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似乎过于尖刻，太不堪了。但我无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宁是充满同情。中国才识较高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报国之途是极其狭窄的，唯一的职业是做官，唯一的机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国”和“君”是一回事。辛弃疾要收复失土是为了“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才“赢得生前身后名”。不像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独立研究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对人类做出贡献，“遇”与“不遇”的观念如果有，也要宽泛得多，不必总是盯着那个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说出“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大意)这样的话，中国士大夫说得出来么？敢这么想么？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点促使他们热衷于求仕进，企盼皇恩；第二个特点又使他们很难适应复杂黑暗的官场政治斗争。何况天意高难测，即使能受重用于一时，也极少能持久到足够完成一项自己的救国或建国宏图。好容易有了机会，他们凭着自负和责任感急于“力陈”的政见大半不会是歌功颂德而是直指时弊，不中听的，不遭贬黜者鲜矣。这就造成了中国一大批有济世之才的士大夫，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痛苦。况乱世多，盛世少，“你才唱罢我登场”，处于夹缝中的“士”为避祸保身计，也只有隐逸之一途了。魏晋之风提供了一条退路，一种解脱，在无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人格的尊严。在经世致用之外，出现了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自娱的另一种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种为士林认可的价值观。否则永远想不开，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贾谊忧伤而死，没有活路了。这样，读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处境、气质和旨趣，在“出世”与“入世”这两极之间，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传，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还能保全性命的话，结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颓唐，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实不仅是老庄，在儒家那里也还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类意思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有意思的是，19世纪美国的著名隐逸思想家梭罗竟引《论语》中的这些话作为他倡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参照。从这里倒回头去想，这种“隐”的确含有某种消极抵制，不合作的内核。
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作诗、词、书、画，于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怀成了主流，其比例超过真实的思想情况。这里还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回归乡里似乎都不需要为稻粱谋，即使清贫也不必多考虑“吃饭问题”这样的俗事。我没有研究过古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猜想大约多少总有几亩田、几间房。陶公显然是有片田园作后盾才能赋“归去来”，虽然诗中也出现“饥来驱我去”之句，大概总不至于真的挨饿。没听说过中国古代大文学家以卖文为生的。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狱还未兴起，好事之徒寻章摘句告密以邀宠的风气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议论朝政，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因此那些怀才不遇之士可以从文学艺术中尽情抒发，也有所用其才华。这样的作品既不必考虑市场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锢而欲言又止。写作的动机就是为抒胸中块垒不能自已，摆脱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见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至于有多少读者，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位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许，互相欣赏，这才值得为之推敲琢磨，精益求精，于是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学、书画。其瑰丽、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致、其宏伟，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力之丰富，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高峰。但是假设(当然只能是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叩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对我中华民族来说，这祸福得失该怎么算？噫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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