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巴黎公社死难者有了明确的公开祭所,社会郁积的厚重情绪找到了释放之地。由幸存的“公社人”和他们的亲属、朋友悄悄组成的“巴黎公社之友”协会,此时也被允许公开活动,至今十分活跃,现在有2500余名会员,其中包括约150名外国会员,每年举办公社纪念日活动。过去,巴黎公社运动一直被法国官方教育系统严重边缘化,但历史毕竟是任何人无法掩盖的,现在,作为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被列入相关教材资料。1999年,巴黎著名的公立奥赛美术博物馆,展出了搜集到的巴黎公社艺术家们的优秀画作和当时拍摄的公社运动的照片,并拨出三十万法郎的预算,支持《巴黎公社》电影的摄制。2000年4月19日,巴黎市政府以“纪念法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事件”为由,正式将市区南部一处当年保卫战最激烈的街道交会地,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命名仪式上,时任巴黎市长的蒂贝里和文化部长杜蓬等右翼政界人士和左翼政治人物、死难者遗属与当年军政人物的后代们共同出席揭幕。2005年,是露易丝·米歇尔逝世的100周年,法国政府宣告为“路易丝·米歇尔年”。去年,是巴黎公社诞生140周年,巴黎市政厅广场举行大型的“巴黎公社节”,有60多个组织数千人前往“公社社员墙”献花致敬。
拿破仑一世于1803年出钱买下这块占地44公顷的公墓土地后,曾宣布过一个不错的法令,公墓不得拒绝任何要求来此安葬的人。有趣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敌阿道夫·梯也尔于1877年9月3日得脑溢血死后,竟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革命家兼歌手、《樱桃时节》(相当于巴黎公社之歌)的作者克莱芒,包括后来的法共领导人加香、多列士、杜克洛等一起葬于此公墓内,而且相距不远。冤家对头相逢,只要不再使人间流血,亡灵之间大可继续争个我是你非嘛;或许,也可以展开漫长与激烈的谈判,反正没有时间的限制。对这,我不得不佩服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幽默和智窍。安葬在这里的还有巴尔扎克、莫里哀、拉封丹、肖邦、比才、王尔德、圣西门、普罗斯特、柯罗、德拉克洛瓦、邓肯等一批耳熟能详的世界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
由于过去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对立,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某些西方学者有意贬低巴黎公社运动只是欧洲激进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我极不认同这些肤浅的偏见,我不涉左翼、右翼的政治立场和各种真假主义,与官方的诠释更加无关。我只是从一个艺术家独立的人文视角看到,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彰显了人类技术文明的巨大成就,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危险的处境。从路易王朝到拿破仑的雄心勃勃至腐败堕落的帝国兴亡史,欧洲的国王或皇帝们,还有那些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层层搜括剥削,纷纷把所有权力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又发动侵略战争,四处征战,劳民伤财,广大劳苦大众日子更加艰难。而皇室成员和资产阶级又是惊人的奢侈腐败,骄泰挥霍。表面的华丽盛世下,人民的怨恨却像锅中滚开的沸水。各阶层的不满使欧洲大陆到处都像布满了干柴,一点即燃。当年,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堂堂阵列,浩然正气,以震慑世界的力量,第一次骄傲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向一切奉行暴政压迫的极权专制主义宣示:“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从此,这个伟大的宣示就作为“普世价值”载入到了人类进程之中,也跳出了改朝換代只成就皇帝轮流做的窠臼,历史的轨迹,不再全由权杖组成。他们追求社会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他们生死与之的一切,已经升华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神坛祭台。具体的说,激发全世界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和各个当政者对人类政治文明去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巴黎公社运动所揭橥的严酷的社会实情告诉人们:那里有对人民的压迫,那里就有人民的反抗,正义无处不在,所有的权力人物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从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政治不共和,人民不自由,宪政不彰显,人权不至上,国家必衰,政治必衰,人心必散,社会必乱。因而主动去拟定出各项缓和社会矛盾、支撑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方针。客观上,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修正自己的策略,不断加强认同人权、自由、民主、法制的普世意义,为西方大国近代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人文能量和社会稳定基础。今天,可以宽慰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巴黎公社运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不管哲学与艺术流派的学术分歧有多大,法国最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以其进步思想和作品启迪民众的心智。在法兰西社会最艰难的时刻,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召唤人类文明良知,昭示卑微后面的尊严,以理性、法治、人本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唤醒人们正视现实,又要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希望,发挥了重要的思想上的导引作用。伏尔泰的名字至今仍是世界上一切不愿战争、反抗压迫、倡导和平改良、捍卫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崇敬对象。我认为,这类先贤们的智慧和精神仍然在帮助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类,去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从而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体质。为了表达对这位“欧洲的良心”的敬爱与崇拜,当天下午,我又一次去到巴黎先贤祠,向他的灵柩和雕像躹下深深的三躹躬。他的精神鼓励着我坚守自己的体证,观察,思考,表达,又直陈裁断地使我清醒: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内心黒暗和通向彼岸的自觉动力,其艺术将一无可取。特别是与他的遗体不到半尺的最近距离,我的手深情地抚摸他深红的棺木,“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雨果语),我的灵魂与他的灵魂是那样的亲近,我的心扉似乎感受到其亲吻过的睽违已久的伟大启示。先贤大哲的思想的灵光,使我颖悟到艺术命运中的我并非个人的我;任何物性的东西都会随时间而腐朽湮灭,只有升华为文化之魂的精神,将穿越岁月的黑暗丛林,与光明永存;我必须要以献祭者的情怀,努力使自己的艺术成为飞越宿命死地绝境的自由灵性之光。
