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中庸之道
要想说清楚中庸之道，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把《中庸》这本书烂熟于心，恐怕也很难从云雾中走出来。一方面中庸很有那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譬如吧，它讲“天命之谓性”，把人性上升到天命的高度，确实挺能唬人的；然而，细想想，这天命和人性实在八竿子打不着；另一方面中庸的境界是在是非常高远，甚至要“参天地，赞化育”，这实在把人捧到天上去了。人们一方面被中庸所讲的天命给吓住了，另一方面又觉得中庸实在昂扬着积极向上的精神；所以，经过这一吓一捧，便觉得中庸的境界实在是高妙至极。而中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中和”。何所谓“中和”呢？《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此说来，这“中”有静的因素，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不是静么？而“和”则是动的，“发而中节”，当然是动的。但是，在静与动之间，也就是“中”与“和”之间，还有一个漫长的历程。喜怒哀乐已发，但却未必中节；而不中节的可能性，要远远地大于中节的可能性。所以，这中和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甜糖虽然抹在了鼻子上，但就是舔不着啊。至于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那也只是吹吹牛皮罢了。但是，牛皮一旦吹起来，那就会越吹越响；仿佛因为人们的“致中和”，这天地才位焉，万物才育焉。然而，即便这世界上不曾有人存在；天地照样位焉，万物照样育焉。所以，吹牛皮的时候，最好不要吹破天，否则就成了一架疯狂的、以为全世界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中庸》一面把牛皮吹得震天响，另一面又把“诚”作为自己的核心观念。在孟子还讲“反身而诚”，也就是说回到自己的内心，才有真诚；但是，《中庸》呢，却吹开了道德形而上学的牛皮，大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明明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偏生要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仿佛不如此，在人本身，就要失掉所谓的诚心了。愈是美妙而又唬人的道德，愈是强调真诚。“致中和”，是无比美妙的，而“天命之谓性”，“诚者，天之道也”，又实在可以唬人。但是，愈是强调真诚的东西，在它本身，往往愈是缺乏真诚的。而一旦缺乏真诚，到最后，就只剩下真诚地吹牛皮了。而一旦吹牛皮都失掉了真诚，那这种道德就破产了。其实，中庸之道，早就受到了人们的深刻批判；我们看一下词典上的解释，就知道这种批判是何其得深入人心：“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看了么？什么是中庸之道啊？就是调和折衷。当然人，很多人指责这实在误会了高妙的中庸之道；人家《中庸》上并没有这么讲，甚至在内在的精神上是极力地反对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孔子不就曾大骂乡愿么？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调和折衷。但是，我们并不是根据《中庸》来评价中庸之道的；相反，我们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中庸之道的。在道德的实践中，中庸之道那美妙的理想之境，不但没有表现出来，而且沦为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滑头哲学，并且最大程度地容纳了黑暗。当然，为中庸之道辩护的人会说，那是因为人们失掉了真诚；这并不是因为中庸之道本身不好。但是，既然中庸之道那么强调真诚，为什么人们依然失掉了真诚呢？很显然，最深刻的原因依然在中庸之道那高妙的理论。中庸之道本身，有多少真诚可言呢？总是陶醉在高妙的理想之中，以为“致中和”是何其高远的境界，但惟独不去关注道德实践本身。其实，在道德的实践中，人们往往以滑头的态度来对待高妙的理论。连孔子都知道中庸不可能，那人们会以自己的真诚来对待中庸之道么？道德实践所需要的是朴素的、简单易行的东西。中庸之道，当然表达了高远的道德境界；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人们以滑头的态度来对待它，甚至这就是人们以滑头的态度来对待它的根源。那么，如何改变滑头的中庸之道呢？我觉得，需要另外一种中庸，也就是作为极端的中庸，“矫枉必须过正”的中庸。其实，作为极端的中庸，就是要摧毁调和折衷的中庸。
（二）过与不及
孔子讲“过犹不及”。“过”，就是太过分，越过了目的地；而“不及”呢，则是程度不够，不曾达到目的地。而“犹”，就是如同。也就是说，太过分与程度不够是一样的，越过了目的地与未曾达到目的地是一样的。那么，怎样才是最好的呢？恰到好处，才是最好；既不过分，亦非不及。也就是说，要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折衷。我们常讲，做事情要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实际上，就很好地把握了中庸的精神。在上一节，我狠狠地嘲弄了一下中庸之道；其实，这主要是基于对滑头哲学的厌恶，而现在就可以讲一讲中庸精神的好处了。也就是说，中庸之道，虽然在历史上被歪曲成了滑头哲学，但是，中庸这个概念的提出，却深刻地反映了先秦理性精神的觉醒。而对度的把握，就体现着理性的精神。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度应该怎样把握？就一般而言，力大者容易过，力小者容易不及；那如此说来，能够把握度的，也只有力气不大不小的了。但是，这不大不小，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到大与小的距离，应该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它是大与小之外的另一个极端。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极端存在么？很显然，它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可以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不过，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在运用的时候，也并不是想怎么运用，就怎么运用；在这里，同样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在我看来，力小者，是很难把握度的，因为他使尽浑身解数，也达不到目的地；就是力气不大不小的人，同样很难把握度，因为把拼尽全部气力，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稍一松懈，那就是“不及”了。所以，做事情把握度，实际上是对力大者而言的。力大者，当然很容易“过”；不过，这也说明他有“过”的实力。在力小者、以及力气不大不小者，都没有这样的实力。所以，只要力大者，稍一把握分寸，就可以达到中庸了。然而，力大者与力小者以及力气不大不小者的心思是很不一样的。力小者往往是知足常乐；力气不大不小的人，则在那里调和折衷；而力大者，则坚信“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知足常乐的，离中庸很远，因为这知足常乐掩盖的是“不及”。调和折衷的，仿佛就是中庸了，但是恰恰因为这调和折衷，往往很容易错过中庸，甚至根本就达不到中庸。而矫枉过正的，虽然自身越过了中庸，但却最终成就了中庸。就像小树苗歪了，你如果把它扶到正中间，它还是歪；但是，你如果把它扶到过正的位置，它反倒不歪了。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还有一个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叫做“不中乃中”。