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启蒙美梦总是破裂，期待中的“新人”，虽在不断诞生中，却总是没有出路。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便是这样一个“觉醒了但无路可走”的“新人”形象。她最先听到了启蒙主义的“呐喊”，但被“惊起”后却无力“毁坏”鲁迅寓意中的“铁屋子”，等待她的，仍是“歧路彷徨”的“孤独者”身份。那么，这时候，她是准备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呢，还是联合更多的人起来“毁坏这铁屋子”呢?这已涉及到群众话语的另一条知识路径，是不满足于为“某老政权”或“好人政府”设计理想公民，而是发动“群众”“闹革命”。最初以“醒狮”为目的的“群众”话语悄然发生变化：铁屋子依然存在，但其中不再是被“唤醒”与“启蒙”的对象，而是作为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他们再不怕失去身上的枷锁，天然具有改天换地的革命豪情。莎菲女士们也不能再满足于发几声沉闷的叹息，品味自己的“孤独”，而是“到群众中去”，一起做砸破铁屋子的努力。所以，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部由两个独立故事组成的小说中，丁玲就通过肯定第一部分女主角美琳最终投入群众运动和否定第二部分的女主角玛丽拒绝追随革命潮流，而有意与莎菲女士那一类陷入自我苦闷的“新女性”划清了界限。
显而易见，在参与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上，“群众”内部却也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如《林海雪原》的第十六章设置了一个少剑波对群众讲话的场景：“国民党，座山雕，抢走了我们的东西，破坏了我们的劳动，下了我们的枪，要想饿死我们。现在政府发来了粮，救活了我们，又给我们开辟了劳动生产的大道，因此要好好地保护粮食，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劳动……”，作为回应，众人情绪激奋地“冲断了剑波的讲话”：“能不能发枪，二零三首长?有了枪我们进山像打野猪一样打死那些狗杂种”，而这个时候，曾不顾父亲阻止而在分得的马大棒子土地上打下了第一块木橛子，又在随后的土匪反扑中帮助白茹突出重围的李勇奇却“眉头皱了两皱”，开始在心里抱怨起这些群众以前的“抱不成团”：“有的人是属老鼠的，看到一点东西就想吃香的，结果被王八操的夹上了耗子夹;有的人是属兔子的，一听见吓唬，什么不管，撒腿就跑，他妈的没点硬骨头”。这里，少剑波所承担的，无疑是“对群众的说服和动员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等功能，群众的激奋反应显示了动员效果，而李勇奇“满腹的愤怒和埋怨”，则被用来补充交代了群众构成的复杂性。也就是说，群众中虽然普遍蕴藏着革命的内在需求，但除了个别像李勇奇那样的“积极分子”外，其中大多数却是不自觉的，“需要教育、启蒙和正确的政治引导”的，而少剑波、李勇奇和无名群众集体这三者，则正好影射了“政党政治—先进人物—群众”之间的逻辑关系[8](92)。所以，这里，“群众”依旧是一种想象性建构，但充当建构者的，已不再是“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借用齐泽克的术语，是它充当了知识分子和群众这对主体间关系的“大他者”。这时候，“群众”就被要求以其“先进人物”为中介，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态度，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大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不然，就可能被从“革命群众”的集体中清除出去。
二、“灾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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