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铁血锋芒的风云惊悚世人。而使命意蕴又让我们这一代正好踩在历史的脉搏之上。圣经箴言里有一句话:“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耻。”人文艺术家的敏感直觉和苦涩反思的情怀,使我看到华夏大地盛装凯旋表象下的阴霾。社会进步需要效用性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良性统一,并以人文精神张显的文化高度为指标。伟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最基本的心灵动力今天何在?5000年中华文明不朽精神价值生气勃勃的自觉的历史承传今天何在?又有多少人懂得并在追求崇高生命美学范畴的意义?魔鬼的微笑有时比上帝的庄严更具诱惑力,不明白生命的归宿何在,在焦虑、烦躁和物欲化中当然找不到心灵的绿洲,肉身的生命变成了只是腐烂的物性生存。一个社会,思想朝霞的凋残,必然导致精神的废墟,物质文明再先进、再图强,也是物性的。如果没有道德,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也可变为轻薄无聊的“叫兽”。当下,世风跌落,鸹噪蛙鸣,道术为天下裂慨久,四顾寂寥。消费社会的赤裸贪婪消融人格于其翼下,一些污吏以权谋私,对国家资源和社会公共财富进行无耻的谋夺和挥霍,也导致社会伦理责任、道义承担的严重缺失,嬗递演变为世俗的物质迷狂。而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正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一些社会系统性制度障碍亟待解决。
我丝毫不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我反对的是夜郎自大式的狭隘民族主义)。艺术创新上,我极力主张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因意识形态、因固有现实利益而产生的二元人为对立,以综合兼容的文化创新意识,去创造体现进步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的21世纪中国的艺术新貌。我也不回避这样的思维定势: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追求真理,甚至慷慨悲歌,舍生取义,这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精彩的一脉所在。事实上,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不批判黑暗的艺术家不可能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当今许多学院精英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与现实问题及矛盾渐行渐远;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界却“文人无行,于斯为甚”,虚假的热情、空洞的赞辞,常以让人惊愕的狎昵讨巧和无耻的谄媚吟唱出现在印堂之上。多见酒色财气、醉生梦死中的功名汲汲之辈与一廂情愿的明日黃花,陈旧重复的语言、技巧游戏中,他们的艺术里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西方先进国家文化的考察学习,也往往只重器物形式的拿来,而有意无意忽略其内在价值和理念;相当一部分头衔声名不小的文化人、艺术评论家、理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和缺乏开阔的中外知识视野,把西方早已过时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模仿与无厘头的叛逆吹得天花乱坠。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或者精神境界的局促狭小,根本明白不了真正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对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意义。不懂得理解传统,包容创新,是迎来中华文化艺术辉煌的基本起点;对理性思辩、逻辑与真理的追寻,更是杂乱无章,迷迷糊糊,够不上提炼的层次。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精神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灵魂吗?极乏灵性焕发的现实里,看不见思想巨子、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像星星般的出现。根本无法将历史、人格、思想、传统、文化、宗教融炉而铸。
《孟子·离娄上》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种新的精神与文明的尺度难以寻觅,精明诡诈的反价值人生哲学却被重用,畅行赤裸裸的利益搏杀,过度的自私和盘剝甚至成为教导下一代的标准。玩世不恭,人文理想荒凉的年代,祸乱起于众昏无知。百年前,我们把国家腐败落后的责任曾经推给西洋各国,在国内掀起排外浪潮,让义和团把北京繁华商业街烧成一片废墟,理由是这些商店都卖外国货。而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仍然是往往自己先乱,好像没有太大的长进。思想懒惰、思想漠然中,焦虑和骚动发烧,智者眼中不堪回首的怪事蠢事荒唐事,为什么总和我们民众如影随行?难道数代人的牺牲換来的只是半梦半醒?多少真诚的愿望和美丽的梦想,成为一次次心酸的浪漫。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贵创、博证、致用,批判宋明理学主张的“三纲五常”、保守僵化,一直到辛亥民主共和,宋教仁等也欲以新思想力阻刘邦和项羽、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的封建历史重演。然而,对自由两字的认识仅仅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念,国人大多只视其为生存之道的谋求,并无有关存在的本质性思考。“五四”诸子虽然萌生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但对自由的内涵和怎样成为自由的主人,来不及弄清来龙去脉、更来不及普众,就被席卷而来革命狂飚吞噬而去。而后,绝对系统话语的强硬主宰,自由两字已被专利注冊,社会意识上的盲点仍是大面积的。不了解人类的自由是从血泊中走出,来之不易,人类的自由也意味着人类个人良知的责任。面对中国文化命运深层的浑浊和蹒跚,我深感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趁这次到巴黎参加“卢梭与艺术作品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进行人文·艺术之旅的机会,满怀深深的敬意和担负一份对自己祖国难以卸却的远想思虑,来瞻仰这一方烈士鮮血浸泡过的土地,聆听历史深处轰隆隆的回声,献上一位远来的中国女知识分子的一瓣心香,并在此反躬自省自己的人生,叩问生命与艺术的意义,思考一个中国人文艺术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发出独特的心声。