就像飞机投炸弹，如果到了目标上空才投弹，那就会很准确地错过目标；而只有还未曾到达目标上空的时候，就开始投弹，才会准确地命中目标。也就是说，以中庸为目标，是不可能达到中庸的。要达到中庸的目标，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当然，这极端，可以是“过”，也可以是“不及”。“矫枉过正”，就是“过”，而提前投弹，则是“不及”。急风暴雨可以达到中庸的目标，但是，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把握度；和风细雨未尝不可以达到中庸的目标，但这同样需要前提，那就是必须经历了狂风暴雨。我们所讲的“乱世用重典”，这合乎中庸之道么？这当然不合乎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但却有着真正的中庸精神的闪光。如果乱世不用重典，那就不能够稳定社会，结束战乱。在非常之时，在那里调和折衷，也只能成为恶人的帮凶，无论是否有意、自觉与否。也就是说，真要贯彻中庸的精神，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形；在很多情况下，走极端就是贯彻中庸的精神。孔子大骂乡愿，而又特别重视狂狷，不就很说明问题么？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代表了中庸的精神；相反，却是进取的狂者，有所不为的狷者代表了中庸的精神；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么？如果用高妙的理想去架空中庸，不仅失掉了理性的精神，就是中庸本身也会成为滑头哲学的俘虏。如果真要发扬中庸的精神，那就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庸之道，把它从滑头哲学的污泥浊水里拖出来。然而，很可惜，中庸的精神往往被拖到滑头哲学的污泥浊水中。
（三）第三种极端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中庸到两个极端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所以，可以视为第三个极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第三个极端就可以视为不走极端。譬如吧，在吝啬与挥霍之间，取个折衷就是慷慨；在怯懦与鲁莽之间，取个折衷就是勇敢；在自卑与傲慢之间，取个折衷就是自信。这个折衷，当然就是理想的中庸之境了。其实，亚里士多德同样把中庸视为美德的极致。也就是说，无论吝啬、怯懦、自卑，还是挥霍、鲁莽、傲慢，这都算不得美德；而只有慷慨、勇敢、自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德。而真正的美德恰好是两个极端的折衷。其实，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中庸，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在两个点所连结的线段之间取个中点；所以，这个中庸，是静止不动的中庸，而不是变动不居的中庸。但这里，我们先不讲这个问题。中庸作为第三种极端，到两个极端之间的距离相等，这恰恰说明了这个极端是不走极端的极端。我们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即两个极端的距离恰恰是中庸到两个极端距离的和。也就是说，中庸，永远都是两个极端的折衷。其实，我们并不能够保证两个极端都永远地处在极端的位置上。譬如吧，吝啬也有自己的限度，并不是每一个吝啬鬼都可以达到一毛不拔的程度；同样地，挥霍也有自己的限度，并不是每一个挥霍者都可以挥霍到倾家荡产的地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极端中，同样有中庸的存在。既然极端都有自己的限度，那设想一个静止不动的中庸，又怎么可能具有现实性呢？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中庸，有比较机械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辩证法的思想；他只是没有把辩证法的思想运用到对中庸的分析中。其实，有很多哲学家，甚至包括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讲自己高妙理想的时候，都把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中庸本身，就可以看做美德的乌托邦。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人们，恐怕连一个慷慨、勇敢而又自信的人都找不到了。中庸只具有理想的可能性，但却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它也只能属于美德的乌托邦。美德的乌托邦，当然会为哲人们所赞叹；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中庸的不可能。慷慨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吝啬；因为不吝啬，就不足以彰显他的慷慨。勇敢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怯懦，因为不怯懦，就不足以彰显他的勇敢。自信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自卑；因为不自卑，就不足以彰显他的自信。这在中庸的理论上，看似不可能的；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如果慷慨的人，对挥霍者不吝啬，又怎么彰显自己的慷慨呢？如果勇敢的人，不让鲁莽之人有所畏惧，又怎么彰显自己的勇敢呢？如果自信的人，不让傲慢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可笑，同样无法彰显自己的自信。两个极端之间的距离，看似最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又是最近的。我们知道，物极必反的。挥霍到了极点，就不得不吝啬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挥霍了。鲁莽到了极点，就不得不怯懦了；因为自己的鲁莽，已经闯下大祸了。傲慢到了极点，就不得不自卑了，因为傲慢本身已经让自己处于可怜可笑的境地。同样地，怯懦到极点，也可能鲁莽起来，但并不是勇敢；自卑到极点，也可能傲慢起来，但并不是自信；吝啬到极点，也可能挥霍起来，但并不是慷慨。两个极端的距离由最远变成了最近，如此以来，它们和中庸的距离也就更加遥远了。既然中庸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还要树立这个极则呢？追求美德的乌托邦，虽然并不现实，但是在这里，毕竟有理性精神的觉醒。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都以中庸为极则、为高远的精神境界；这说明人类的理性精神是相通的。人类的理性精神能够觉醒，当然是通过哲学的思辩，但是最深刻的根源还是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对于度的把握，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其实，我所谓的“作为极端的中庸”，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作为第三种极端”的中庸是颇有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三种极端，实在是不走极端。而我之所谓的“作为极端的中庸”，恰恰是要走极端。坦率地讲，中庸的目标，并不能通过中庸的手段实现；要实现中庸的目标，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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