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革命的“群众”话语中，作为始作俑者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种被贬抑的状态。而在“文革”后的知识生产中，这一贬抑又被简化成对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压制。在《问题与方法》中，洪子诚谈到革命文学成为“唯一的模式”之后，作家必须“发现‘力’的快乐，而不能体验‘美的悲哀’;只急于完成，而不耐烦‘启示’;只喜欢高潮和‘斩钉截铁’，而不喜欢变化和复杂的过程;只喜欢力的英雄，而不喜欢不彻底的凡人”[9](288)。但恰恰“美的悲哀”、“启示”、“复杂的过程”及“不彻底的凡人”等等这些“内心”与“小我”的东西，却是知识分子擅长与钟爱的。南帆在对此进行注解时，也说“多愁善感背后隐藏的软弱是知识分子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他看来，革命的“群众”话语设定了一个“隐性的二元结构”，“群众”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主项”，相对的，知识分子却“浮游在革命的外围”，倾心个人而害怕集体，心存梦想又软弱无能，站在革命门槛上但又随时转身他顾[10](15)。 凡此种种为知识分子在革命话语中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定位及其“多愁善感”的文化定性鸣不平的论断，似由知识分子“主体性”复苏造成的，但在根本上却因为“文革”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为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提供了保证，他们再不必为“群众专政”担惊受怕了。做为回报，知识分子则为配合政治上批判与反思“文革”的需要，纷纷加入“伤痕”与“反思”大潮，反刍自身痛苦，编织他人灾难，将政治结论衍化成诸多人道悲剧。其间，革命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曾被革命话语热烈追捧的“群众”褪去神圣光环，他们中“少数的掌权者”成了施暴的恶棍，造反的喽啰，罪恶的渊薮，而无名的“多数”，要么是空有革命热情但却毫无政治判断，要么是自私狭隘而投机专营，即使明辨是非，却也无力扭转乾坤，只能听任“恶人”当道，所能做的，唯有对“受难者”略表同情而已。相反，落难的书生，挨斗的干部，入狱的党员，却不仅没有道德上的过错，且大都心明如镜，普遍具有救世情怀，能坚持在困厄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然，尽管同为“文革”的“灾难叙事”，“伤痕”与“反思”多有不同。如许子东指出，前者大多“契合通俗审美趣味与心理宣泄需求”，在价值判断上常常善恶分明和正邪对立，并且对“群众”或“干部”(他们多有一个“工农”出身)中的“坏分子”多采用漫画式处理，外貌多丑陋不堪，道德一无是处，言语也多粗俗，也比较没文化，并在相貌与品行之间划上等号。这足见其对“群众专政”的揭批，所遵循的仍是“工农兵文学”的叙事成规，对“群众”的理解，也没脱离革命话语惯性：少数“受迫害者”，如《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小镇上的将军》中的“将军”，《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徐区长等，都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多数群众”不仅是好人，而且站在正义或者说革命一边，如《小镇上的将军》中镇上大多数人都跟随落难的将军，《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群众都积极保护被批斗的徐区长，《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就连多数囚犯都倾向于蒙冤含屈的葛翎。许子东用“通俗文学”中“善恶总是比较分明”[11](184)这一叙述成规对此作出解释，但革命的“群众”话语，不也正是如此来区分“少数”与“多数”的吗?
后者主要是通过“灾难故事”凸显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反省”意识，试图在今昔对比中建构一种意义结构，以自己经过一番“劫难”后获得“拯救”(道德上，党性上，政治上、地位上)来证明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所以，在这种“自我中心”的叙事中(多用第一人称，“我”往往具有一个知识分子，或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国家干部)，“坏分子”尽管存在，但缺少具体描写，这或许是因为不屑，却更多地为了表现自己的胸怀若谷(如《布礼》中的王辉凡不仅原谅而且帮助曾迫害过他的造反派头头)，而这种虚怀若谷的胸怀之所以能够大度地表现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文革后都得到“平反”，摘掉了“帽子”，地位还有所上升，如《绿化树》中的章永璘不仅不再是劳改犯，而且有机会“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蝴蝶》中的张思远住进了“部长楼”，《布礼》中的王辉凡不但升任“省委副书记”，而且已在筹划如何取代即将退休的“正书记”了。
这种“自我中心”的叙事对“自我”的描写，从外在行动到隐秘内心，大都极尽曲折。如王蒙在几部“反思”之作中，普遍采用“意识流”的手法，以“平反”或“升官”的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展开情节，这被普遍认为有助于在有限篇幅中包含更多历史内容，却忽略了其自我表现的功能。他在《蝴蝶》中玩了一个“庄周梦蝶”的把戏，但作为主人公的张思远却远非一个超脱的人物，他那次“重返山村”的行动，从心理动机到行动安排，都因这种“意识流”而获得自问自答式的呈现。从这种形式，也见出他的“重新造访”不过是故意轻车简从，“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与这番看似无心的“表意的过剩”相仿，张贤亮也在《绿化树》中点明章永璘是由“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陪同，乘坐“两辆‘丰田’小轿车”重返劳改农场的[12](197)。这时，当初下放的“小山村”或被安置的“劳改农场”成了避难圣地，既防止他们在如“继续革命”、“路线斗争”等极“左”政治路线中犯错误，又给他们提供一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机会，而“平反”或“复职”后的“旧地重游”，则又恰到好处完成了对自己“掌握历史发展方向”的展示。所以，这才有张思远“含着泪坐到了司机旁的当地最尊贵的座位上”时，特意说明“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的心里，装上汽车带走了”[13](349)。“文革”不但在张思远们成为一种“财富”，而且“群众”成了感谢对象，无须再如受难时那样，具体区分他们中间也曾经出现过“迫害者”及所谓“坏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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