极端的便捷而产生不能承受之轻的普遍感受。于是，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具体地说，反映诗歌的写作领域，也同时出现了两种极端对立的状态。一方面，诗歌写作快速从高位写作向低位写作转化，从头脑下降到屁股，从上半身跌落到下半身，从灵魂转换为肉体，从血液转换为口水，从红色写作转换为白色写作。总之，整个诗歌写作从意识主体向身体或者说直接的肉体转化。另一方面，后非非诗人群体的写作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主动经历的反崇高、反文化、反价值的偏执性写作的洗刷之后，又以主体性自觉的方式转入了全新的后非非写作阶段。即：“‘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强调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全力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在绝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见证性和文献价值。”[4]
　　
　　其次，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主体性回归。在以下半身写作、垃圾诗人写作，以及一切自甘堕落的写作以外，后非非诗群的写作却自觉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主体性上寻找归宿。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很少从诗人的主体性角度寻找阐释的路径，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文本形态到文本形态，从指鹿为马的流派到流派。这似乎真的应验了福科所说的，在上帝死了不久，接着人也死了。情况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中国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的30年间的改革开放，莫不是以人的主体性的三次大的转型密切联系起来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当代汉语诗的写作就更加如此了。写作主体从觉醒到重新迷失，从迷失到再一次觉醒，直到后非非诗群于2006年编辑出版的《站立在刀锋上的鸟群》，完全证实了主体意识的几次大的转换历程。
　　
　　当然，情况也决不是完全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看到所有的人纵身跳海，就真的没有人无动于衷？周伦佑早在1992年就以《红色写作》的一篇长文，淋漓尽致地针对白色写作带来的精神匮乏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透过红色写作的血液浓度力图唤醒处在沉睡状态中的诗人主体意识。无独有偶，周雷在《后极权锋刃上的先锋诗歌》一文中，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转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与分析，并从新人本主义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角度对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中的人的主体意识进行了独到的阐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后非非诗人群，他们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究竟呈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站立姿态，面对闪闪发亮的刀锋，他们的主体意识又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打开当代诗歌写作之门，以群鸟的翅膀展示飞翔的天空。
　　
　　后非非写作的诗人群体，不是远避海外的北岛们，也不是尚未长大成人的“七十年代后”，他们是创作高峰期一直延伸到新时代窗口的第三代诗人中的高位写作者。标志性的文本，是周伦佑在石头尖锐的齿缝中写作的理论《红色写作》和诗作《刀锋二十首》、《遁辞》、《变形蛋》、《象形虎》等。在后来的写作群体中，共同开辟后非非时代的诗人和作品站立成严肃的队列：陈小蘩《在水中》、《精神镜象》、《黑暗的正午》，陈亚平《诗人公社》、《诗歌白皮书》、《网体的语言制度》，雨田《麦地》、《国家的阴影》，童若雯《拯救》、《火浴的女人》，袁勇《动词的先驱》、《造反》、龚盖雄《愤怒的遗产》、《小康社会的花朵》，蒋蓝《酷刑及其他》、《经验十书》，董辑《我在古代的生活》、《头朝下的生活》，黄懿《接近蝴蝶的方式》、《一个人的修道院》，余刚《热爱》、《超现实书》，邱正伦《人生经验》、《冷兵器时代》、《肉体美学》等等。他们的写作已经在主体意识全息打开的状态中进行，保持着写作的高度警觉性和艺术表现的纯粹性。仅就这一点而言，后非非写作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按照周雷的说法：“无论艺术史价值还是思想史意义，都是一块深深插下又高高竖立的尖碑”。
　　
　　纵观中国新时期30年以来的诗歌写作历程，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主体意识从觉醒到失落到再次觉醒的全景式精神图象。站在这一视角了望台阶上，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后非非诗人的写作已经完全超越了任何意义上的抽象思考和名词性的解释，已经完全以主体性的鲜明姿态站立在现实锋利的刀刃上，用切心的疼痛和鲜血灌注自由与想象的翅膀，以此形成新的天空和壮丽的日出：
　　
　　想象大鸟就是呼吸大鸟
　　使事物远大的有时只是一种气息
　　生命被某种晶体所充满和壮大
　　推动青铜与时间背道而驰
　　大鸟硕大如同海天之间包孕的珍珠
　　我们包含于其中
　　成为光明的核心部分
　　跃跃之心先于肉体鼓动起来
　　
　　——周伦佑《想象大鸟》
　　
　　[1] 宋耀良著《十年文学主潮》p2-3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 邱正伦著《本土人质》p22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3]周伦佑孟原主编《刀锋上站立的鸟群》p11   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4] 周伦佑孟原主编《刀锋上站立的鸟群》p2   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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