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变动不居的中庸
实际上，盲目地讲我们中国的中庸是变动不居的，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中庸是静态的，也并不怎么科学。在原典儒学，中庸确实是变动不居的；但到宋明理学那里，就把这变动不居的中庸给静态化了，譬如讲：“中者，天下之正位；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正位、定理，似乎就是万古不易的了。但是，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其实，中庸所以为中庸，就在于它的变动不居。也就是说，中庸并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其折衷。两个极端间的折衷，不仅不是中庸，恰恰是乡愿。乡愿，是德之贼也；又怎么可能是道德的理想之境呢？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也”，似乎是在强调“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只有“不过”亦非“不及”，才是中庸。而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只有“过”与“不及”才是中庸；所谓的正中间、恰好、适宜，这都只是理论的悬想，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中庸，并不取决于什么“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定理”的高妙理论，而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形。有的时候，“过”就是中庸，譬如吧，要扭转颓势，就必须”过“，如果不过，又怎么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呢？有的时候，“不及”就是中庸，都到了一棵草压死骆驼的地步了，就没有必要使那么大的劲了。所以，中庸，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移动的。有人说了，既然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移动，那会不会出现恰好处在两个极端的中点的情况呢？也就是说，会不会出现恰好与理想的中庸之境重合的情况？这样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把中庸固定在两个极端的中点的理由，因为更多的情况是不出现在中点上。就像射击打靶子，中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靶子，而是一个不断移动的靶子。打固定的靶子，已经很难了，因为脱靶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打中的可能性。打移动的靶子，会更加得困难，因为靶子在不断的移动。我们没有理由把中庸给定住，即便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也不能。中庸，所以难能，就在于它的变动不居。实际上，人们所讲的中庸之道，是最缺乏辩证法的精神的。一方面，人们把变动不居的中庸给静态化了；另一方面没有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以及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而只是在那里调和折衷。仿佛调和折衷就是“执天下之正道”了。实际上，调和折衷，是背离了天下之正道的。“过”与“不及”是对立的，但也可以相互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就是“不及”，因为它虽然经过了目标，但又越过了目标；也就是说，它终究没有在目标上。也就是说，在这里“过”转化成了“不及”，这就如同画蛇添足一样。同样地，“不及”也可以转化为“过”；或者说“不及”的原因就是“过”。我们常讲，走得最远的人，并不是那些走得最快的人，而是那些不停地在走的人。走得过快，就会用力过猛；结果还不曾到达目的地，就把力气用尽，累趴下了，这不是“过”转化成了“不及”么？矛盾双方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但是，惟独调和折衷不需要条件。因为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调和折衷；而且这种调和折衷没有丝毫的意义。我在想，为什么在讲中庸之道的时候，人们会忽略辩证法的精神呢？有的人可能会反驳，中庸之道为人们所洞见，就是理性精神的觉醒；而理性精神也就是辩证法的精神。这样讲，并不错，但是，中庸之道却最大限度地容纳了道德形而上学，甚至为道德形而上学所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形而上学是辩证法精神的对立物。中庸之道在维持一个永恒的神话，譬如视中庸为至德；而辩证法就是要破除一切永恒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承认流变。所以，我们要用辩证法的精神去改造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并不带有终极性；相反，它来源于我们的经验。把经验先验化，只能获得一个神圣的假托，却无当于道德实践本身。变动不居的中庸，有没有一贯的地方呢？我们常讲“万变不离其宗”；那么，变动不居的中庸是什么为宗旨的呢？有人可能讲，中庸本身。但是，这样讲，只是回到道德形而上学。其实，变动不居的中庸就是以变动不居为宗旨的。变动不居，这才是辩证法的真精神。当然，任何的变动，都必须有具体的条件；如果只在头脑中空想，那难免会制造理论的梦呓。