有时,崇高气场行走中的求索,感性中包含着莫大的理性。我的思维变得活跃:巴黎公社高举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恩格斯语)、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有效监督之下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使我更加坚定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坚守人道主义的立场。关于巴黎公社的逝者,法国女作家塞沃丽娜写道:“这些人曾经掌握首都、国库、银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险柜。他们不仅没敢要求动用任何公款,而且手头一无所剩……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暮年抽烟的零钱!”读着,渐渐地,震撼袭来:人类如果丧失了对伟大与崇高的内心需要,政治和艺术也就丧失了值得人们珍视的价值,政治家和艺术家的生命同时也会变得十分猥琐与毫无意义,它们所属的民族也将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民族!眼前这段矮矮的灰砖墙,承载着无数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的追求,承载着无数勇者的鲜血和忠魂。同时,它已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实体之不朽象征。虽然饱经日晒、雨淋、风蚀,但风骨依然如昔。它没有任何艺文的修绘,没有装饰黄金百合花,也没有玉石雕绘,像公社烈士们身前一样简朴清贫,体现着那些社会公仆的高尚人格,这恰恰是世世代代民众衷心崇仰、肃然敬慕的所在。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他们所创造的人民民主的原则也是永存和普世的!在此,我也要建议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有机会来到巴黎这个世界大都市的一些中国官员,在逛卢浮宫、凡尔赛宫、圣母院和香榭丽舍大道之余,是否可以静下浮躁的心,抽片刻时间来到这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寄宿着无数先辈英魂的祖宗源头的神圣之地,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下这本厚重的亮丽高洁的精神光谱,同时,认认真真地反省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自己做人的人格精神可在?执政为民的理想可在?责任可在?道义可在?甚至想一想,是否需要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和灵魂的救赎,作出某种深深的忏悔?!
关于巴黎公社这场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法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风云际会的特定历史时刻,自发进行的革命运动本身之缺陷、之不足、之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以此衍生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已有无穷尽的阐说和无休止的争论。我只想说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但警预着未来的可能性存在,包括借鉴性的存在。世界是多样的,各个国家的国情是多样的,向着什么方向推进民族和人类完善的范畴,也有多样的选择。但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些民主法制制度已从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则里得到了宝贵借鉴。包括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而庄严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默默注视着眼前这个鲜血凝结而成的纪念碑,作为艺术家的我,记起了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名句:“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非复仇。”我想,这段矮矮的灰砖墙,见证先烈们获得了永生的同时,也见证了人类历史的一页在此凝结、在此闪光。一位法国学者自豪地告诉我,现在法国三色国旗的象征,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伏尔泰、卢梭、雨果等先贤们极力主张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而且,这已成为所有法国政治家、艺术家及知识分子们思想和行为的一把标尺。我听之心头一热,经纬万端却一顾默默沉思:文化就是命运!科学社会主义和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乃至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难道不应该也包容这些人文主义的理念并为之振臂呼唤吗?尽管这个过程在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心理基础的国民性面前,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以坚定的措置,在人类正面价值观上不断地的努力耕耘,并以此为内涵去加強制度与文明的建设,为国家的持久力量发展提供稳定与健康的基础,才能在起伏跌宕、风云变幻中走向历史的破晓,才能不失国家民族大好的发展机遇,才能在尊严、高尚与和平中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大!
幸之,我亲爱的祖国!
2012年9月记于法国人文·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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