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是陶渊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一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是无论如何，“金刚怒目”绝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险恶，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一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乱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特的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一种典型。我少时读了那么几首《三百首》里选的李白诗，一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一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一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入山游仙的人，所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还露骨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谢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之中。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考科举，犹今之不愿一级一级评职称，而求破格，一鸣惊人。于是他选择了“干谒”的途径，也就是奔走于公卿府第，以诗文自荐，企图遇到慧眼识英才，一举登上天子堂，然后大展宏图，得成大业。这是李白的如意算盘，像《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信和诗文，他给不同的人写过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还写。但是对于官场政治，他实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谢安那种天生的意识和手腕？他把官场晋升想得太简单、太公平了，真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结果他二十几岁离家周游全国近二十年，历尽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这条通向天子堂之路比考科举还长。并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他也敲开过一些朱门，成为座上客。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风采、谈吐、诗才点缀高朋满座的华堂，为酒筵增色，为主人增光，最后得一笔盘缠继续走路。况才高只有遭嫉，遑论推荐！与此同时他创作如泉涌，诗名满天下，而政治才能却始终得不到承认。他终于见召进京时已是四十二岁，接诏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兴奋就别提了。不过，不久就梦想破灭。他被放在翰林院“待诏”三年，曾有过皇帝赐食“亲为调羹”的殊荣，却根本没有献上治国安邦之策的机会。唐玄宗所需要于他的，只不过是陪着寻欢作乐，赋诗凑趣，本质上与优伶差不多。使他获宠也使他邀谤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作为诗，美则美矣，而想到那写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紧急奉诏写出来给李龟年唱的，真为李白难堪。他的“倚马才”用来体会上意，写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的句子。同是写贵妃得宠的题材，杜甫刺杨家权势炙手可热的《丽人行》与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这里无意对李、杜诗作全面比较)。当年汉文帝召见贾长沙“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还比这尊重些。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机会，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以李白狂傲不羁的本性不可能长期委曲，皇帝一时兴起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终于“赐金还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对仕途险恶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当道士之意，但是实际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乱之后，错误估计形势，做了皇家宗室夺权的牺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但是他侥幸遇赦后还是不放弃干谒求进，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实际上一生都在曲意求进；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是他在干谒途中的那些诗文，那一次次的叩门，非此而何？“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简直到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地步！
三
有点才识的人，在朝廷为官而没有被贬过的大约不多。先有屈原，后有贾谊，是想不开的典型。其实贾谊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得汉文帝亲自赏识，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马迁也说他“不可谓不遇”。对于那点暂时的挫折那么经不起，表现出心胸狭隘，尽管才气过人，恐怕是难当大任的，与屈原的处境不能相提并论。想得开的，因而形成另一种豁达、豪爽的典型而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的是苏东坡。他也是“聪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赏识。神宗时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其政见的是非姑且不论。他的态度是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既不妥协也不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每贬到一处，总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寄情翰墨，出入于庄、释，旁参孔孟、名法，清风明月都能助其参悟人生，宠辱不惊，出处自如，达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脱，而诗、文、书、画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学史上苏、辛是并提的，但是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出”“处”情况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苏东坡没有辛弃疾的国土沦丧之痛，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悲剧色彩。凭我的寡闻浅尝，一直特别心仪辛弃疾——人品、胸襟、才略、辞章都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武将，同时是战略家，主要的抗金复国的韬略都陈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我觉得他不当宰相也是兵部尚书的材料，结果却成了光照文学史的一代词宗，真是命运的讽刺，也再次证明才智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那功业就是北复中原，与陆游一样，这是他最执著的梦想。然而他只做过几任地方官，正当壮年就被迫赋闲，未告老而还乡(还不是真的故乡)达二十余年，其痛苦可想而知。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潇洒以风月自娱，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词中不止一处表示他不要效张季鹰那样，想起家乡莼菜鲈鱼就弃官而归，也耻于求田问舍，于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几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认真造福百姓，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且对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事实上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当然要设法求精神的解脱，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在这方面从他的文化积淀中还只能想到庄子，能调动的先例还不外乎“陶县令”、“阮籍”、“谢东山”，还有那个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等，能做的也还是以酒浇愁，以诗(词)言志，尽量在自然中求超脱。从量来说，稼轩词中写这种意境的相当多，而且回归自然确实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简直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的悲哀在于，眼睁睁看着北伐无望，国事日非，空怀良策而无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才是他发自肺腑的长叹，也道出了千古报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共同悲愤和无奈，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自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君王都有一种单恋情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心之所系、情之所钟还是魏阙之上那个君主，简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离骚》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那心情与失恋差不多。李白有诗为证：“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够直露的了。贾谊先见宠，后见疏，到了长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弃妇。杜牧的《阿房宫赋》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说的是宫女望幸，用之于历代怀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见召的心情也很恰当，宫女们是致力于“一肌一容，尽态极妍”，读书人则致力于策论辞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对象都是一个人：当朝皇帝。除少数幸运者外，其命运也常是从青春到白头，空望帝京而不见者几十年，光景也真堪怜。
四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