（五）矫枉过正的合理性
矫枉过正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很多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反对这一点。不过，这恰好说明，他们所主张的中庸之道，不过滑头哲学的别名。而我所讲的作为极端的中庸，就不是在那里调和折衷了；相反，它就是要走极端。也许，这不合乎中庸的理想，但是它却是具有现实性的。再高妙的理想，如果不具有现实性，那也只能成为空想，甚至沦为骗人的工具。当然，主张中庸之道的人会嘲笑了：走极端，却还要标榜中庸，这不是开玩笑吧。我说，这并不是开玩笑。我的观点很明确，要实现中庸的目标，必须采用极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又讲了，实现中庸的目标，为什么不可以采用中庸的手段呢？原因很简单，中庸在思想方法上是调和折衷，而在现实行动中又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采用中庸的手段，是达不到中庸的目标的，因为它太过软弱无力。其实，软弱无力的现实行动，恰恰是以思想方法上的调和折衷为根基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思想方法上的调和折衷，就不可能造就强有力的现实行动。在思想方法上调和折衷，只能意味着既无原则，又无立场，同时又没有强悍的意志。当然，有人会说，中庸之道的立场，就是中间大多数人的立场，也即中间立场。但这同样是谬说。少数的圆圆蛋、老好人，是代表不了大多数人的。用中庸的手段，去实现中庸的目标，只能离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当然，使用中庸的手段，会造就非常和谐的景象；但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在和谐的景象下积累起来的，以致于到最后会出现火山大喷火，不得不用极端的手段去实现中庸的目标。以往的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也许，很多人会把极端的手段与中庸的目标对立起来，甚至用中庸的目标去否定极端的手段。极端的手段，当然不是中庸的目标；但是，当中庸本身已经沦为滑头哲学、乡愿哲学的时候，恰恰是极端的手段，体现了中庸的真精神以及真中庸的精神。其实，真正的中庸，只有作为极端存在，才可能具有现实性。滑头哲学、乡愿哲学早就把中庸高妙的理想给绑架了。讲高妙的中庸理想，滑头哲学、乡愿哲学说得比真诚的信仰者还要深刻。所以，不采用极端的手段，是没有法子把中庸的高妙理想从滑头哲学、乡愿哲学的黑屋里解救出来的。当然，一旦解救了高妙的中庸理想，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庸之道。用中庸之道的法子，可能在乡愿的社会里如鱼得水，但是，这只会离中庸的目标越来越远。因为乡愿是工于谄媚大盗的。在大盗的世界里，想实现中庸的高妙理想，岂止是不现实，简直痴人说梦。相反，只有极端的手段能够肃清大盗，并改造谄媚大盗的乡愿。盲目地反对采用极端的手段，并不是历史的态度。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就采用了极端的手段，这难道错了？当然，如果你站在大清遗老遗少的立场上，自然会诬蔑他。但是，恰恰是这极端的手段，表达了正义的声音，吹响了历史进步的号角。中庸之道，看似美妙无比，但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太不光彩了。它不仅在容纳黑暗，许多黑暗就是在这里潜滋暗长，并且最终弥漫开来的；而且它腐蚀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总是在那里调和折衷，就失掉了斗争的决心与勇气。人们形容近代中国景象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古老”“黑暗”“中庸”。“古老”，算不得什么错，甚至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骄傲的资本；但是“黑暗”，就很难面对，更难面对是这“黑暗”是以“中庸”为根源的。实际上，在近代中国，采用极端的手段，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才是真正中庸精神的闪光。也就是说，中庸的精神恰恰是通过极端的手段体现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美妙的中庸理想总是被人们绑架？就像现在许多大赞中庸精神的人，都在做着绑架中庸理想的勾当。其实，他们对中庸理想的赞叹、热爱，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如果真正中庸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们早就吓得“两股战战，几欲先走”了。正因为谁也不曾把中庸的理想变成现实，所以很多人便放心大胆地去绑架这理想本身了。但是，用极端的手段去实现中庸的目标，是具有现实性的，这就如同“由强权而得自由”。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